从长远可持续发展来看，在中国经济政策主题日益从单纯“赶超”转向兼顾防范“被赶超”的进程中，我们要想长期保持这样一种双向高度开放的最优状态，关键在于汲取西方国家经济民粹主义导致制造业优势沦丧的教训，长久保持、不断巩固提升我们制造业的效率与活力。

　　制造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显而易见。在新发布的前三季度GDP初步核算结果中，前三季度我国GDP为913027亿元，其中制造业为247918亿元，占比逾27%；相比之下，第二大部门批发和零售业规模为87593亿元，相当于制造业的35%。制造业不仅仅是中国各大产业中最大的部门，而且是其它众多产业部门的基础，很多现代服务业、特别是高收入现代服务业，归根结底都是从现代制造业基础衍生出来的。以实体经济部门为本而非立足于虚拟经济部门，这是中国文明数千年生生不息的根基，我们的使命是要维护和不断巩固、提升中国制造业在开放环境下的竞争力与国际地位。

　　从社会形态发展来看，社会主义经济本质上就必然要求是一种开放经济。作为近代工业革命中的后发国家，为了保住自主发展的能力，避免沦为彻底的依附发达国家的经济附庸，从贸易到外资准入，中国在工业化起步之初不得不对本国市场实施了较高程度的保护，但这种保护不是目的，只是阶段性工具。随着中国国内产业发展日益成熟，随着中国以远超世人预期的出色成绩克服一个又一个掣肘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稳定的“缺口”，我们已经在70余年发展中极为出色地完成了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其《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描述的后发国家工业化“赶超”任务，绝大多数产业部门已经不是昔日需要一定保护的幼稚产业，而是已经成熟；不需要继续高度保护，而是需要引入新的更多竞争压力，以求保持其活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客观上需要不断与时俱进，适时从更强调通过贸易保护推动国内幼稚产业发展的“李斯特时代”转向更强调扩大开放的“斯密时代”，扩大对外开放，包括销售市场的开放，也包括投资市场和股权的开放，通过更大规模利用国际市场的投入品来保持国内制造业和其它产业的成本竞争力，通过分享中国成长的机会来引导外部贸易伙伴与中国市场、中国规则接轨，通过引进竞争压力的“鲇鱼效应”强化国内市场竞争，保持国内产业的活力。

　　我们从“李斯特时代”转向“斯密时代”，是基于中国经济总量和中国大企业群体崛起的基础之上。在宏观层次，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而且论实际GDP早在2015年就已经超越了美国，我们国内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已经足以直接承受住外部经济冲击的考验，而无需在日常借助于保护手段。

　　在微观层次，我们之所以可以在更多的产业领域向外资开放企业控股权而不至于担心损害本国经济安全，一是因为目前我国具有系统重要性的企业体量在全球同行中已经名列前茅，无需担心外资能够轻而易举收购控股，纳入自己系列，进而操纵中国这一产业。二是因为即使在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部门，中国本土企业的技术水平、效率也已经达到了相当高度，足以在自由竞争环境下与西方对手较量，甚至战而胜之，从中国新能源汽车业异军突起，到华为在众多领域的“遥遥领先”，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三是我们现在已经发展起来了知识产权、商业秘密保护、反垄断、……乃至国家安全审查、“金股”（拥有一票否决权的股票）等一系列相关制度。

　　在国际反华势力企图将“新冷战”强加于中国和世界的背景下，打破他们使外部市场与中国“脱钩断链”的图谋，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乃至国运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原来经济全球化浪潮汹涌而我国自身竞争力还多有不足之时，我们需要较多地担心、防范外资涌入失控而垄断我国产业、市场；时至今日，我国自身竞争力已经大大增强，而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断企图收紧限制其本国先进制造业对华投资，在此背景下，我们担心、防范的重点已经不是外资汹涌而入垄断我国产业、市场，而是先进制造业部门外资不敢进入，甚至弃中国而去。

　　应对这一生死挑战，根本出路在于不断改善我国营商环境，扩大开放，保持、巩固、提升效率，吸引全球制造业先进生产力宁可承受相当程度国际反华势力干扰的风险，也要维持、扩大在华生产布局，巩固和增强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生产中心与高地的地位，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市场准入限制就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作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和地位日益显赫的对外直接投资大国，我们需要贸易伙伴保持和扩大对我们的市场开放；我们主动扩大对外开放，能够增强我们要求贸易伙伴对我开放的底气与谈判地位。在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八项行动计划中，“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放在了第二项“支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下，与“同更多国家商签自由贸易协定、投资保护协定”相接，自有其内在联系。

　　更进一步，二战以来近八十年里，美国长期扮演全球自由贸易旗手；但在当下这个“反全球化”浪潮甚嚣尘上的时期，美国正表现得越来越不乐意、也越来越缺乏能力继续扮演这一角色，遑论在国际贸易“江湖”之上素来以“欧洲堡垒”之类名号而著称的欧盟、日本了。他们的体制和人口构成演变趋势相结合，又与其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相互促进。当此之时，环顾宇内，承担全球自由贸易旗手职责，舍中国其谁？

　　此次宣布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是数十年来、特别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扩大对外开放政策的最新发展，因此无需担心这一政策取向的延续性。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第七章“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明确宣示了“以开放促改革”的思路——“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在其后的历届党代会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中，类似表述得到一再重复，党和政府同时也自主宣布实施了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的政策举措。

　　从更长历史背景上审视，这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以来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履行历史使命的一大步。社会主义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中国共产党从进入中国政治舞台之初，就主张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发展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即使在1936年7月的陕北窑洞里，毛泽东和美国记者斯诺畅谈对未来社会主义中国经济政策的构想蓝图时，也明确提出，当中国真正获得了独立时，外国正当贸易利益就可以享有比以前更多的机会，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投资，前提是外国借款和外国投资用于生产性事业。[1、]而彼时毛泽东麾下仅有万余久战疲兵，占据的地盘是中国贫困西北省份陕西内贫困的北部山区，南下受挫的红二、四方面军还在北上途中，在当时国内外绝大多数人眼里，中国在日本军事压力下能否幸免灭国尚存疑问，这样一支力量夺取中国全国政权更纯属天方夜谭。新中国发展到今天的水平，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是中国共产党这方面指导思想顺理成章的发展。

　　在中国现行外资管理体制下，台资比照外资管理，而富士康又是全球最大IT代工企业，台资企业中的佼佼者。正因为如此，《环球时报》22日报道，我国有关部门近期调查富士康重点企业税务和用地情况，顿时在海内外引发广泛关注。这件事与我们新宣布的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并无矛盾，也不意味着我们改变了鼓励台商台企赴陆合法经营的政策取向，因为保护企业合法权益、鼓励企业投资，并不意味着企业可以凌驾于税收和土地、环境等相关法规之上。富士康因其规模等优势而获得一系列优惠待遇，可以理解，但优惠不等于取消法规对其约束。

　　鉴于郭台铭近年在台岛政治舞台上的一系列动作，不排除此举有“敲打”的意味，但这种“敲打”也只是从原来的低调稽查改成高调宣布，而不是要收回承诺的待遇“关门打狗”，更不是要欲加之罪而捏造莫须有罪名；希望郭台铭能够充分认识中美国情根本不同，放弃复制特朗普从政道路的幻想，回归在商言商。今天，全球IT制造业总体上掌握在华人手里，大陆、台湾和北美华人都为此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新冷战和祖国统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中，我们要确保华人对全球IT制造业的控制力经受住国际政治军事震荡而继续保持、增强，为子孙后人保住这个优质“饭碗”。郭台铭完全可以通过为这一使命做出重大贡献而奠定自己的历史地位，何须纵身跳入台岛政治泥潭污淖，掺和那个龟缩一隅前朝余孽割据小朝廷争权夺利的跳加官把戏！

　　双向高度开放，无疑是我国这样的大国在开放经济下的最优状态，但我们能够实施这一政策，前提、基础是我们的本土产业具备足够国际竞争力。在这方面，工业革命以来领先世界两三百年的欧美因民粹主义政策取向而导致制造业基础流失，堪称深刻教训。时至今日，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中国视为“赶超”对象，中国经济政策主题需要相应日益从单纯“赶超”转向兼顾防范“被赶超”。为此，我们需要汲取西方国家经济民粹主义导致制造业优势沦丧的教训，溶入实践，长久保持、不断巩固提升我们制造业的效率与活力，这样才能实现我们长远可持续发展，长期保持这样一种双向高度开放的最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