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陆游讲述的这个道理，同样也适用于我们的外汇管理。

　　从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外汇储备数据来看，2017年1月底，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连续第七个月下降(2月份外汇储备已止跌反弹)。由于我国贸易收支和经常项目收支仍然持续顺差，因此，外汇储备规模的连续下降在很多人看来，表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应对资本外流压力仍将是今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资本外流的“羊群行为”

　　毫无疑问，近两年来的中国资本外流趋势，很大程度上是市场主体的非理性“羊群行为”所致。因为近两年，中国无论是经济还是社会稳定性的表现，都不逊于美国。

　　论经济增长率，中国经济增速虽然回到了“平稳增长”的阶段，但仍然明显快于美国，经济增速在全世界大国中仍为第一位。此外，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十五”和“十一五”期间的年均l4.2%、“十二五”期间的年均30.5‰提升到了2016年的41.3%(按2015年价格计算)，大大高于美国的16.3%、日本的1.4%。

　　再来看特朗普胜选后至今持续不断的抗议示威浪潮，中国的稳定性显然要好得多。即使被一些舆论热议的外汇储备降幅超预期，那也只是超过某些机构的预期，而且相当程度上源于暂时性的“春节因素”：春节前后居民境外旅游和消费、企业偿债和结算等财务操作都大大提升了当月的用汇需求。

　　不仅如此，尽管1月份美元走弱多半只是暂时现象，但去年以来美元相对于人民币汇率的持续升值状态，完全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真正逆转，并将持续相当一段时间，这既是经济社会基本面的影响所致，也因为美元过强并不符合特朗普振兴美国实体经济部门的意愿。君不见，其竞选期间一再宣称要迫使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两位数的幅度?

　　所以，在中美两国政治与经济政策磨合好之后，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阶段可能也将重新开启。由是观之，近两年来的中国资本外流的非理性集体行为色彩更加浓重。

　　优化商业环境

　　尽管如此，在当前阶段，应对资本外流压力仍然是当务之急。

　　对此，收紧资本项目管理等直接措施固然必不可少，但至少同等重要的是引导市场主体的预期，增强其对国内经济社会稳定性、商业环境和盈利空间的信心。为此，除了有条不紊地化解金融风险等问题之外，减税与简政放权、减少和消除过度管制尤为重要，因为此举将保持、增强中国商业环境相对于“特朗普新政”下美国商业环境改善的相对优势。

　　减税的重要性，近一两个月来舆论谈论已经很多，消除过度管制至少同等重要，同时，需要在“法治”与经济活力之间作出必要的平衡。

　　在美国，由于深陷法律过多的迷魂阵，根据知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2012年7月在《新闻周刊》上发表的文章，要在纽约开设一个销售柠檬水的小摊，需要花费65天时间才能通过官方审批，其中等待食物保护证书就需要5周。这个效率，已经接近发展经济学家埃尔南多·德索托指责的贫困第三世界国家的过度监管和低效率了。而且，在法律专业出身的奥巴马治下的八年，美国的社会法律和管制过多问题进一步恶化。

　　正因如此，特朗普关于放松管制、每通过一部法规就要同时废除两部法规的主张，可以说切中美国时弊，倘若付诸实施，结合大幅度减税，定能显着增强美国商业环境的吸引力。

　　对我国来说，也应及时进一步优化商业环境，否则，国内资本外逃的动机可能将继续增强。在坚持“法治”的当下，尤其要注意减少以“法律”形式出现的过度管制，因为它一旦形成，就比以行政指令形式实施的管制更难废除。同时，在我国综合实力已经不同以往、抵抗经济变动冲击的能力大大增强的基础上，我们已经具备更多采用间接管理的条件。

　　优化转移支付

　　特朗普新政要想成功，必不可少的前提，是解决过多补贴的问题，因为它进一步加重了活跃劳动力的负担，削弱了经济社会活力。2009年6月至2012年6月，美国经济创造了260万个就业岗位，同期有310万工人登记获得了残障补贴。1992年，36个在职人员对应一个享受这种补贴的人，现在这个比例为16：1。

　　同样，中国要想成功减轻税负而不至于提升财政风险，就需要削减一些过度的福利，并适度降低地区间的转移支付。因为，在中国社会保障与福利支出、地区间转移支付持续快速增长近20年后，它当初要解决的问题已在很大程度上被解决掉，其副作用则日益凸显，需要及时改革调整。

　　从经济与财力增长前景来看，继续大包大揽式的社会保障、扶贫(包括地区间转移支付)注定难以为继。扶贫支出分布在多个财政科目中，其中直接用于个人的支出主要体现在“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目上，还有在基础设施、教育等领域的扶贫支出体现在其他财政支出项目中。仅就“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一个项目而言，我们就可以看到该领域财政经济负担正在快速加重：2008年，国家财政支出总额62592.66亿元，占GDP总量的19.76%，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目为6804.29亿元，占财政支出总额的10.87%、GDP的2.15%。2015年，国家财政支出总额175877.77亿元，占GDP总量的27.31‰ 比2008年占比上升38‰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目为19018.69亿元，占财政支出总额的10.81%、GDP总量的2.95%比2008年占GDP总量比重上升37%。

　　前些年社会支出高速增长带来的地区、群体怨言不算太多，重要原因是当时经济和财政收入都在高速增长，增量再分配引起的矛盾相对较少。但现在经济和财政收入增长都已经明显减速，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恢复前些年增长率动辄两位数的局面，而相当一部分接受援助的个人和地区的胃口已经被吊高，因此这部分支出应该更加合理，并且需要提高支出效率。

　　适度降低地区间转移支付，改善国家经济布局，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战略与安全问题。

　　近1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较好的长江经济带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的比重低于其GDP占全国的比重，特别是长江中游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等指标低于西北地区，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甚至弱于地广人稀的欠发达地区。

　　好在随着经济周期变动、结构演变和国家政策调整，上述情况正在改变：2014年，长江经济带GDP占全国总量的41.6‰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总量的41.4%，后者比前者低0.2个百分点;2015年，长江经济带GDP占全国的42.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的42.7‰后者比前者高0.5个百分点。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原则下，相信这种转变趋势至少还将持续数年，希望国家能够以此为切入点，对地区间的转移支付进行优化调整。

　　（来源：《财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