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探索自由贸易港的热潮，各地应当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订合理的目标。由于自贸区、自由贸易港自身的特点，最适合建设自贸区、自由贸易港的地点不在内陆，而在沿海，自由贸易港尤其如此。

　　汪洋副总理在《人民日报》刊发《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在全国各地中掀起了研究、申报自由贸易港的热潮。中央提出建设自由贸易港，符合中国铸造开放经济发展新优势的需求，是中国已有自贸区建设走向充实的重要内容，更是中国夯实实体经济基础的长久性政策取向。

　　自由贸易港关键在于转口贸易

　　中国需要不断积极探索铸造开放经济发展新优势，这一点毫无疑义。白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就已经在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新世纪以来更是跃居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和数一数二的进口大国。倘若没有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市场，两种资源”，中国绝无可能在短时间里取得如此经济成就。

　　跃升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第一出口大国和数一数二的进口大国的地位之后，中国经济在国际竞争中面临的压力主题正越来越多地从“赶超”转向“被赶超”，而昔日曾经拥有的要素成本优势正在日益远去，向人力资源、基础设施、产业配套、公共服务、宏观经济与社会稳定性等方面寻求铸造开放经济发展新优势。其中改革或日“制度创新”建立在上述基础之上，又能够将上述因素整合起来，形成开放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包括自由贸易港在内的自由贸易区，正是这样的一项重大改革制度创新。

　　如果说以前我国的宏观经济稳定性、管理资源与能力还达不到大面积铺开建设自贸区和自由贸易港的要求，今天情况已经大不一样了。

　　早在中央宣布上海自贸区构想之初，舆论多数集中在对服务贸易、金融业发展的想象。实际上，货物贸易才是自由贸易实验区立足发展的基础。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立足发展的基础、最大的优势、成败的关键，在于货物贸易的转口贸易发展，而“转口贸易发展”的主张实际上就指的是自由贸易港的功能，能够带动实体经济发展、提高实体经济效益的自由港、自由贸易区模式比单纯的没有实业基础的离岸金融中心模式更有用。

　　这一基本逻辑可以从上海自贸区的建设中来发现：总面积28.78平方公里的上海自贸区包括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这4块区域本身就是为货物贸易发展而设立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如果上海自贸区一开始就是立足于服务贸易和金融业，完全不必设在这4块远离市中心的区域，而是应该直接设在市中心地带。

　　上海自贸区的先行探路

　　立足于货物贸易发展是上海自贸区相对于世界上其它大多数自由港、自贸区和离岸金融中心的优势所在。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单纯的没有实业基础的离岸金融中心模式并无人人正而意义，它能够给少数律师、金融家创造超高收入，却不能给大众带来足够多的体面收入和就业机会。从这个角度看，上海立足于货物贸易发展的优势又很突出：

　　从贸易规模来看，中国已经连续数年蝉联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和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仅上海一市，按进出口商品境内目的地/货源地统计进出口贸易额2012年就达到了4341亿美元，超过全世界大多数国家，比2833万人口、33万平方公里国土的马来西亚外贸总额(4240亿美元)还高，而马来西亚是当年世界第18大出口国、第19大进口国。

　　同时，上海本地制造业相当发达，远胜香港，再加上上海南北两翼的苏浙两省都是制造业发达省，腹地的安徽、江西、两湖、川渝等省市制造业和对外贸易也在快速发展，足以为上海货物贸易发展提供长久支持。

　　在货物贸易中，转口贸易又是上海自贸区成败的关键。尽管“购买廉价奢侈品”之类进口贸易机遇更能吸引“眼球”，但这类零售业规模远远不能与大宗货物的转口贸易相比。

　　论外贸依存度，上海和沿海的广东、江苏、浙江已经相当高，在全国所有省级政区中，上海贸易依存度超过100%，对于逾千万人口的经济体而言，做到这一点非常难得。但与香港特区相比，上海的贸易依存度又有一定差距。在贸易依存度已经这样高的基础之上，上海货物贸易如何才能更上层楼，关键在丁转口贸易。

　　从全国范畴上考察，上海自贸区转口贸易的发展将进而给长三角两翼和长江沿岸的港口开辟新的发展空间，并带动该区域发达的出口加工业升级提高效益。

　　抢滩自由贸易港要结合实际

　　经过数年探索建设，我国已经批准设立了三批自贸区，面对探索自由贸易港的热潮，各地应当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订合理的目标。可以确定，由于自贸区、自由贸易港自身的特点，最适合建设自贸区、自由贸易港的地点不在内陆，而在于沿海，自由贸易港尤其如此。

　　因此，正如作战需要确立两个层次目标、先求不败然后求胜一样，大多数希望搭乘自贸区、自由贸易港快车的地方也应当确立两个层次目标：一个是与已有自贸区、最有希望获批的自由贸易港充分对接，发掘其带动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力，然后才是力争自己获批成为自贸区、自由贸易港。

　　尽管自贸区必然会适度扩编，未来近两万公里海岸线上的自由贸易港也不会仅限于目前呼声最高的上海、宁波两地，但对于全国绝大多数省区而言，更现实的做法是对接利用已有的自贸区、自由贸易港，而不是追求类似的政策。之所以要如此，是因为充分与已有的自贸区、自贸港对接，带动自身经济发展的潜力，是各地自身努力就可以做到的。

　　那些条件、禀赋差距太远的地区，与其徒劳地游说中央索取种种不现实的，甚至是违反经济规律的特惠而企图建设自己的自贸区、自贸港，不如多考虑如何与已有的自贸区、自贸港候选者对接，借力发展自己。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改革决定到十九大报告，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则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作为后发者的内陆地区要谋求发展，尤其需要制定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目标和策略。倘若目标和策略失误，违反本地区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必然无法建立有竞争力的产业。

　　苏州堪称全世界头号工业城市，其规模以上工业产值2013年就超过了上海，其外贸规模相当于西北西南所有省区之和，吸引外资规模宏大，拥有太仓、张家港两个亿吨级港口，都进入世界前十，而苏州却非常重视与上海自贸区配合协调，而不是单干。嘉兴财政、金融数据超过西部一些省份，它也是强调与上海自贸区对接，而不是盲目追求自己申办自贸区，这种做法对其它地方申办建设自贸区、自贸港很有启示。

　　全国多数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内陆地区需要记住，发展的机会并不仅仅存在于自贸区、自贸港框架之下，在这个框架之外同样存在广大的发展天地。对于长江中下游地区而言，需要重视“长江经济带+自贸区/自贸港”方案的潜力，也就是长江经济带形成布局合理的自贸区群落、该区域内陆省市与沿海的自由贸易港形成合力分工配合，这样才能有效助推长江经济带升级提速。

　　（来源：《决策》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