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中国宏观经济学会举行小型闭门会议，讨论现代货币理论（以下简称MMT）问题。参加讨论的有林义相、余永定、乔良、王湘穗和王建。经过讨论大家共同认为，有必要向领导人建议实施“中国版的MMT”。
　　一、MMT的性质
　　MMT是理论也是宏观政策，它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1. 传统的财政支出是依靠税收为来源，因此税收规模是财政支出的上限，但在MMT状态下，财政支出增长与税收增长明显脱节，或者是央行以QE的形式向财政买债，或者是央行向商业银行提供再贷款，让商业银行买国债。财政越来越依靠央行直接与间接买债，是财政政策的货币化，或者是货币政策的财政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由此表现出融合成一体的特征。
　　2. 凯恩斯主义也主张以财政赤字来扩张总需求，但背景是生产过剩，造成储蓄大于投资，但今天的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是储蓄严重不足，表现为长期持续的巨大国际收支逆差，所以今天西方主要央行的MMT行为，就是单纯的在增加货币供应，而没有过剩储蓄对应。
　　3. 现代主权信用货币都是以通胀为“锚”，07危机后西方主要央行释放出了总计约30万亿美元的广义货币，中国央行也释放出基本上等量的货币，但不仅没有发生严重通胀，反而伴随着明显通缩，这是各国央行敢于不断扩大货币投资规模的根本原因。
　　4. 07危机后在MMT背景下，另一个与以往明显不同的现象，就是资金不进实体，只进虚拟，虽然各国央行货币政策的目标都是振兴危机后的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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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块链、数字货币和金融安全是三个有内在紧密联系的话题，我先从数字货币说起。
　　一、数字货币问题：为什么会出现数字货币？
　　说数字货币就不能不说比特币，比特币2009年1月问世，这是个什么时间背景？是07危机。又是什么时候火起来的？是2016年。在2016年前1枚比特币的价格还是在千美元以下，再往前两年，2014年前还在百美元以下。从日均交易量看就更小，在2016年前的很长时间内都在1亿美元以下，2016年突然放大到40亿美元，2017年50亿美元，到2019年12月已经猛烈攀升到90亿美元。
　　那么2016年发生了什么事情？是日央行和欧央行分别在年初和6月份推出了负利率，而且在07危机后西方主要央行推出的主要用于救急的QE政策，不仅没有结束，反而不断加码，出现了长期化的趋势。
　　美联储在07危机后连续推出了三轮QE，到2018年初宣布开始退出QE，但2019年9月以后又回头，到年底已经新买债4千亿美元，其增幅规模比前三轮QE都猛烈，外界评论说是美联储的QE4，但美联储不承认。同时特朗普不断压美联储实行负利率，说美联储是他“最大的敌人”，因为欧洲和日本央行是负利率，政府发债不仅不用背利息，还能赚钱。
　　大量货币和负利率不断压低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的回报率水平。2014年在欧洲刚出现负利率债券，到2019年3月全球负利率债券突破10万亿美元，到10月已高达17万亿美元。下面这张表可看出，日元和欧元的利率水平都在负值区域，其他主要国家的利率也离“0”不远。

　　我讲两个问题。

　　——关于猪肉问题的紧急呼吁

　　前天和新时代证券的潘向东首席谈事，他顺便聊起了最近到湖南调研生猪情况的事情，看来因为很多情况被下面掩盖起来，生猪问题的情况已经不仅仅是严重，而且是很危急了。他调研到的情况是，由于猪瘟蔓延，自去年以来进行了大量扑杀，生猪存栏一般说是减少了两到三成，他们了解到至少是五成甚至有到七成的，但是地方政府不敢报，也不让养殖户说。因为去年的大量扑杀和冷冻，直到目前市场上的猪肉供应还算正常，但冷藏的猪肉顶多到七月就会消耗完，甚至可能到六月就消耗完了，那时生猪断供的情况就会突然以爆发的形式出现。

　　3月的CPI已经开始反弹到2.3%，其中猪肉的占比还不明显，但已经主要是生鲜食品在推动。猪肉占CPI构成的2.8%，猪肉价很可能暴涨1~2倍甚至更多。据他们调研，目前湖南7公斤仔猪的价格已经从去年的300元涨到800元，上涨了近3倍，如果肉价上涨，应该还有很大上涨空间，所以他们的预测，很有可能推动CPI上涨到4%乃至更大幅度。问题是中国人是吃猪肉为主，占肉类总消费量的2/3，去年达5400万吨，如果猪肉减少四成供应量，必然会引起极大社会震荡，并且会带动其它肉类乃至食品价格大幅上涨。此外，中国的猪肉产量占近全球产量的一半，全球猪肉贸易量近年来在850吨左右，中国目前的进口也就100多万吨的水平，如果中国的猪肉供应缺口超过1000万吨，进口根本补不上。再有，一个生猪繁育周期至少要三年，因此面对猪瘟造成的生猪存栏低谷，不管政府用什么办法刺激供给，猪肉供应的短缺仍将在中期内持续。

　　近来有关防风险和稳增长的讨论中，已经有越来越多学着看到，和国际经验比较，中国的经济、投资和消费增速的下降速度偏离得非常明显，因此认为应该对这个现象进行更深度研究，否则很难保证防风险和稳增长的宏观政策有效。而我认为，要解决经济持续下行的问题，摆在首位反而不是政策，而是认识问题。

　　从宏观层面看，宏观政策是最底下的一层，上面还有制度安排，而最高层面的东西是认识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从突破“姓社姓资”的认识开始的，然后才有搞市场经济的体制突破，才有了各种宏观政策取向的转变。而今天中国经济之所以会持续下行，还是和两个认识走入了误区相关，这两个认识误区不打破，不管宏观政策怎么调整，下行陷阱还是走不出来。

　　第一个认识误区就是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降速阶段，理由是工业化已经基本上完成，应该进入到后工业化时代的服务业主导阶段了。由于有了这样的认识，对中国经济增长从高速阶段下来的变化，就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但现在的问题是，经济增速一降再降，不断突破人们认为是正常的降速区间，这个时候才开始对降速的正常性产生了怀疑，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央相继提出了“六稳”“七防”，我认为就是这种从“正常降速”到“不正常降速”认识的转变。

　　中国经济增速自2007年达到新千年以来的高峰后就一路下滑，从当年的14•2%直落到去年的6•6%，而6•6%的速度，是1990年以来的最低年增速。2007年是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年，由于外需突然消失导致经济下行很好理解，但是在经历了以“四万亿”对冲外部需求萎缩的提振后，经济继续下行不止，这时又开始以为是经济增长阶段发生了转换，是进入了7~8%的中速增长期，但经济下行似乎并没有会停在中速增长水平的意思，而是继续下探到6%一线，从工业增速看，2015年甚至还一度出现了现价负增长。自去年以来在政府有关的正式文件中，也开始正式确认经济下行压力在不断加大。

　　那么这种持续下滑是外部因素所致么?当然有这个原因，但不是主因，因为2011~2017年世界出口毕竟还是增长了15•9%，中国出口增长了43•4%。有人说中美贸易战有负面影响，但去年中国企业抢出口，到10月的累计出口增幅高达14%，是几年来的最高增速。

　　更多的人看到了中国经济下行是内源性因素，但把眼光集中在周期性因素上面，因为经济的表观特征是总体过剩，所以主张应该采取总量宽松政策，甚至是激进的宽松政策，比如不要考虑赤字占GDP的水平而扩大国债购买量，央行可以直接买股买债等，利率也可以学日欧的负利率。总之只要没有通胀，怎么宽松都不过分。

提要：
　　●各种资产泡沫的产生背景都是生产过剩，日本90危机、美国07危机与中国目前的资产泡沫，都没有例外。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见的资产泡沫可以分成三类，即实体资产泡沫、衍生资产泡沫与货币资产泡沫，它们的形成机制不同，对实体经济的破坏影响方式也不同，而衍生与货币资产泡沫，都产生于新全球化时代。
　　●中国目前的资产泡沫，主要是实物资产泡沫与货币资产泡沫的混合体，但与美日欧不同的是，中国的货币泡沫不是因为央行的QE，而是由于鼓励金融创新，由中国的商业银行体系所派生。
　　●07危机后发达国家出现的经济新特征，都与新全球化因素有关，新全球化因素既导致了07危机前新国际分工关系的产生，以及相随的投资、贸易和经济高增长，也导致了发达国家进入虚拟资本主义时代和07衍生资产泡沫危机的爆发，并且是压制发达国家实体经济在危机后十年中继续衰退的原因。
　　●07危机后货币资产泡沫的兴起，使发达国家的实体与虚拟经济的不对称性更超07危机前，因此必将酝酿出新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新危机的特点将是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成片倒下，和美元货币霸权的崩溃。
　　●中国尚未完成工业化，因此目前阶段出现资产泡沫，更是由于宏观政策摆布不当。实物转变成资产不等于创造资产泡沫，发展金融衍生工具也不会必然导致金融危机，而是要紧紧把握住金融市场的开放、创新与发展，都不能离开实物体系。
　　07危机已经过去整十年了，这十年中，我们有充分的时间反思危机爆发的原因，观察危机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生的新变化、新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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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4日，一带一路论坛在北京成功召开，29位国家领导，130多个国家代表，数千位国外嘉宾和媒体的盛会，标志着本届论坛取得了巨大成就。此时我们也看到了国内外对为什么要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以下简称带路战略）的各种探讨与议论，比如说是为了进入欧洲市场，是为了输出过剩产能，为了接替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引领新全球化，为了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乃至为了创造人类发展新模式，比如“三个共同体”。
　　一个宏大的战略中包含了多元目标，这本来并不使人奇怪，但是在发展战略中，除了战略目标，还必须有战略重点，就是在多元目标中也必须分出主次，比如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提出“对外开放战略”的时候，就提出了以广东、福建为重点，以深圳、珠海、汕头、厦门为试点，在实际执行中又把重点放在了深圳，才有了对外开放以点带面的成功和今天的深圳，也才有了80年代后期的“沿海战略”、90年代初期以浦东开放带动的沿江、沿边开放，形成了以后中国经济全面开放的格局，为中国新千年加入WTO，抓住新全球化的历史机遇实现经济腾飞，奠定了体制和发展的基础。
　　所以，对于“带路战略”这么大的一个战略来说，明确其战略重点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只有明确了战略重点，才能理清多元目标之间的关系，知道我们每一步应该怎么走，什么成本值得付出，能够为中国收获什么经济、政治乃至军事利益。
　　本文就是想对目前对“带路战略”目标的流行观点做一些评价，同时提出笔者自己的认识。
　　一、中国是为进入欧洲市场而实施“带路战略”吗？
　　从中国某城市出发，自新疆出境到达欧洲某城市的中欧国际货运班列，目前被称为“X新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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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5月英国脱欧，是国际经济政治领域中飞起的第一只“黑天鹅”，接着是一系列出人预料的事情不断发生，有人说是黑天鹅“成群”飞起。而在我看来，这些黑天鹅的飞起都是因为一个原因，就是英国脱欧打烂了美国金融资本在欧洲控制与打击欧元的桥头堡，使美国的金融资本与本国产业资本的力量对比发生了突然变化，导致了川普所代表的产业集团上台掌权，并引导美国经济开始了重新“脱虚向实”的过程。是这个转折性变化，使冷战结束以来的新全球化过程被逆转，使美国的国家利益重心从金融资本所要求的虚拟经济利益，转向产业资本所要求的实体经济利益，相应决定了美国的国际战略取向从攻势转向退守，由此拉开了国际力量格局新的一页。这就是本文分析问题的起点。
　　本文是4月28日我在中国战略思想库内部研讨会上的发言提纲，稍加扩张改成此文。因为文章的时效性强，所以仍有很强的提纲特征，敬请谅解。
　　一、4月以来，美国对朝核问题的态度，从部署萨德转向动用武力强力去核，关于这个转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猜想：1、川普医改、税改推不开，内政困境使他要通过发动一场战争立威；2、打朝是假，打中是真，要发动一场针对中国的战争；3、为防美取全球守势后中国过度扩张，在退守前先进一步，打出对中国的退让空间；4、离间中俄关系；5、战术目的，就是要去掉朝核威胁；6、像奥巴马一样，对虚拟资本投降，同时在欧洲周边和中国周边制造新安全危机，迫使国际资本回流美国。
　　二、哪个都有道理，但哪个都不对。盲人摸象，是说解释局部正确，但解释全部就不正确。以上这些分析都有类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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