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宏观调控一大着力点是土地整顿（与紧缩信贷相并列）。政府采取了近乎禁止土地非农化、耕地非耕地化的使用政策。权威部门宣布，宏观调控以来，“治理整顿土地市场效果初显，全国撤销开发区逾七成，核减用地逾六成”。

　　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也许，政府的想法是好的而且似乎有理：土地尤其是耕地是有限资源，如果任由开发区、工业园区跑马占地，中国人均耕地将趋于减少，最终导致人口和土地的矛盾。换言之，为了缓解人口和土地的矛盾，就必须减少耕地的非农业化使用。

　　不过，好的想法未必有好的结果，看似有理的见解未必真的正确。规范的经济学的分析将表明，限制耕地非农化使用，限制开发区和工业园区的发展，其结果不仅不会缓解中国土地资源矛盾，反而可能加剧中国的人地资源矛盾。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悖论：你不限制耕地的非耕地化使用，耕地在中国反有可能过剩，你越限制耕地的非耕地化使用，耕地在中国反而日益短缺，从而出现与政策初衷适得其反的结果。你信吗？不信。那么，且听在下慢慢道来。

　　首先，笔者当然承认，中国的耕地资源的确非常稀缺。中国号称地大物博，其实人均耕地非常稀缺，2003年才1.43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尤其与其他面积大国的人均资源比较，中国可以说是人均耕地奇缺。例如，俄罗斯人均拥有具备生产能力的土地1.39公顷，加拿大为2.50公顷，美国1.64公顷，巴西1.47公顷，澳大利亚25公顷，显然我们只有人家一个零头。对于中国人均耕地稀缺的事实，过去许多人对于解决中国人吃饭的问题是相当悲观的，中国人自己则一直因为以不到全球7%的耕地解决了全球近四分之一的人口的吃饭问题而倍感骄傲。

　　然而，从经济学上讲，土地资源的密集程度并不决定中国能否吃得上饭的问题，真正决定中国人能否吃得上饭，或者说中国的人地矛盾的根本其实是效率和技术问题。这一点，可能是经济学家与非经济学家在认识上的极大不同。张五常就曾经不解地问到：你们大陆人那么多人种地，为什么还老担心没有饭吃，香港没有人种粮食，但香港人从来不担心没有饭吃。原因就在于，香港有很高的生产效率。

　　所以，提高生产效率才是缓解有限的土地和人口之间矛盾的关键。好比说，你一亩地创造的产值是1000元，现在我告诉你，我用每年1500元租用你的土地，或者我用20万一亩的价格购买你的耕地，你干不干。你可能会干，可能不干。如果你不干，那么，我再提高价格，每亩10000元的价格租用你的耕地，或者每亩1000万元购买你的耕地。这个时候，你还不干，你就是个十足的傻瓜。

　　这样的傻瓜当然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才会发现，在市场经济下，土地总是朝着最有效率的方向变动的。最早的时候，土地用于渔猎，后来用于农耕，现代社会则进入到工业和城市用地。

　　这样一来，同样的土地就能够容纳更多的人口，有限的土地与人口增长的资源矛盾因此得到缓解。对于这一点，中国人往往缺乏认识，但今天的中国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市场调节及其导致的技术进步，人类进步与资源的矛盾其实是不断缓解的。游牧社会时期，人们以渔猎为生，往往需要数百里的森林和草场才能养活一万人口；而农业社会精耕细作，只要数十里就可以了；到了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就更少，甚至可能是无限小的。譬如，一个小厂房可以创造出数十亿美元的产值，一幢摩天大楼可以居住数万人，一个城市的弹丸之地可以容纳上千万人的生存，这一切都是古代社会根本不可想象的魔幻般的事情！其结果，我们所生存的这个星球上人口增长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快，而悲观派们耸人听闻的“地球爆炸”却迟迟未出现。今天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提高很多，而环境也普遍比以前要好得多。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市场经济的日益普及和科技进步的扩散作用。

　　地球究竟能承载多少人口？荷兰自学成才的自然科学家安东尼·万·利文古克在1679年的统计发现，荷兰人口约100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为116人，他以荷兰的领土为地球上适合居住的总面积的1/13400推算，全球人口最多为134亿人口。但实际上，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地球上能居住多少人口完全要取决于技术的进步。比如，目前世界上1/3以上的人口居住条件比当时的荷兰拥挤得多，而荷兰本国每平方公里居住的人口已提高到375人，其原因就在于技术进步了，同样的土地面积可以容纳的人口就增长了。

　　所以，不是人均土地资源的绝对高低，而是人均土地的效率决定着人地矛盾的缓解还是紧张。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证明，只要不断完善市场机制，中国人不仅能有饭吃，而且可以食有鱼、出有车。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包括土地资源在内的资源状况并没有发生改变，甚至因为总人口的成倍增长而不断减少，但是中国非仅没有重现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饿死人”的悲剧，人均收入反而翻了好几番，并开始进入实现全面小康和进入现代化的发展阶段。中国人靠的是什么秘密武器？其实不过是因为中国引入了市场经济制度，资源配置的主体开始转向市场而不是仍由政府计划来主导而已。

　　在中国的地图上，有一条著名的人口地理线，即从黑龙江的爱珲到云南的腾冲划上一条线，此线以东占全国陆地面积的43%，人口则占了90%以上，而此线以西57%的陆地面积上仅分布着10%不到的人口。改革开放以来总的趋势就是，此线的东南地区是中国工业增长最快的地区，也是中国耕地减少最快的地区，同时却也是经济增长最快、就业增长最快的地区。耕地的减少、人口、就业与工业增长可以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相关性。据测算，按常规的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划分，东部地区平均每平方公里养活了452人，比中部地区（每平方公里262人）高73%，比西部地区（每平方公里51人）高7.8倍。可见，发展是硬道理，也是解决土地资源不足的硬道理。

　　在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外来人口的就业人数往往超过了本地人，该区域很少的一些土地不仅养活了本地劳工，而且养活了大量的外来劳工。譬如，只有6万本地人口的东莞长安镇，由于外来人口的日益增加，已成为拥有60万人口的现代化新城。许多10年前的乡镇，如今变成了欧陆式的城区。目前，广东每年使用的外来工的总体规模已经达到1000万人左右，是10年前的10倍，最近10年在广东就业的外来工累计达到8000万人次。

　　试想，如果当初不允许东莞和苏州等地发展工业和城市，而是控制城市的用地，会出现什么结果呢？必然是大量的农民仍然集居在农村，而由于农村的土地效率低，势必需要更多的耕地才能养活这些人，这就必然导致全国农村土地更加短缺。所以，控制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耕地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使用，将减少西部农民外出打工的机会，而人为地控制全国耕地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用，可能会造成全国环境的更加恶化、耕地资源的更加紧张。

　　因此，从土地利用效率的角度讲，不让农业土地非农化、防止土地工业化使用的行政调控方向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我国的土地问题，并不在于农业用地紧张，而是全面的土地紧张，并不在于农业用地效率很高，其他用地大量浪费，而是恰恰相反，是农业用地的效率最低，其他用地的效率要远远高之，这也正是中国开发区遍地开花的经济原因。中国真正要解决土地紧张的问题，唯一的办法是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节约土地，这就必然要从效率较低的农业用地转向效率更高的非农用地，在此过程中，任何防止土地工业化和城市化使用的干预都是逆市场调节而动的，是非效率的，除了加剧土地资源的矛盾外，不会有任何好的经济效果。

　　土地资源如此，其他资源又如何呢？其中的原理，应该是一样的。

　　一般认为，中国新一轮黄金增长周期可以长达10年以上的时间，但眼下，中国的“世界工厂”化进程刚进入奔跑状态，即已陷于资源和原材料制约的困境中去。中国发展中的资源、能源之累势必成为中国未来发展中最主要的矛盾，也已成为本轮宏观调控最深层的挂虑。事实上，各方面在讨论当前增长的问题时，经常提到的便是增长加快导致资源消耗过多、过快、污染过于严重等等似乎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资源和能源约束真的会成为中国发展不可逾越的障碍吗？中国发展的前景究竟应抱以悲观还是乐观态度？宏观调控是否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发展与世界资源的矛盾？

　　正确的结论是，市场经济的魔幻力量曾经解决了中国过去的普遍短缺，也将解决中国目前出现的资源和能源的结构性短缺问题。中国新一轮发展中所出现的发展与资源间的矛盾，不能靠其他手段，尤其不能依赖于宏观调控这样的短期手段与总量手段，而要通过市场机制下的分工与技术进步等发展的手段来最终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从经济学的角度讲，需求是价格的函数，需求会影响价格，而价格的波动又会影响到技术变动进而供给变动。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最终结果就是，价格和技术变动最终将会解决人类的需求增长问题，并自动达致供需平衡。将以上的理论分析落实于中国发展与全球资源矛盾的问题上，可以得出非常重要的两点结论就是：其一，在潜在增长率水平下，需求对于增长来说从来都是好东西，中国强劲的需求对于世界而言，首先构成世界增长和发展的动力，中国的需求可能导致世界资源和能源价格的上升，但随后却会刺激世界技术的进步和新兴供应的出现，继而导致全人类更大的进步，如此结论将坚决和彻底地否认中国新增长背景下任何变种的“中国威胁论”；其二，市场化与全球化是进步的福音，也是解决中国崛起、中国发展与世界资源矛盾的关键。如此结论将坚决彻底地否定任何削足适履的用宏观调控来解决资源矛盾的企图。

　　从一个较长时期来看，中国发展是大势所趋，中国的崛起无人能够阻挡，全球资源和能源将因中国的需求发生急剧的变化，并有可能导致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因此，我们要以乐观的态度看待中国发展与崛起的前景，同时坚定地推进市场化改革，让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只有市场经济才能振兴中国，才能解决中国发展与全球资源的矛盾。

　　有一个饶有趣味的故事，不妨在此申述一下。美国经济学家罗塞尔·罗伯茨（Russell Roberts）曾著《看不见的心——一部经济学罗曼史》一书。书中主人公山姆·戈登在第一天给学生上经济学课时，提出一个问题：世界现已探明的石油储藏量为5310亿桶，而人类目前每年的石油消耗为165亿桶，那么我们这个世界什么时候将用完这些石油。许多学生开始用计算器计算。但山姆却告诉他们，这并不是一道数学题，而是一道经济学题。答案是永远用不完。因为当石油越来越少，价格上升过高时，人们就不会用石油，而用其替代品作燃料了。

　　这样的思维，正是经济学家对于人类的贡献，也正是我们当前看待当前增长与土地资源的矛盾，看待中国发展与全球资源矛盾，包括思考宏观调控时必须具备的一种思维。（时间：2004-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