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能避免危机吗？

我说中国能避免危机，但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首先，中国的过剩是物质产品生产能力的过剩，不像美国那样是金融商品过剩，实物产品短缺。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的结果是那些金融商品没销路，不能再和发展中国家交换成物质产品，危机爆发后真会没吃没喝。但中国不同，即使爆发危机也不会因短了吃喝而要了命。而70%的设备利用率本身就说明，如果把利用率提升到90%这个正常水平，即使不用投资，生产仍然能增长20%。所以只要通过调整与改革开拓出内需通道，中国经济就会重新焕发出增长生机。

第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还有很大空间，因此过剩只是相对的，是因为分配不合理，如果能够通过改革调整好储蓄、投资与消费的平衡关系，就能继续保持高增长。比如，虽然到去年中国钢铁产能达到10亿吨，是中国过剩最严重的部门，但是人均钢产量仍只有600公斤，而发达国家是平均1吨，中国未来20年人口可能还要增加1亿，钢铁产能再增加5亿吨都不够，所以过剩永远是相对的，是分配不好造成的。解决好了分配关系，过剩自然会消失。金融风险，包括地方债的风险，也是因为实体经济增长受到阻滞而产生的，实体经济一旦有了出口，金融风险自然会化解。

第三，中国分配矛盾的特殊性不仅在于体制，更重要的是因为城乡结构不合理，而城市化严重滞后是过去的发展政策不合理，这虽然是个严重问题，但也为今后的发展留出了巨大空间，即解决分配矛盾不仅靠体制改革，还得靠投资，因为没有投资农民就进不了城，就没地方住、没地方就业、没地方看病，子女也没地方读书，所以城市化过程就必然会带来城市建设的巨大投入。我们以前进行的救市投资，只关注了用投资扩充当前需求，拉动当前增长，却不管这些投资项目投产后产品到何处去。但若明确了城市化这个扩大内需的主要方向，再进行投资就不用顾虑投资后产能没地方发挥，因为投资是为城市化服务的，是与未来增加消费紧密衔接的，再多也不嫌多。

但是，没有正确的认识就不可能有正确的行动，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把大规模城市化和以重构财政体系为目标，调整收入分配差距？在这个认识上如果不能统一，就只能浪费掉宝贵的调整和改革时间，坐等危机的来临。

不破不立，要统一认识，以下三个模糊不清的概念就必须纠正：

其一，认为只要充分发挥了市场作用，生产过剩矛盾就可以由市场自然解决，办法就是继续以推进市场化为主要改革取向，继续向市场和企业放权。

中国自1979年以来30多年的改革，一直是在沿着向市场和企业放权的方向推进的，当然到目前还有很多市场化不足的领域，但从总体看已经进入了全面市场化阶段，基本标志就是已经出现了严重生产过剩，而传统经济的基本特征则是短缺。这说明，阻碍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从政府与市场和企业的矛盾，转变成企业与居民和居民之间在收入分配方面的矛盾，而这个问题是不能靠市场解决的。比如企业继续搞活，产出增长利润也增加，但老板会把钱拿出来给工人涨工资吗？显然不会。另外，政府不给农民工提供住房和社保，而仅仅给一个城市户口，企业就会自动给农民工盖房和买保险吗？显然也不会，所以就必须由政府来改革分配体制，建立与完善社保体系，以及大力推进城市化。

其二，认为凯恩斯主义仅仅是短期总量调节理论，因此把解决分配矛盾放到次要地位。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是生产过剩，而凯恩斯说是“需求不足”，这都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特征的描述。凯恩斯理论的重要继承人之一，英国“新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琼·罗宾逊夫人的分析，就更接近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她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工资与利润是对立的，而这种对立来自于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占有制，并导致了储蓄与消费的失衡。这种“市场失灵”不可能由市场本身来纠正，而必须由政府插手分配来纠正。

社会总量平衡的长期特征，95%以上是由一个社会的制度安排所决定的，其他不足5%的部分才会随短期宏观政策安排而波动。从中国自己看，2009～2010年之间对市场的强烈宏观刺激，也只是使一度下降到7%以下的经济增长率又回复到9%以上，但是当宏观刺激政策退出，增长率就又掉到8%以下。这说明在今天的中国，不是宏观需求政策不管用，而是制度安排所形成的储蓄过剩，不可能被短期的需求政策所改变，今年初以来M2的高增长率与M1的极低增长率并存，就说明了如果生产过剩迫使经济进入下行通道，不触动制度安排只提供宽松的货币，是不能让中国经济增长走出低谷的。有人说经济中的短期问题都是总量与需求问题，长期问题都是供给和结构问题，这恐怕有些绝对了，因为总量平衡关系首先取决于制度安排，而制度安排是长期问题。只有在制度安排合理的时候发生了不好的长期增长趋势，才应该怀疑是供给结构出了问题。

第三，认为中国的消费并不低，调整分配与增加消费，包括让大批农民进城，都会损害经济增长。

认为消费并不低的依据是，2008年以来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现价计算年增长率已高达16.8%，比同期的现价GDP增长率还高。但储蓄和投资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因此鼓励消费就是消耗掉增长的后劲。

消费高和低，主要是看比例。新千年以来中国居民消费率不断降低是个不争的事实，如果看增速则是个说不清的事。比如，“九五”到“十五”这十年，投资、消费加人民币出口值，与现价GDP总值差不多，但到“十一五”期间却大出27.4%，去年更大出44.5%。按理说投资、消费加出口是从需求端统计的GDP，应该和从生产端统计出的GDP数据差不多，虽然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人民币出口值，与支出法统计中的口径有差距，但为什么以前差不多，现在却差了这么多？只能说统计口径和范围可能发生了变化，因此仅仅用消费增长高于GDP来说明中国居民消费并不低，已经不行了，还是要看消费相对于投资的增长，或者是消费率的变化，才能更接近事实。要是这么看，2008年以来投资的增长率是25%，比消费增长率年均高出8个百分点，消费在收入分配中的比率怎么能不降呢？

前面已经说过，不是投资和消费那个占比高就好，而是要保持恰当的比例，才会有最好的速度与效益。目前的矛盾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导致严重生产过剩，所以必须通过推进城市化和调整分配关系来开启内需。

最后要说的是，如果不能至迟在今年下半年推出庞大的城市化投资计划，宝贵的调整机遇就可能丧失了，当经济增长真的掉下断崖，恐怕推什么都为时已晚了，所以必须尽快统一认识，行动起来。至于对分配体制的调整，则可以放到经济增长开始反弹之后，再来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