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存在着极其严重的城乡差距，城市化程度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所以虽说社保体系已基本上做到了对城乡居民的“全覆盖”，但城乡之间的社保水平却高低悬殊，有研究证实，城乡社保差距高达40倍以上，比城乡居民3倍以上的收入差距要大得多。由于占中国人口2/3的8亿农民社保水平极其低下，因此就显著压低了社保总支出占GDP的水平。2013年，中国财政支出中的社保支出为1.4万亿元，全国社保基金支出总规模2.8万亿元，二者合计占当年GDP不足7.5%，大大低于发达国家40%左右的水平，所以城市化滞后所带来的城乡社保水平差距，也是造成中国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

由于在当前的中国，财政的主要职能不是扩大消费的机制，所以社会财富初次分配中的不合理情况，就较少能够通过国家财政的再分配来矫正，下表是中国与主要发达市场经济体，在经过国家调整分配收入后基尼系数的情况。

经政府税收调整后的基尼系数

资料来源：Milanovic（1999）。转引自人大国发院岳希明《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原因》。国外为1967～1997年间数据，中国为2007年数据。

正如上表显示，中国目前经政府调整后的基尼系数，仍超过十几年前发达国家调整前的平均水平，因此储蓄超过消费的程度，也必然是市场经济历史中空前的水平，这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出来。

第一是资本形成对GDP的比率，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为36.1%，2000年略降到35.3%，2012年则猛增到48.1%。而1950～1959年期间是西方国家战后复苏的年代，根据美国著名学者西蒙·库兹涅茨的统计，在这个时期主要西方国家的资本形成率分别为，美国18.4%；英国16.2%；德国26.8%；日本30.2%，可见中国储蓄超过消费的程度，要比战后经过改良的市场经济严重得多。

第二是生产过剩所导致的设备利用率下降程度。根据前苏联学者别尔丘克的统计，在1950～1975年的历次经济衰退中，美国工业设备利用率最低为75%，最高为84%，西德最低为80%，最高为89%，日本最低为73%，最高为91%。而中国近年来的企业设备利用率情况如下：

不同制造业企业2013年的设备利用率情况  %

资料来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13年宏观调查报告》。

西方国家一般认为，如果设备利用率低于80%，就是进入到了经济衰退，如果低于75%就是进入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根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对5千个企业的抽样调查，中国企业目前已低到接近70%。在他们所调查的19个主要企业分类中，食品、饮料行业为64%，化工和钢铁行业为67%，而高于75%的只有纺织、医药、计算机和通信等电子产品制造和仪器仪表这4个行业，但这4个行业中也竟然没有一个设备利用率高于80%。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生产过剩已经严重到何种程度。

言至于此已经不难做出判断，中国现阶段市场经济的性质，还处在第一种市场经济形态向第二种市场经济形态过渡的初期，虽然从生产力发展程度看，中国已经属于中等发展水平，已比二战前许多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水平都高，但就生产关系和分配制度看，还仍然停留在市场经济的初期阶段。这就更强烈地要求中国要尽快变革生产关系，以适应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有人会说，既然中国属于传统市场经济形态，为什么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能保持长期高增长，而没有发生过生产过剩危机？我认为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而真正对分配关系产生影响的改革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发生的，因此从新世纪初以来，消费率才出现了显著下降。

第二个原因是新全球化改变了中国外部的经济增长环境。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主体国家在新世纪初相继进入到虚拟资本主义时代，在中国外部就形成了持续扩张的需求增长，因此虽然中国开始出现过剩产品，但是能很快被国外需求所吸纳，而资本的特性是逐利，市场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只要有销路产业资本就会持续扩大生产规模，只是把国内的过剩产品转变成了庞大的外汇储备。而这个新全球化奔腾发展的时期，正好与中国实施产权转变，开始形成明显生产过剩的时期相衔接。

但是2007年美国次债危机爆发，新全球化过程因此而中断，中国的外部需求随之显著收缩。2013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从2007年的高峰9200亿美元收缩到4700亿美元，掉了一半，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也从2007年的14.2%下降到去年的7.7%，也是掉了一半，同时生产过剩日趋严重，这不是巧合，而是在外需收缩后靠内需能够撑住的增长率速度。如果国内生产过剩程度继续加剧，或是外需继续萎缩，过剩就有可能转变成危机。

三、危机是增长的断崖，中国经济有从滑落转坠落的危险

如果持续衰退是“滑落”，危机就是滑到崖边后的坠落，因为前面的分析已经说明，在传统市场经济中，生产过剩危机的爆发，一般都要把增长率拉到“零”以下。中国既然还没脱离传统市场经济，那就既可能爆发生产过剩危机，又可能会在危机中出现“负增长”，因此中国目前的经济减速，不是进入了“中速增长期”，而是在向增长的“断崖”边滑落。

如果爆发危机，则在此之前一定会出现产能突然加速，或是需求突然萎缩，而这两种情况目前都有前兆。

首先看产能，这可以用新增固定资产增长率来代表。2003～2007年产能增长率是22.1%，2008～2010年是24.3%，2011～2013年则是26.3%，即近3年是产能增长最快的时期。还值得关注的是，代表未来投资需求增长率的“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长率，2012年还高达28.6%，去年就猛跌到只有14.2%，但代表产能增长的新增固定资产增长率仍高达22.5%，说明产能增长超过了投资需求增长8个百分点，而2008～2010年是投资需求超过产能增长6个百分点。这种产能突然超过投资增长的变化，就是爆发生产过剩危机的前兆。

其次看外需，如果有外部危机导致外需突然萎缩，也会引发国内的生产过剩危机，而新的国际金融危机正在酝酿，并很可能在明年爆发。

从国际看，以美国和日本为代表的超级量宽政策，正在形成新的世界范围内的资产泡沫，但其实体经济复苏乏力，因此又在走回次债危机爆发前依靠虚拟经济繁荣的老路，所以正在酝酿着下一场新世界金融危机。去年下半年以来，美元指数持续走低，去年11月美国资本外流达300多亿美元，12月更加剧到超过1100亿美元。乌克兰事件爆发后，国际资本不像以往一样用美元资产避险，而是用日元和黄金避险，说明美国的金融市场已经进入了高危状态，随时可能爆发新危机。我的估计是，这场新危机至迟会在明年下半年爆发，也不排除在今年爆发，而若新的金融危机再度来临，中国的外部需求就会再度发生显著萎缩，出口需求就可能突然萎缩，会成为引爆中国生产过剩危机的重要原因。

第三看短期指标，经济增长已有突然收缩动态。

今年一月份的货币M1增长率猛然收缩到只有1.3%这个历史最低水平，M1是交易中的货币，M1的收缩说明货币正在大规模退出交易过程，这只会发生在企业的生产和投资活动大幅度收缩的时候。虽然今年以来M2的增速并不低，但M1才是交易中的货币，如果M2高速增长M1却显著萎缩，只能说明货币再宽松也已经对刺激经济增长无效了。另一个指标是出口，今年前两个月出口负增长1.6%，其中2月当月负增长18.1%，这其中虽有去年同期出口虚高的影响，但自去年8月以来，PMI指数中的新出口订单指数已连降7个月，说明当前出口的萎缩并不仅仅是受去年基数影响。

还需要注意，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工业增长率显著高于经济增长率，1990年以后的23年里，工业增长率低于经济增长率的年份只有两个，一个是2009年，另一个就是2013年。2009年是因为次债危机波及到中国，那去年是什么原因呢？只能说中国经济中的内生增长动力开始收缩了。那这种内生性收缩，会否使中国经济增长从滑落转向坠落呢？

所以，我认为中国目前已处在爆发生产过剩危机的前夜，今年可能还不是爆发危机的时候，但经济增长会继续减速到7%上下，下半年很有可能下行“破7”。明年则既有可能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也有可能爆发国内生产过剩危机。

还需要警惕的是，国内的金融危机有可能先于生产过剩危机爆发。在传统市场经济形态中，都是在经济危机爆发后由于企业资金周转不灵，才引出大量坏账和金融危机。但是在二战以前，甚至直到上世纪70年代以前，根本就没有套利、期指期权交易这些衍生金融工具，甚至连概念都没有。但是中国的市场化是发生在世界资本主义主体迈入虚拟资本主义的时代，就不可能不受到这些概念和工具的影响，甚至被当做金融市场的改革方向引入。

此外，美国爆发次债危机的重要原因，就是在实体经济丧失竞争力后资本仍要牟利，当局就放松金融管制，鼓励金融创新，所以使虚拟经济发展过头，最终走向债务链条的崩溃。

反观今天的中国，同样存在因生产过剩而迫使产业资本外流到虚拟经济领域牟利的格局。由于需要推动金融改革，各种机构在改革的名义下打着金融创新旗号疯狂圈钱，以至于发展出超过4万种理财产品，影子银行的规模也从2007年前的6万亿元猛增到2012年的30万亿元。

但是实体经济利润增长停滞，已经撑不住虚拟经济这样疯狂的发展，2007年以后，在各产业中真正能保持住利润10%以上增长率的，只有房地产这一个产业，而就是这一个产业，把国内产业资本、央行超发的货币乃至国际上的“热钱”，都引到房地产融资这一个资产池中来，有分析说影子银行的融资中，至少有7成是围绕房地产发生的。但先是前些年内地房价下跌，去年下半年以来沿海一线城市的楼市交易量也开始显著萎缩，看来房地产这个资产泡沫也撑不住要破了，就可能会引起金融危机先于产业危机而爆发，其中的机制与过程，与美国次债危机的形成与爆发过程，是极为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