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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币国际化与金融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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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4-6 11:42:00 |
货币的国际化，堪称一国综合国力金融折射的表象，更是综合国力体系化运用的结果。从货币发展史上看，货币国际化的进程，往往伴随货币被操控的高风险，而成功的货币国际化，又总是通过市场机制的先行到位，有效地实现了风险控制。中国入世10年，经济、贸易、投资和外汇储备规模快速扩大，人民币国际化提上政治日程，这无疑符合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现实要求。
货币国际化从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看，货币一般从功能上分为“国民货币”和“国际货币”两种。所谓“国民货币”，顾名思义，就是仅限于某一“民族国家”使用的境内货币。这种货币体现着货币的一般功能，即价值尺度、交易工具和贮藏手段。而“国际货币”，则是跨越国境可使用的货币。此时，货币的一般功能有所扩展，形成货币的六大功能，即在一般功能之外，增加了“投资工具”、“储备资产”和“外汇媒介”三大功能，同时具备这六种功能的货币，才有条件成为“国际货币”。显然，“国民货币”的功能扩展，并演化为“国际货币”的过程，便是“货币的国际化”过程。
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具备国际货币功能的货币有很多，但并不是所有的国际货币都具备扮演国际货币体制的主导货币的条件。实际上，货币犹如语言。当今世界，英语可谓是行走天下，广泛交流的关键语言。其原因在于，英语交流范围广，交流成本低。在国际金融市场中，也有类似的情形。当某一货币被广泛使用，交易规模最大，交易成本最低时，这种货币堪称金融市场中的“英语”，如二战前的英镑、二战后的美元。而这种被广泛选择的货币，也就具备了主导国际货币体制的可能条件，被称为“国际关键货币”，或“基轴货币”，或“枢纽货币”。
虽然国际货币有悠久的历史，如早在拜占庭帝国时期，拜占庭货币就曾远行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堪称最典型而古老的国际货币。但拜占庭帝国并未构建起真正意义的“国际货币体制”。1880年，当沙俄、德国和日本等列强跻身金本位制后，“国际金本位制”宣告完成，标志着“国际货币体制”正式成立。而此前，英国主导的“金本位制”仅限于英属区，并不具备“国际金本位制”的属性，自然也不具备国际货币体制的基本架构。由此看，“国际货币体制”不过只有百余年的历史，但在这百余年里，人类却经历了最大规模的两次世界大战。从这个意义上看，国际货币体制的历史，堪称国际政治、外交乃至国际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我们在关注国际货币体制及其改革时，就无法忽略国际政治与外交的视角。
一般而言，国际货币体制由三个支柱性的制度组成。一是汇率的决定机制，二是国际收支失衡时的调整机制，三是国际流动性的供给机制。二战后，美国主导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典型的“国际货币体制”。第一，“布雷顿森林体系”明确规定了黄金美元捆绑型的“固定汇率制”；第二，在国际收支调整机制上，明确提出了“赤字方责任论”，即要求赤字方缩减财政，紧缩金融，增加储蓄，减少进口，扩大出口，平衡收支；第三，关于国际流动性供给，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只规定了1盎司黄金=35美元的关系，但美国通过引用1937年制定的“官方储备黄金管制法”，禁止非官方交易黄金，并凭借掌控全球70%的储备黄金，一举控制了美钞的国际流动性供给权。这三大制度，成为美国主导“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制度条件，无疑也奠定了美元的国际关键货币的主导地位。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美元体制”
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发表声明，宣告黄金美元脱钩，此后经过发展变化的“国际货币体制”发生了“质变”，堪称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颠覆性否定。
“尼克松冲击”的意义在于摧毁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三大制度。第一，尼克松宣告黄金美元脱钩，直接否定了以1盎司黄金=35美元为平价的“固定汇率制”。第二，尼克松声明的前提是，美国已经表现为经常收支赤字化的结构，“赤字方责任论”不再符合美国利益，“调整国际收支的机制”，演变为 “顺差方责任论”，其手段便是“汇率波动”。第三，上世纪60年后半期，戴高乐主导的“用美钞换黄金”潮流，演变为世界性的“黄金荒”，使“美元的流动性供给”倒灌。尼克松宣告黄金美元脱钩，在阻止“美元国际流动性倒灌”的同时，事实上也摧毁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国际流动性的供给制度”。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的国际货币体制，便是“美元体制”，或称之为“美国（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制”。
首先，从汇率的决定机制上看，1973年后，随着西方主要国家执行独立的自由浮动汇率制，基于市场而变化的“浮动汇率制”成为主流，且具有主要影响力；其次，从国际收支调整机制上看，“汇率波动”被作为主要的调整手段，不管其是否合理，至少反映了基于市场的机制属性；第三，纽约金融市场成为美元国际流动性的主要供给者。而自1973年后，美国政府主导构建的“黄金期货”、“美元期货”，以及“石油期货”等战略市场，与芝加哥的粮食市场、纽约商品市场合力，更给“美元体制”加固了“市场属性”。重要的是，“期货市场”是最能反映政府意志的市场，美国以期货市场为支柱，构筑了控制国际货币权力的基本工具，进而构筑了“超越美国的美元”，形成了事实上的“美元体制”。
市场和资本历来被认为是“支配权力”的有力工具。“美元体制”所依托的市场及其体系，不仅为美国控制“超越美国的美元”提供了有效的战略工具，事实上也为美国驱动世界资金以纽约为中心、以美元为表现，形成资金循环体系奠定了基础。在这样的体系下，世界资金以资金的方式流入纽约，纽约又以资本的方式将其输往世界，形成美国对世界的“资本支配力”。这就是美元几经危机，而“美元体制”不倒，美元至今无法被替代的市场制度原因。
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与金融风险2011年，既是中国入世10周年，也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40周年，同时，更是美国“9·11恐怖事件”10周年。中国入世，标志着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经济的和平发展战略进程全面步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而美国的“9·11恐怖事件”，暴露了美国本土的地缘政治风险，标志着美国在全球化的推进进程中，无法继续单独维护战略市场的安全，意味着以纽约为中心、以美元为表现的全球资金循环体系（美元国际流动性的供给体系）及其魅力将发生历史性的扩散，美国单独维护“国际货币体制”（美元体制）的能力、方式和手段不再健全。而以“美国为震源的金融危机”更暴露了美国主导的金融资本主义，以及支撑美元体制的市场体系的破绽。由此，“超越美国的美元体制”无法避免地迎来了历史性的变革期，在此，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世界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经济和中国市场便被赋予了完善国际货币体制的无法回避的历史使命和国际责任。从这个意义上看，人民币的国际化从一开始便步入了国际货币体制变革和完善的轨道，其目标显然也就更具战略性和国际责任性。
而从“美元体制”的“无体制”，即“市场化”特征，以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纵深发展的历史时代属性上看，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进程能否稳健、安全、负责任地推进，不可避免地将表现为如何构建开放的、公平的、安全的、有效的，并融入世界市场体系的金融资本市场。从这个意义上看，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堪称中国市场及其体系的建设进程。
眼下，放松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管制，可谓人民币国际化的最基本的条件，即为人民币取得国际标价和结算功能提供了基本前提。而允许境外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开辟，又为人民币及时扩展国际货币功能奠定了有限的可能条件。关键是若促进各国储备人民币，使人民币取得国际贮藏手段的功能，则不仅要解决人民币的价值问题，还要构建人民币的政府信用和市场信用。在此，开放的国债市场建设，以及符合国际交易规范的国债清算中心的建设事实上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所在。
市场的建设过程，总是表现为市场开放和放松管制，以及市场法制化的过程。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经济内在结构复杂，既存在内在的发展阶段的差异，又存在内在的开放程度的差异，内在市场的“均质化建设”将关乎内在的政策及其体系能否发挥“均质的有效性”，而其结果将表现为人民币的“市场和政府双重信用建设”。显然这个过程，将不仅表现出国际市场和国际经济行为主体的外来风险，也会面临来自市场内部的经济行为主体的风险。由此，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又是一个充满市场建设风险的进程。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历程和入世10年的开放实践，我们虽然积累了丰富的改革开放的经验，但中国经济规模和市场规模的急剧扩大，对世界经济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任何剧烈的波动，都可能对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本身构成巨大的风险。由此，人民币国际化的市场化建设，已经不允许我们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客观上需要我们审慎考察中国、世界经济和市场变化，依存于世界经济和世界市场，构建可广泛参与的、厚实而博大的市场体系，运用市场构成的丰富性，分散市场本身的风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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