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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与国际金融货币体制改革（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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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3-27 10:51:00 |
二、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与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冷战结束后，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了名副其实的超全球化。大规模交易可通过因特网瞬间完成，全球金融市场按照自己的方式运行。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使短期资金的国际移动急剧增加，按年计算，世界外汇市场的年交易额约为世界贸易总额的近70倍。外汇交易的大部分业务属于两国间利差和汇率变动的套利交易，即短期资金流动。随着对冲基金等投机规模扩大，信用交易风险日益增强。各国政府及IMF等国际机构如何监督、治理成为全球性课题。
一般而言，人们总是希望通过外汇投机活动缩小汇率波动幅度，保持外汇供需均衡，推动外汇市场向稳定化方向发展。但这种期待往往落空。实际上，1971年前后发生的巨额外汇投机，被认为是引发黄金美元固定关系破产、布雷顿森林体制崩溃的诱因。同样，冷战结束后，欧洲（1992年）、墨西哥（1994年）、阿根廷（1995年）的货币危机，以及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危机、巴林银行倒闭、美国长期资产管理公司（LTCM）破产，乃至今天的美国金融危机，都证实了这一点。
如果说东亚金融危机是“对冲基金”等外汇投机商对金融基本功能尚未完善的发展中国家展开大规模投机活动所诱发的，那么始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则是金融产业和金融市场高度成熟下的“美国金融资本主义”的危机，是美国主导的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与金融监管体制落后于时代的“体制失衡”的结果。
美国金融危机使全球股票、住宅等资产价值缩水，全球消费市场急剧萎缩，工矿生产停滞，企业倒闭，失业剧增，世界经济陷入螺旋型紧缩困境，为二战后罕见的衰退。但是，在美国危机中所受的最大打击并不是经济，甚至不是美元地位，而是美国在全球道义上的领导地位。
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与上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有关。上世纪的两次石油危机后，产油国赚取的巨额“石油美元”无处运用，大举存入美国的跨国银行，并以融资方式环流于中南美。中南美在尚未形成民族产业的形势下，依赖美国银行的信贷资金扩大内需，形成被动债务结构，酿成“债务危机”。债务危机后，美资银行试图通过对企业并购和不动产融资方式埋掉拉美债务，但结果演变为巨额“银行不良债权”。拉美债务危机推动美国金融体系由银行为中心的“间接金融”，走向证券为中心的“直接金融”，形成了“证券化”潮流。拉美债务危机和美国金融体制的证券化，与冷战终结相逢。美国开始扮演“全球资本主义”旗手，大力推动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美联储成为全球市场的守护神。
在此背景下，90年代初期上台的克林顿政府一改扩张财政的传统思路，积极运用金融手段，促进世界资金回流纽约，并经对冲基金、投资银行等美国金融资本的对外输出，形成强大的“资本输出”控制权。如此，以纽约为中心，以美元为表现，以信息技术为后盾，构建了世界资金循环体系，维护美元霸权体系。但美元霸权体系吹起了一连串的泡沫，如“IT泡沫”、“住宅泡沫”、“消费泡沫”，乃至“资源泡沫”。
回顾世界金融危机的历史，每一次金融危机总是宣告一个时代的终结，也宣告一个时代的开始。1971年“尼克松冲击”宣告“布雷顿森林体制”瓦解；19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催动银行为主的间接金融时代走向结束；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纽约股市大暴跌）宣告“广场协议”后发达国家间的国际协调体制能力弱化。而今，以美国为震源的金融危机也将宣告“美国主导世界道义的时代终结”。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拉开了全球化的“第二幕”。
金融危机后，一向主导国际金融秩序的“发达国家七国财长会议”（G7）功能退化，包括新兴经济体和主要发达国家的“20国集团峰会”（G20）上升为推进改革、启动复苏、主导世界秩序的核心机制，标志着国际政治力学关系出现结构性新变化。
冷战终结后，新兴经济体经济快速崛起，巴西、俄罗斯、印度，及东亚各新兴经济体全面发展，世界经济呈现群雄并起局面。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引发世界经济的力量结构急剧变化。首先，新兴经济体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扮演“世界工厂”角色，意味着自产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掌控的世界产业格局重心开始向新兴经济体转移。作为世界产品的最终供给者，新兴经济体通过介入全球产业链，成为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不容忽视的力量。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亚太地区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地区产业网络，大规模的跨境“产业内贸易”迅速发展，促进全球化进一步深化。
其次，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最主要的贸易盈余国，开始扮演全球资金的主要供给方，改变了二战后发达国家主导全球资金的供给结构。同时，新兴经济体资源需求上升，推动国际资源价格体系变革，冲击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价格体系，导致“非资源国”财富向“资源国”转移。
第三，新兴经济体经济崛起，瓦解了“市场经济=民主主义”的美国逻辑，反映了“华盛顿共识”的谬误。冷战结束后，美国自恃赢得了意识形态博弈的胜利，认为只要在全球推进“市场经济”，促进“中产阶级”大发展，必然带来“全球民主主义”。但进入21世纪，资源国靠资源价格上涨积累了巨额财富，“民主主义”并没有同步跟进，反而形成了“非民主化的高增长型资本主义”。尤其是，中南美产油国，不仅没有形成“积极的民主主义进程”，在伊拉克战争背景下，形成了强烈的反美势力，积极推进油气资源国有化，搞“经济国家主义”，走出了“市场经济≠民主”的新道路。迄今，全球油气资源的近70%被国有化。而委内瑞拉、伊朗、俄罗斯等产油国主张的“石油交易非美元化”，对美元霸权构成直接挑战。新兴经济体主导的非民主型经济崛起，在政治力量上，推动世界格局走向多极时代。
面对G20主导的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奥巴马政府连续出台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方案，着重在制定金融监督政策中，通过维护金融系统的“整体稳定”，确保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打击最小化的“宏观信用秩序稳定”，突出美联储对金融系统的监管权限，构建国际协调型金融监管体制。其终极目标是捍卫“超国家的美元”地位。
奥巴马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从“预防危机”和“管理危机”两方面强调整体监管意义。从监管理念看，既要重视金融机构的“行为失衡”，也要重视金融交易衍生的金融系统的“结构失衡”，从金融系统失衡对实体经济影响角度，综合考虑金融系统的稳定性。
改革方案赋予美联储可从维护金融系统稳定的高度一元化监管银行、证券和保险的权限，以维护美元的“超越美国”的地位，从而使那些“综合金融集团”及其“衍生商品”，乃至国际路径纳入美联储视野，强化美联储的“美元守护神”地位。
在美国推出金融监管方案的同时，欧盟也推出了重视央行金融监管职能的金融监管方案。如，欧盟的改革方案决定由欧洲央行主导各国央行联合成立“欧洲系统风险理事会”（ESRB），对欧洲整体金融风险实施监视；而欧洲各国的央行则统一组成“欧洲金融监督体系”（ESFS），实施区域联合监管。央行主导金融监管渐成国际潮流。在此趋势下，如何在国际秩序的层次上，协调各国金融政策和监管政策，不仅将关乎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也必将对国际货币体制及其结构产生深远影响。
三、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货币体制改革布雷顿森林体制形成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了基于1盎司黄金=35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实施“美元汇兑本位制”。在国际收支存在绝对不均衡时期，世界多数国家采取了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adjustable peg）以调整汇率。美国通过主导联合国安理会、IMF和世界银行及“关税贸易总协定”（1995年发展为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确立了世界和平与繁荣的体制--“美国治下的和平体制Ⅰ”（Pax AmericanaⅠ）。
国际货币体制由汇率决定机制、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机制和国际流动性的供给机制三个支柱构成。而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声明“黄金美元脱钩”，停止美元黄金按政府间交易价兑换，事实上宣告固定汇率制瓦解，布雷顿森林体制崩溃，二战后的国际货币体制迎来转折期。
布雷顿森林体制堪称首次以政府协定规定的国际货币体制，具有很强的政府主导特性。尽管1972年后历经“史密森协定”、“牙买加协定”，各国试图重新构建政府主导的国际货币体制，但自从1973年西方主要国家执行“独立的自由浮动汇率制”后，“政府主导型的国际货币体制”事实上已经结束了历史使命。而第二次石油危机后,美国开始在纽约商品交易所挂牌经营“石油期货交易”，并规定了美元计价规则，形成了全球统一的多边石油交易市场，进一步推动了“国际货币体制的市场化”。
期货市场的最大特点是“一个市场，一物一价”。美国正是利用石油期货市场的这一基本规律，彻底改变了传统石油供需双方单独定价的“双边交易”模式，确立起全球最大的石油需求方美国控制全球油价的市场体系，掌握了油价控制权，实现了长达近20年的低油价时代。
20世纪80年代后期，卡特政府主导的“捍卫美元政策”并未能挽救美元衰退的历史命运。而里根政府主导的广场协议（1985年）和卢浮宫协议（1987年）策动美元贬值，实施国际协调型市场稳定政策，反而助推了马克、日元乘机蚕食美元地盘，一度形成了美元、马克和日元三大货币圈（Triad）。克林顿政府利用提高利率、干预、“协调”等方式执行的强势美元政策，在打击日元、马克地位的同时，也加剧了国际货币流动性的急剧波动，以至于引发了墨西哥货币危机、东亚货币金融危机。
面对新世纪，德国主导欧盟推动以马克为基轴的货币整合，于1999年发行欧元（Euro）；同期，日本则提出“面向21世纪的日元国际化战略”，试图摆脱1983年里根设计的“美国版日元国际化”的局限性，应对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形势的剧变。国际货币体制的力量结构悄然生变。在布雷顿森林体制崩溃近40年后，确立新的货币体制时机已经来临。
国际货币制度的重建和维护汇率稳定，是国际经济交易不可缺少的条件。欧元堪称与美元相匹敌的国际枢纽货币，但欧洲整合模式及其金融与财政相分离的欧元制度，形成了“一个货币，多种国债”的内在矛盾。希腊国债危机暴露了欧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弱点。国债是货币价值的担保，堪称货币的政府信用体现。欧元区不同国家发行的、在市场中被定以不同级别的国债，难以对统一的欧元形成统一的政府担保。如此，欧元也很难构建稳定的“政府信用”，必将对其市场信用的形成构成阻碍。尽管日元国际化取得了积极进展，如2002年起日本对亚洲出口中，日元比例超过美元；2004年4月以后，直至2010年4月，日本政府实现了连续6年未动用一分钱干预外汇市场的业绩，但东京市场的相对封闭、日本特有的重商主义，以及日本社会的高成本、政策法律制度中的无形屏障等，不仅导致日本的国债难以实现国际化、日本的进口难以扩张日元结算化，面对欧美巨大的市场，日本对欧美的贸易更难实现日元化。日元国际化的局限性日益暴露。在这种货币格局下，金融危机后，三极货币体制依然难以形成。
在国际货币体制中，一国货币能否充当国际枢纽货币，不仅要实现一般货币功能的国际化，即价值尺度、贮藏手段、交易货币所体现的“贸易计价、结算功能、外汇储备功能以及国际投资功能”，还必须构建包括政府开发援助在内的政府间债权债务的国际清算功能、外汇市场中的“媒介货币”功能，以及国际大宗商品期货交易中的结算功能，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交易功能，甚至包括货币本身就具备的一种国际金融交易商品属性。如此，追求普通的“国际货币”与追求“国际枢纽货币”堪称不同层次的“货币国际化”过程。在此，以国债为核心的债券市场及其清算中心和机制的建设不可或缺。
而在“非战时代”，无论是挑战美元，还是取代美元，构建新的国际货币体制，都无法回避更加公正的、合理的、反映世界经济发展多样性的全球市场及其规则的构建。全球市场发展的趋势和属性，将决定未来国际货币体制改革的基本走向,任何依据强权政治的贸易保护主义、货币单边主义，以及金融霸权主义都很难继续主导国际货币体制改革的方向。而新兴经济大国，如中国的崛起，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逐步推进，世界贸易结算货币逐渐呈现出的超越传统的美元、欧元和日元的趋势，更意味着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时代的来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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