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于《中国城市化》2003年11月号)李恩强同志的用意肯定是很好的，他在为广大失去土地的农民请命。他发出的声音“恰逢其时”，正好在中央严令查处各类开发区和园区滥占耕地的当口。他所批评的政府功能错位绝对是正确的，的确我们已经办了很多并且目前还在办着这样的傻事和蠢事，而这都与眼下事实上通行的政绩考核制度有关。

但是，我并不敢苟同此文的基本观点。无论是他博引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还是当作反例批评的20世纪80年代罗马尼亚的“乡村规范化”计划；也无论是他援引的全国123家汽车制造厂总生产量抵不上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1/ 5的数据，还是工业化初期“羊吃人”的“惨痛”历史。掩卷沉思，我倒觉得反而是他本人，非常不幸地陷入了他所义愤填膺痛斥的“乌托邦式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泥潭。

此话怎讲？

完全的“无为而治”，在现代社会里，只会让人们想起久违的“无政府主义”。政府和企业、计划和市场的错位固然应当受到批评，但由此得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的结论，则未免荒唐。

“乡村规范化”的计划，作为保留计划经济的城乡二元结构而又谋求缩小“三大差别”之城乡差别的“壮举”，和当年我国的“大跃进”有异曲同工之妙。正是这种“城乡一样化”的盲动早已被人们所熟知而摈弃，所以才会发生人口和产业因规模效益自然而然地向城市积聚的“城市化运动”。

汽车制造厂的例子，除了说明我们高度垄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至今还在竞争性领域阴魂不散，另外回答不了更多的问题。记得我早在2000年的一次全国性的会议上就曾诘问:“如果早一天放开对汽车生产的所谓‘计划管制’，能不能造就起码类似今天我国家电工业一半的辉煌？”

至于讲到“羊吃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早就告诉我们，那是毋庸置疑的历史进步。工业化的铁蹄，从它出现的一开始，就无情地打破了乡村田园诗般的宁静。但我们是不是又能因为它的残酷和暴烈，而把自己的脑袋埋进沙丘里，无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而必须支付的成本和代价？！

写到这里，想起了昨天上午刚刚听到的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浙江省嘉兴市的农民上访，其诉求居然是要求土地早日能够被政府征用！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可以早日转化为市民，早日纳入城市居民的社保体系，早日拿到每月400元的保障金。由此想到，问题的要害，并非有人所说的“不转农民而先转土地，非乱套不可”(事实上，这两件事情是很难分出孰先孰后的，评论者语)，而是怎样合理地推行“以土地换社保”的农村人口城市化的路子。

要真正跳出“乌托邦式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恐怕这才是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选择。

背景文章：

该反思乌托邦式的工业化和城镇化

■     李恩强

最近由国家农业部和国土资源部等人员组成的检查组分赴一些省区，考察和纠正在土地开发和农耕地征用方面存在的问题。这是被剥夺承包地的广大农户盼望已久的事情。近几年许多地方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城市化”目标，一哄而起地普办开发区或工业园区，强制征用和剥夺被农户视作可靠社会保障的承包地，导致沿海省区数量较多的农户成为无土地、无职业和无收入的“三无”国民，甚至出现“圈而不用、霸而荒弃”的严重后果。

面对我国的圈地热潮，农村问题专家陈锡文在答《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问时说得很精辟: 不转农民而先转土地，非乱套不可。

在由民间资本主导经济事务，政府只专心于合理收税发展公用设施和公共事业及维持社会治安的国家里，政府机关的主要精力本不应用在规划重工业和轻工业发展规模和产值增幅上。在我国，一些干部在市县担任党政领导后，就要宣布在任期内把经济增速达到多少多少高的水平，还提出要超过哪个市哪个县的工业发展规模，甚至宣布要迅速征地搞多少面积的开发区或多少个工业园区。出现这种现象，实际上与现行的政绩考核方式存在的某些偏差有着较大关系。对我国各级官员的政绩考核，除了考核当地经济和工业发展成就外，更应该注重考察当地社会治安、中小学教育质量、居民就业状况及行政服务效率、公仆意识等领域和方面。

我国古代先贤老子在世界性杰作《道经》和《德经》里，阐述和倡导了这样的施政理念: 治大国如烹小鲜，不要过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所说的“我无事而民自富”，其含义即是告诫当政者不要过多包揽经济事务，让民众在不越出伦理道德范畴的前提下，自由创业和经营以达到发家致富的目标。现时一些地方政府在不考虑本市本县经济优劣势和产业发展环境的情况下，就提出不切实际的经济发展目标和工业投资规模，盲目地、好大喜功地与其他省、其他市和其他县攀比新建工业规模或财税增幅，甚至毫无意义地攀比人均草坪面积。

许多本来由企业家和商人所关心、所重视的经济事务和产业发展，基层政府却夜以继日地筹划、思虑，而恰恰需要重视和解决的社会治安、公交拥堵、城镇尤其是农村厕所建设和管理等问题，却无甚兴趣关注。甚至不顾本地财政实力，乌托邦式地实施“城镇化、工业化、遍地草坪化”计划，这种达标狂潮有时被一些脱离实际的研究者所鼓动。无论是发展工业，还是解决居民住宅紧缺，或扩大草坪面积，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揠苗助长将得不偿失。

在20世纪80年代，罗马尼亚当局曾推行空想出来的所谓“乡村规范化”计划，拆毁农民的私人住宅，8000个村庄被夷为平地，强迫合作社农户集中居住到简易的三层楼公房里，结果因私有民宅被拆毁而弄得民怨沸腾。当时罗马尼亚有识之士私下疑问: 当正常的都市生活条件如取暖、照明、交通甚至饮食，在城市都难以得到保障、连续五个冬天不能解决取暖照明的情况下，为什么要盲目地使乡村都市化呢？可当时该国农村基层政权却依然故我地推行。

我国123家汽车厂年产量还不到美国三家大型汽车公司总产量的1/5，那么多市县政府在不深入了解国内外本行业产能和全球市场容量的背景下，仍然热情高涨地要求在本地开办影碟机厂、钢铁厂、化工厂、水泥厂。在有些官员的思维中，认为只有建立大中型、产值增速见效快的加工业，才能扩大经济规模，才能出“政绩”。他们往往不考虑这些公家资金、银行贷款或者民企和私人资金投入以后，最终能不能达到预期的产品销售额和财税收入目标，也不大考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后果。

沿海省区许多农村发生了强制征地和圈地、农民频频上访甚至被迫飘零他乡的严重问题。代价巨大的16世纪和17世纪英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老路，再也不应该在21世纪初期的中国重现！那时英国发生了触目惊心的“圈地运动”惨剧，一批又一批英格兰、苏格兰中小自耕农被那些利欲熏心、损人利己的农场主和工业主赶出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这些丧尽天良的土地开发商把大片肥沃耕地改作养羊的牧场，为城市工业家提供羊毛原料并把毛制品倾销到全球，以致当时的理想制度设计家、名著《乌托邦》作者托马斯·莫尔，把圈地狂潮比喻作“羊吃人”罪孽。

［来源: 《中国经济时报》（经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