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于《中国城市化》2003年10月号）茅于轼先生的《创造农民在城里就业的机会》一文，朴素无华，娓娓道来，点的是小题目，说的是大道理，写得真不错。

我曾在一次国际研讨会的发言中呼吁，城市化就是为了促进人口的自由迁徙，劳动力的自由择业，要素的自由流动，主体的自由竞争。为了论证这种极端言论的合理性，我举WTO的例子，说明世贸组织与生俱来就是为了谋求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当然，为了有序的自由，人们不得不坐下来平心静气地讨论和统一游戏规则，这也可以把它看做是为了实现自由化，从而必须要支付的一种成本。

实行市场经济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要尊重主体的自由选择权。市场主体既包括个人，也包括企业。他们选在哪里落脚，经营什么，怎么经营，全凭主体根据经济性和竞争力的法则自主选择。只要他合法经营、照章纳税，哪一级的政府都不得压制、剥夺其生存发展的天然权利。这是“天赋人权”，也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具体体现。

说到农民，它既不是一种无可更改的血统，也不是一种区分贵贱的身份，它不过是表明主体所固定从事的某一种职业。按照这个逻辑，稳定在城市里从事二、三产业的就业者，尽管他来自农村，我们也不应该再把他们叫做农民。无非是计划经济留给我们的二元分割体制，还要我们将其拒之门外，并顽固地保留对他们的农民称谓。这种过时的老套，在今天实在是应该被“与时俱进”地扔掉了！

毛泽东同志称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他的“窑洞里的马克思主义”和“小米加步枪”，解放了上万万受压迫最甚的农民。邓小平同志总设计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发端。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铺开和农村的工业化，又一次“解放”了上万万过日子最苦的农民。那么，江泽民同志强调为“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发展，是否应该仍然关注到农民，并通过坚定不移地推进城市化，由转化农民从而再一次从根本上“解放”上万万所谓的“农民”呢？

背景文章：

创造农民在城里就业的机会

■     茅于轼

欣闻最近取消了对大城市中外地打工人员的大部分收费。这种对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区别对待，或者说对外地人的歧视，完全是计划经济的残留物，与市场经济是格格不入的，它的原则是公平竞争和自由选择。现在终于在改革这种不合理的制度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最大优势是劳动力特别多，但是大多数在农村，他们的生产率非常低。这也是中国之所以穷的根本原因。要想使中国富起来，必须让这部分劳动力从农业中分离，改为从事生产率更高的行业，方法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让人口能够自由流动，并能自由寻找职业。虽然改革以来的20年这方面有了不少进步，农民已经可以离开农村进城去打工。但是他们这样做的成本非常之高，不但要承受家庭分离的痛苦，遭受城里人的歧视，还要缴纳名目繁多的费用，一些城市还明文规定某些行业不许可他们参与。由于这些障碍，使得农民转化为城市人口的进度大大地放慢。目前我国农村经济的不景气，农民收入的增长停滞不前，也都与此有关。

今后几年，我国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入世后的经济结构调整，其中大家比较担心的是农业的调整。入世后的中国农业并不是全面退却，而是有进有退。退的主要是大田作物，如粮食和棉花；进的是养殖、精细作物、食品加工等。总体上讲，粮食、棉花要减少生产，增加进口。这一点是很难为大家接受的。计划经济下不论是什么行业，都是生产越多越好，尤其是粮食总是强调自给自足。1995年布朗写了一本《谁来养活中国》的书以后，更是把中国人搞急了，一定要证明我们能够养活自己。以后中央的政策也瞄准着增加粮食生产。保护价收购粮食，冻结农业用地不许转作他用等等，都与此有关。现在入世以后却要减少粮食生产，这些政策统统都要重来，大家可能一时接受不了，但是国际市场的压力将迫使我们接受粮食、棉花要减产的现实。与此同时，农民则必须进城。任何抵抗这种变化的措施都将使得我们自己陷入被动。现在取消外来人口的大部分收费，无疑是明智之举。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农民进城的限制只能逐步取消，而很难立刻全部废除。因为城市也有它的困难，比如说对居民的财政补贴就和城市人口的人数成正比。此外，环境、交通、治安等问题也与人口多少有关，需要在接纳外来人口的同时给他们以时间来改进。希望城里人和农村来的人共同合作，尽快顺利地完成这个伟大的人口转移的历史使命，使全中国人民更快地富裕起来。

［来源：中评网（经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