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于《中国城市化》2004年8月号）读了黄连枝先生关于“三农小城镇”的一番宏论，让人如堕五里云中。我丝毫也不怀疑他对解决“三农”问题的拳拳之心，更钦佩他作为专家探索真理的“大胆设想”。但是，理论需要的是严谨，尤其不要生造只有自己才懂的新名词。

什么叫“三农小城镇”？农村就是农村，城镇就是城镇。无论如何统筹城乡发展，无论如何推进城乡一体化，无论如何融合一、二、三产业，在地域空间形态上，农村还是农村，城市还是城市。即便今后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80%了，全国基本实现现代化了，在地域空间形态上，农村仍然是农村，城市仍然是城市。

城市化进程中，相当一部分农村变为了城市，最典型的莫过于郊区的城市化。但既然量变引起了质变，决定事物性质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发生了变化，农村就不再成其为农村了：农村“化”为了城市，农业“化”为了二、三产业，农民也“化”为了市民。哪里还有什么“三农小城镇”？

人口达到12—15万，那已经不是地道的“小城镇”，而是“标准”的小城市了。不像3—5万甚至更少人口的建制镇和集镇，对于如此规模的城市，再去贴什么“三农”的标签，又是何苦呢？

解决“三农”问题，关键是要打破阻碍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全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性障碍，给农民以平等的“国民待遇”，诸如受教育的权利，发展的机会，公共开支的人均水平，等等。造成和固化二元结构的旧体制得到了改革，农民向二、三产业和城市的转移才会成为可能。一个极大数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成功了，农村土地等资源的人均占有状况才会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才会有一个显著的提高，高效农业、现代农业才有可能成为现实，“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也才有希望。

就像不要把“城乡一体化”泛化为“城乡一样化”一样，也不要把“三农”的领带硬扎在“小城镇”的脖子上。

背景文章：

农村城镇化新路径——三农小城镇

■黄连枝

中国农村城镇化步伐日益加快，但学界对农村城镇化的路径还有不同意见，澳门科技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黄连枝最近撰文提出“三农小城镇”的独特构想，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该文作者认为，“三农小城镇”是结合当地农村特点或利用现有城镇，建设崭新的、可容纳12—15万人口的小城镇，它既不是传统意义的大、中城市的郊区，也不是房地产炒得火暴或乡镇企业集聚的地方。

其一，它是一个新兴城镇，有着综合配套的先进基础设施和社会文化系统的设施；

其二，每个“三农小城镇”就是一个综合性产业，它向周边农村辐射以提高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水平，它可根据自身历史、文化、民俗、区位和特色产品等优势，开发产业链，发展一批中、小企业，使之百业兴旺；

其三，小城镇走企业化、群体化、协会化的道路，成为一个可纳海内外资金、知识、技术、人才的平台；

其四，它必须拥有高新科技，如利用空间科技及信息科技，可以和世界万维网链接，使居民可以成为世界一体化的新型产业参与者，让电脑和现代通讯系统进入千家万户；使居民——农民可以不必进入大城市，就可以享受世界各地的先进文化。同时，对于港澳台地区人士和各国华人华侨来说，这个小城市计划可能是他们今后参与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新渠道。

“三农小城镇”要有持续和大的发展，必须要为外商的参与预留空间。这样的小城镇可成为世界一体化的新型产业参与者，也可享受世界各地先进文化。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高度来建设“三农小城镇”，才有持久生命力。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来到“三农小城镇”，可以形成东西文化的大交流，中国农村呈现出大开放的格局，这就是“东西文明的对接点”。这对推进中国农村现代化很重要。

“三农小城镇”也为农民增收留足了空间，每座“三农小城镇”是一个综合性产业，可增加农民的就业机会，增加收入。在周围农村入住的农民有优先注资做生意的权利，有他们发展的良好平台。小城镇周边农村的农业产业化可得到提升，农产品的市场更大。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须改变牺牲农村、掠夺农村、农业无代价为工业服务的模式。现在中国工业生产总体过剩，结构性矛盾突出，城乡差距仍在扩大。有的农村单靠炒房地产谋发展，这不是根本出路，因为忽视“三农”的整体利益，容易产生泡沫经济，日本、中国香港即是前车之鉴，应该从可持续和全面发展的目标考虑问题。

建设“三农小城镇”，必须首先解决资金问题。一方面，政府和金融系统应该给予必要的支持；另一方面，可以把“三农小城镇”经详细论证、周密规划后，作为一个完整的项目打包推出，进行招商引资。政府的主要任务则是立法、指导和协调。“三农小城镇”是今后更长时间内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甚至是中国农村融入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的重要渠道。

［来源：《领导决策信息》（经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