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实践的理论梳理
　　第三个，甚至是更重要的，那就是对我们来说，在中国这样一个语境下，怎么来看女性主义这样一个看问题的方法。因为我们在1970年代末，“四人帮”一倒台，大家考进大学来学习。因为对外开放了，我们接触到很多新的理论，很多新的方法，而且确实有点如饥似渴，饥不择食，确实称得上一次思想解放。那个时候，缺乏选择、鉴别和分析地接受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囫囵吞枣，甚至是有点盲目，怀着一种部分是崇敬、部分是敬畏的心情，甚至还有几分迷信的态度来介绍和学习。但是经过这么多年，我觉得现在到了一个时候，我们中国的研究者应该比较客观和冷静的来看待这些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因为我们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从秋瑾她们开始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努力才走到今天，也就是说我们中国自己近代以来的历史一开始就和女性解放有关系。像辛亥革命，一开始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妇女的缠足问题。“五四”以后，不但是解开了足，而且很快，女性也可以穿裙子了，可以上学了，至少在大城市的知识女性，比较有地位的家庭的女孩子是这样，她们甚至也可以参与政治，这个在所谓的“发展中国家”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又是一个几千年的男权—父权—夫权的社会，其实女性是被压迫得最深的，因此从一开始起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反抗形式，它通过革命的形式，甚至女孩子参军的形式，用一种暴力革命的形式来解放自己。我们中国近代这段历史和中国这段妇女通过参加革命来获得解放的运动，本来应该作为世界阐释20世纪的整个女性主义或者性别平等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和理论资源，但这样一个资源直到现在我觉得还没有进入到社会科学的基本叙述里，这是非常可惜的。斯皮瓦克她们其实是把印度的那些资源介绍到西方主流的社会科学叙述里，所以她不但自己变成了西方意味上的一位知名教授，而且她能够把把印度的经验带进来。但是中国的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也有一百多年了，这么一个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给千百万妇女带来了这么大变化（在持续的变革过程中也经历了无数的曲折）的解放运动，基本上没有进入到社会科学的叙述里，如果有也是少之又少，充其量是一些事实和个案，而没有成为推动社会科学发展的动力，没有形成相应的范式和概念。我也参加过各种各样的国际社会科学会议和论坛，我觉得中国的经验在这个意义上说是很大程度上没有进入，而对于这样一种现状，我们是有很大责任的，但我们自己身在其中却不觉察。
　　不觉察有两个意义，一个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我记得我教过的韩国和日本的留学生，她们临离开中国时恨不得是哭着回去，说我们一旦回到韩国和日本再也没有在中国这么从容、平等、欢天喜地、嘻嘻哈哈，和老师，和男性的同事同学自由和自然的交流。日本和韩国经济比我们发达得多，但是他们的男女平等比我们差得多，我觉得我们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中国的男女平等和女性的这个地位，不只是家庭里女同志做主，我觉得其实也是在社会意义上，比如说女性的就业程度、受教育程度，甚至是健康意义上，像1950年代以后，我觉得我们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通过全民的保健和防疫，把孕产妇和婴幼儿的死亡率降下来了。而这样一个成就其实我们自己长时间是感觉不到的。我以前也接触过妇联的老领导，我就觉得我们以前花了很多精力来做这方面的工作，而且是用最低的成本，那个时候基本上不是用钱，爱国卫生运动、扫盲运动，还有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不到30年的时间，人均预期寿命翻了差不多一倍，从1950年的30多岁到了1980年的60 多接近70岁。健康上也是，摆脱了东亚病夫的状况。婴幼儿死亡率大幅度的降低，各种疾病，从霍乱、天花、麻风，到结核、血吸虫、疟疾、性病，直到日常的感冒发烧闹肚子，都得到了控制，有的基本上被消灭了。这样使得整个中国人，用了很短的时间，30年一代人的时间吧，就变了一个样，但是我们自己身在其中没感觉，甚至成天抱怨怎么把人口搞上去了，殊不知那恰恰是防疫保健医疗的改善和全民体育健身运动，还有高就业、大范围的社会福利和保障等等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的结果。当然我们也有过特别困难的时期，三年困难时期饿肚子，文化大革命时也食品短缺，凭票供应，发展中有很大的起伏。根据阿玛蒂亚森的叙述，印度虽然不会有大跃进这样的事情，但是整个印度的发展，拉开了看的话，每过5~10年印度的非正常死亡的总和就是我们一次大跃进的非正常死亡数，而我们50年下来 60年下来并没有那么多因为饥荒和灾害而造成的死亡，所以直到现在印度人均预期寿命仍比我们的要低得多。
　　我去印度（包括去印度的农村）时发现，印度的非正常死亡很多都是农村的女性。而这个死亡既包括由于保健、防疫、医疗不及时带来的，也包括家庭暴力带来的。所以直到今天，也弄不清印度一年被丈夫们杀死的新婚妻子们有多少人，有些年要高一些有些年要低一些，有些邦统计得实一些，有些邦根本不怎么统计或无法统计。因为按照印度传统，女性嫁到男方那儿有很多嫁妆，由于她是外村嫁来的，这样，比如有这样的父子俩，这个丈夫加上他爹就合谋把这个媳妇给杀了，他们家就得一笔巨额财产，然后他们又可以去讨第二个媳妇。有些人家通过杀两个新媳妇他们家就发了。再讨第三个过日子。因为你是外村嫁来的，你就无处去申冤。全村人都说她是病死的、跳河死的，不会说是被谋杀的。农村妇女绝大多数事实上是不会、不可能用法律的手段。1947年印度就独立了，建立的是议会民主制，但是直到现在，它的文字是不统一的，印度国家的文字有30多种，事实上的语言有300多种，这30多种不同的方言不通，因此在议会、法院里，你经常只能说英语。整个印度的人口很多，真正能说英语的5%不到。对印度农村妇女来说，法院不只是有理没钱别进来，而是根本就不可能，用地方方言你如何去告。
　　我就觉得我们这个1950年代以后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我们走的道路和西方是很不一样的，这个资源没有进到社会科学，没有经过整理、吸纳，把它变成理论,非常可惜，所以这是第三个“陷阱”。
　　李小江最近写了好多这方面的文章，我觉得写得很好，她反省自己怎么从介绍西方的女性主义到又回过头来看中国自己的历史和实践。我们其实很容易身在其中而感觉不到我们的资源，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自己与世界银行合作过很多年，他们从1984年进入中国，从那时起一直把中国视为发展中国家的楷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在健康（防疫、保健、医疗）、教育（包括全民扫盲，农村妇女扫盲）和基础设施（灌溉、农田水利等）这三个领域中，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做得最好的，而且直到现在我们还在享受着这个遗产。后来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就归功于政策对头、路线对头等等，都对，但其实还因为有着健康体魄的一代劳动者。如果没有这么一代，如果还是东亚病夫，如果没有那些基础设施，没有那些最基本的教育，是不可能发展这么快的。当然现在农村孩子失学很严重，农村的女童失学更严重，但另一方面在珠三角，到城里打工的那些农村小女孩的正规教育确实是初中都没念完，但是她们心灵手巧，很快就能够生产出包括索尼电脑、高级照相机在内的产品，而且她们也没有经过什么长时间的培训，一个星期就上岗了，远销世界的产品现在早就不是旅游鞋、玩具和袜子了，高端的或者是准高端的科技产品也有，就是说那里有一支很强的劳动者队伍，这支队伍是这一过程当中培养出来的，包括一整套的制度，和它们的实际运作。这是我要讲的第三个比较重要的东西，就是讲到性别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一种方法、一种看世界的角度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自己的实践，我们不应该把它忘记了，至少还有待于我们社会科学来努力，努力把这些实践也总结成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哪怕是一些概念、新的看世界的角度。比如说我们看发展可能就不只是 GDP，不只是收入。像联合国开发署多年来做的那样，已经不只看GDP和收入，而是把人均预期寿命、识字或者教育纳进来了，这样就有一个人文发展指数，这样看世界至少要全面得多。
　　把中国的很多实践纳入性别主义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现在主流的叙述其实是西方的白色男人主宰的，而性别主义基本是西方的白色女性争地位、争权益的过程中形成的理论。不只是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我觉得广大的亚非拉女性和她们的实践还没有进入到社会科学的叙述里面。人民文学出版社做过一套叫另类发展的丛书，其中有一本叫《沉默的另一半》，是叙述南亚的妇女怎么被压迫、被剥削，怎么求解放的。拉美也有很多著名的学者在做这方面的努力，例如同一套从书中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但是这些经验基本上还是没有进入到主流的叙述里面，这确实有待我们努力。虽然已有很多人在努力，甚至直到现在还有人孜孜不倦，试图把中国几千年的汉学应用到社会科学中，比如说我认识的一位社会学者，他带博士就不用西方的任何概念，而用三国、水浒、史记、汉书里的那些概念来写。当然也有些搞文学、历史哲学的人试图振兴国学，人民大学成立了国学院，那也是一种努力。整个第三世界的实践是曲折的，1960年代社会运动蓬勃兴起的时候，我在1970年代读到的第一本关于第三世界的书叫《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和希望》。它是讲亚非拉的看不见的生命力、创造性，在苦难里面自身所孕育的可能性，而不是等着被解放、被启蒙、被教化，我觉得这可能是特别重要的。要说性别，feminism准确的翻译应该是男女平等的视角或者是性别平等的视角，这就使得女性变成具有自主性的一种人，至少和男性是平等的。现在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科学也好，社会发展也好，基本上还是等着被指导、被教化、被启蒙。西方来的小年轻人一来就可以指导我们，他们未必一定比我们懂更多，就因为来自西方世界，有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所以说话显得更有底气，也似乎就更“正确 ”。
　　我自己这些年在教科文参与研究课题也好，做它的重科学项目的评审也好，我觉得发展中国家也试图参与到国际事务的讨论、争论中，而且在这个争论中也能有自己的一点声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一个平台，当然它本身是1945年战争结束以后，为了防止战争和促进和平，作为联合国系统惟一以教育、科学、文化为名目的组织。它的欧洲色彩重，当然从一开始起“第三世界”进入的也很不少。里面是多元的，从它成立的第一天起，它的宪章里就宣扬文化多样性。直到2007 年底，《文化多样性公约》诞生，我们国家也起了很大作用，全世界除了美国和以色列反对，基本上全票通过这样一个公约，现在它正在起草世界文化多样性的报告。这至少是一个尝试，虽然直到现在还不是很成功。我们院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一直出版汉语版的《国际社会科学杂志》，那个杂志就是教科文的杂志，那个杂志登的文章很多是非西方中心论的，是世界各国的非西方人种、有色人种，还有女性学者写的，但那样一种叙述直到现在还是非常边缘的。我们中国现在讲和平发展、和谐世界、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怎么样进入世界，别人怎么看我们，确实都很重要。它不是个面子问题，我们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就像一个人从少年到青年，他还不知道怎么行为，虽然人已经长得很高，但还不会象大人那样来行为。我们有时候说话办事不知道怎么说，说的方式可能别人不能接受。我不是说我们应该适应别人，照着别人去说，但是你要有自己的一套说法。这一方面，虽然印度的社会发展好像比我们落后得多，贫富悬殊比我们严重，人均预期寿命、识字率比我们差，基础设施比我差，但是因为印度确实培养了一个人数很少的，比如说300万的精英，那批人他基本上知道怎么去说，从甘地到斯皮瓦克、阿玛蒂亚森这些人，还有一些在印度本土，从来不出国的，但是他们知道怎么说，怎么表达自己，既用别人能明白的方式说，又能保持自己的自主性。这是很难得的。返观我们自己，有时候就有点自说自话，自己照着自己的说法，然后把它硬硬的，一字对一字的翻译成外语就去说给外国人，人家一听就不是那么回事。这个不但和你的形象有关，还和你实际上确实做了什么和怎样做有关。我们并没有很好地认识到我们所做的事情的价值，说得极端一点，1980年以后，知识分子就像倒洗澡水把孩子倒掉了。本来是有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放弃阶级斗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这些都没得说。但是我们过去做的事，也不只是阶级斗争，也包括提高识字率，增强全民免疫、保健，降低婴幼儿孕产妇的死亡，降低各种疾病的发生率，增强了人民的体质，改变了“东亚病夫”的形象，这些其实原来都是花小钱办大事，是很有价值的。现在似乎什么都是钱，没钱就干不成事，钱少了也不行。许多时候投下去的钱也不知道都做了什么，总不能就只剩这么一个手段了。而我们以前动员群众，从爱国卫生运动到全民健身运动，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到扫盲和普及义务教育，其实是最典型的花小钱办大事，是不应被轻易抛掉的。
　　社会实践进入到社会科学领域当然也有一个很艰苦的过程，可能需要多少代学者，甚至是耐着寂寞的长期研究，现在是有点太急、太快，都是以带资金的项目为驱动。项目有它好的一面，就是任务明确、目标明确，然后就操作。但是缺点就是它有点像卓别林那个《摩登时代》，很机械，变成好像生产袜子、皮鞋、纽扣，人仅仅是工具而已，一切都是按照既定的程序执行。科学要酝酿好多年、好多代，经过多少次试验和失败，社会科学虽然不像实验室里的试验，但你必须允许它失败，允许它多少年不出“成果”，它需要不断的实验，不断的探索。而我们现在，就好像一定要马上成功，结果大多是短平快的东西。实际上，我们自己的实践是如此的丰富，不只是性别问题，其他领域也是如此，但是我们的理论却是如此的苍白！没形成几个概念，我们的社会学就只有费老提的那个“差序格局”的概念，没有自己的概念，连社会、国家概念都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日本人那儿借用汉字，从西方的语言里翻译成日文，然后我们又从日文拿过来，于是一个国家的概念到了中文里它就跟我们的理解很不一样。我们以前也有这么一个概念，但这个概念究竟指的是什么，与西方语言里的一是不一样，再还原到西方的语言，有时得有好几个不同的词，有时意思可能完全不一样。这是当前社会科学的大问题，第一就是急功近利、短平快和项目化，成了生产皮鞋、袜子和纽扣一样的过程；第二就是因为比较商业化，由于金钱的驱动，但没有形成自己的概念、理论、方法，最后就是照猫画虎。我们现在出版的著作很多，课题也很多，好的作品很少。过去没有课题，老先生们的那些著作都是很有份量的，它们确实不是钱能堆出来的。我觉得全世界社会科学都有这个问题，甚至是我们也是跟着学的，比如说我们跟中国香港台湾学，香港台湾跟新加坡学，新加坡跟日本学，日本跟美国学。
　　现在，中国也好、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也好，大量的实践概括不成理论，我们当然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但我说的是学科上，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等。我觉得有时候不得不求其次，现在不是只有短期课题缺少长期课题吗？那我们把长期课题短期化，一次课题可能还是二年三年，但是其实这三年跟下三年再下三年，就可以是个九年的课题，只不过把它分解为三个三年而已。可能就得这样，否则就是今天忙这个，明天忙那个，看上去很多，其实留不下来。而如果连续9年10年乃至更长时间一直关注一个或一类问题，几十年下来就可能形成点东西。
　　四、与时俱进的“陷阱”
　　第四个“陷阱”和第三个有点关系，就是性别主义的视角和研究不得不向前看，现在全世界性别主义的研究我觉得都有点走不下去了，该说的都说了，该“骂”的都“骂”了，一开始很激进，以批评的姿态出现。1980年代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性别主义的研究，由北美回到台湾的那些学者主要就是“骂”（批评），但是“骂”完了之后，下一步怎么走？其实整个社会科学现在有点失语了，对下一步的社会怎么走比较茫然。一些聪明的社会学家知道这种情况，不聪明的还不知道。加尔布雷斯是经济学家，他说有两种人，一种人是知道自己不知道，还有一种人就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他说他自己很幸运地知道自己不知道，其实就跟孔子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老子说的那个“知者不言”一样，苏格拉底称自己只知自己的无知。先哲说的都是一个意思。而现在整个社会科学有点不知道怎么说，这个当然不是咱们不努力、不用功，甚至也不是没有钱的问题，可能是社会变化太快。连美国这么强大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大国，在反恐上走得如此不顺，其实就是源于它的制度设计、体制适应不了新的形势。它这套制度设计安排是在16世纪以后，尤其18世纪以后。二战以后，遍及全世界的模式就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来组织经济、政治、社会、军事、教育、文化、科技乃至于健康和营养，但是恐怖主义挑战者它不是哪一个国家呀，其实它不是阿富汗不是伊拉克不是哪一个“国家”（或者哪一群“流氓国家”），它是散兵游勇，散布在世界各地，其中相当多的就在欧美。有人说欧洲多一点，有人说美国多一点，不管怎么说可能是欧美的有色人种，可能其中有伊斯兰背景的人多一些，可能有很多是穆斯林的信徒。但是至少恐怖主义不是以国家形式来挑战的，不像德法战争，或者德意日挑战英法美，乃至于我们自己有过的，比如说冷战时期，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它都是国家对国家的冲突，而所谓的“反恐战”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而美国却用了传统的国家对国家的办法，当然不可能成功。
　　现在的全球化形成一些非国家的力量和现象，这是原有的社会科学也不知道怎么对付的。其实社会科学也是国家建设的一个产物和国家合法性的阐释者，现代社会科学和国家建设是同一个过程，它即是现代国家的产物，又是现代国家的组织形式，教育组织、科研组织、学科学会……,另一方面，这些社会科学也负责解释并合理化国民经济、国家防务、国家文化、国家建设。而非国家的东西，恐怖主义是其中一个极端，还有就是疾病，比如爱滋病、禽流感、非典，以及现在谈得越来越多的气候变化等，它们不以国家为边界的。还有比如金融风暴，资本的频繁快速的全世界流动，它也不是以国家为单位的，相当一部分资本不在国家手上。 1980年代中期，我开始研究所谓的“全球化”，我一看当时的前十个跨国公司所拥有的资产超过了发展中国家一百个国家资产的总和。那还是1980年代，最近这20年就更快了，就是有相当多的经济不在亚当斯密讲的那个国富论范围内，国富论叫做国民经济研究，“国民财富”其实是national economy的翻译，就是国家经济的研究，但这个全球化是跨国公司主导的。而整个社会科学现在从所谓最硬的、最成熟的和最科学的经济学到其他很多学科，它还是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当然还很重要，直到现在国家仍然是最大的一个组织和制度，最有力量的利益代表，但另一方面，也确实有个与时俱进的问题，现在有很多东西是原有的概念、范式解释不了的，我觉得性别主义现在也有这个问题。卡在了解释西方白人妇女怎么争取权益，获得和男性一样的地位，这是一种由社会运动进入到学术的过程，它的一个“陷阱”是因为没有把其他地区、其他非西方社会的实践纳进去。为什么现在不能往前走了，不能往前看呢？现在，西方的妇女在教育、就业和社会地位方面，在西方发达的社会好像跟男性越来越平等了，在法理上越来越平等了，但事实上还有很多问题，或者说身在西方的人她会觉得有无数的、无形的排斥、压迫和偏见，为什么不能往下走也是这个问题。西方人如把眼光打开一点，看到非西方的世界，其实那马上就是一个新天地，然后马上就有很多可以想，可以使学术往前推进。
　　我觉得，这个障碍是很难被西方人自己克服的，这相当于为什么性别主义研究很容易就变成了女性的研究，就是说男性很难跨出那个男权、父权的框子，按照男女平等的眼光来看世界，因为他一直享受着这个不平等的好处。其实这是一样的道理。让西方人获取非西方人的视野是很难的。还有一个难就是我们这些非西方的人受到了西方的教育，一代又一代的，从严复开始，乃至我们所谓最闭关的时候，最讲阶级斗争、最革命的时候，也是在学古罗马、古希腊，学卢梭、孟德斯鸠、亚里斯多德、莎士比亚、狄更斯等等，那部分就是说你看世界也是用西方的，非西方人也学着用西方世界的眼光来看自己，也是越看越不顺眼，也不会实实在在去看咱们有过的还继续有的那些丰富的实践，也不会从中来总结、提炼我们的理论。
　　现在世界确实变得太快，由于科技、信息、各种各样的流动，当然流动现在还没有真正的打开，我觉得如果彻底打开，全世界的人应该是平等的，回到最原生的那个概念。我们对资源的关系、对淡水的关系、对森林的关系等等的关系也应该是平等的，但事实上现在还是以国家为单位划分，什么都能自由流动，人是不能自由流动的。最近米兰的中国人惹得当地现在还在闹，多数中国人在那儿其实是合法经商，但是中国人喜欢扎堆，一个商店接一个商店，商店很密集，好像占领了一条街。中国人确实有时候热热闹闹的，爱热闹，白天货车一来就咣咣开始卸货，大白天又进货又卖货的，按照当地那个风俗，先是不准白天进货，后来又不准手推车进来，就是不准你扎堆，但其实没有任何一个法律说不准扎堆，但是当地就和我们在米兰的这些小商小贩冲突了，甚至发生法律上的纠纷，现在由一个地方性事件变成一个全国性事件，连一向对中国比较友好的意利总理普罗迪现在也出来发表对我们不友好的评论。
　　现有的制度设计怎么才能和流动的时代相符？尤其下一步，如果信息商品越来越跨国地流动，那么怎么整合？美国现在也是，最大的政治之一其实是移民问题，它既是国内政策，也是国际关系。包括在总统选举上，可能比伊拉克问题还要严重，因为伊拉克毕竟是局部战争，对美国人是小菜一碟，能够真正上前线的人也是少数，死亡也还不多，不像越南战争，但是移民政策和美国人息息相关，决定谁当选、谁不当选等等，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更不要说加拿大了，北欧也是这样，它们的调子特别高，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法治，还有生态，其实它们那儿是特别奢侈，一个人可以占有很多的耕地、淡水、森林等，但是别的国家的人要大批的去几乎是不可能的。但社会科学基本上就是按照原来的设计，它没有把全球化的人口流动作为主要的议题，它还是在那个传统的议题上，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家庭、环境，而流动好像只是年轻时候你有这个问题，一旦就业、工作、结婚成家，你就定在那儿了。那么性别问题其实也是这个问题，以前该骂的，该争取的，至少在狭义的西方概念上，好像都有了，现在，下一步往哪走？没有解决。
　　除了实际的社会层面的往哪走之外，还有一个价值的层面，比如说我们讲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人权，现在加上一个生态之外，对于广大女性来说还有什么？其实也是对所有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我们还能提什么？其实和谐不失为一个很可能的、新的社会科学的范式，或者是一个理想目标和理念，它可能成为一种新的范式，因为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人权，加上生态，有些讲的是政治权利，有些讲的是什么言论自由等等，有些讲的是社会权利，比如就业，贫困问题。但是和谐它讲的是一个境界，就是方方面面都解决了之后，比如吃饭问题解决了，穿衣解决了，住的问题解决了，就业解决了，甚至假设养老金解决了，都有了之后，比如说现在的白人，现在的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中上层的，什么都有了，之后是失望。其实如果把和谐变成人下一个追求的目标，就是说我应该生活在一种身心健康的状态之中，而不是简单地孤独等死，虽然服务很好，但生活里基本上没什么。我自己认识很多这样的人，住着豪宅，但连自己的孩子也不回来。咱们去他们家里，他就把最好的朋友请来了，结果所谓最好的朋友就是上次见面是一年半以前，最好的朋友也就是一年半见一次，还是因为咱去了，要咱不去他们见面的时间拉得更长。实际上现在西方有的人，包括日本人，提出什么幸福指数、生活质量，如果在这个和谐理念下面有一套理论、概念甚至是方法和计量，把幸福指数、把生活质量、把身心健康、把人际关系中的互助亲情都引进来的话，那这个所谓向前看就有目标了。当然生态是一个很重要的打开我们思路的社会科学，它不是一个技术和自然科学的概念，现在有个生态性别主义吧，还是叫性别的生态主义，甚至也有生态的宗教学、生态的政治学，那也就是说一下打开很大的局面。其实这就回到咱们的传统资源里，里面也有很多好东西。
　　虽然不是简单的回到过去，但过去的东西要认真对待，好好消化。而生态肯定是一个打开往前看的路子的钥匙。但生态也有争论，一种就是说不应该是以人至上，就是18世纪那个人道主义，它是人定胜天、人是主人，所以我们要征服自然、战胜自然，按照生态呢，它是说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和大自然的其他部分共处、共赢，是在同一个系统里头，有一个系统坏了的话，哪怕苍蝇灭绝了，那整个生态就被断掉了。还有很多争论是说究竟是不是说人比狗更不重要，还是更重要，还是人和狗都一样重要。我觉得可能会无限争论下去，但是这个概念比较好，因为它把原来传统意义上的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法治等概念往前推。人权这个概念没有生态也能往前推，推到我们全人类来共享这一个地球。那不是以国家为边界，而你生为中国人、非洲人、印度人就活该。其实印度早就有议会民主，但是它也受它天然的地理、自然、历史、宗教等等的限制，比如说女性现在没有中国女性那么高的地位，如果她们也能往外走，那会很不一样。西方的历史，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不断地把矛盾从内向外转移，向外殖民、移民、流民，乃至于侵略、扩张。那是一个角度，就是把人权真正地往前推，推到极致。现在将进行第二轮的中美经济战略对话，第二轮是在他们那边，我们这边是领导人带着部长们去，其实这个对话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两难，对我们来说，一方面我们确实面临着汇率、进出口不平衡，但实际上这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人民币调整的越猛，我们的出口越减，其实很大程度上直接损害的是广大农民和穷人，如果损害了农民和穷人的利益，我们就会在另一个意义上被指责，说你们中国劳工权利、人权等等有问题，你当然也可以说这不是那么学术而是比较政治化的两难。按照市场经济，我们当然不应套在一种汇率上，比如美元上，而且汇率当然是随着市场而波动，也应该实事求是地去测量究竟我们的汇率是多少。另一方面来说，现在中国面临着这么大的就业压力，你调一点点可能就会很多人就业困难。进出口也是，稍微调整，别说调整，就是没有大调整的情况下好多东西都受影响，为什么说农民工工资被拖欠，除了都知道的原因外，是因为那些加工的东西不能及时到岸，到了岸不能及时交付，可能已经到岸了，他不接收说你违犯了环保，违犯了人权，违犯了劳工最低工资，一船一船的旅游鞋到了西海岸不上岸，不上岸还罚你的款，许多加工企业都是这样的，它得交货才能拿到最后一笔钱，拿到这笔钱它就能支付给农民工了。所以它其实是国际环境中的一个链条，但是你看不到这个链条的时候好像就变成只是一个包工头黑心的问题了。
　　我觉得在这个领域里面，如果把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法治说到底，其实是能冲破一些陷阱和束缚的，当然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做到。就是中国不可能拿出八亿人，其中有三亿到了加拿大，有二亿到了澳大利亚，有一亿到的俄罗斯，有一亿到了美国，还有两亿世界各处流浪，这不可能，但是人们要慢慢寻找一个共同分享这个世界的机制，而不是说简单地指责你的农民工那么惨。第二个可能打开的就是生态的概念，撇开狭义的社会科学，而把生态引进来，我们甚至可以有生态的经济学，有人试图算绿色ＧＤＰ和绿色预算，把绿色的生态一旦算进去，那投入产出、效益成本，整个经济学最基本的认识可能都会不一样，如果有生态的政治学，生态的社会学等等也会很不一样。比如说法学，我国法治建设要加快，要完善等，但是至少有一个，如果是生态法学，而不是现在这个法学，那会很不一样。比如说美国的法院，每一年打官司所用掉的纸张，以及从木材造纸中制造的污染，光是这一个成本算进去，至少我们的县法院、市法院、省法院根本就用不起。我们现在光是为了保证小学生或者中小学生上课用的纸张，就是作业本，整个淮河流域，造纸厂造成的污染都很严重。那些厂主要的纸张就是给安徽、河南农村的中小学学校孩子们做比较低价的作业本。
　　这又是一个挑战。当时我参加过一个治理工程，基本上没有成功。有一次领导人去检察工作，当地人说对不起不能给中央领导同志喝水，因为那个水已经污染了，淮河流域已经臭的不行了。1980年代，我们发现当地有大量的富余劳动力，有大量的原材料（麦秆），然后又有需求，就是中小学需要低价的作业本。如果不是乡镇企业造的纸，是国家轻工部的厂造的那些纸，会特别贵，农村孩子买不起。你看三样东西都有了，劳动力有了、原材料有了、需求有了，就鼓励发展乡镇企业，搞小造纸厂，最后形成那么大的一个污染而强行关闭。如果把生态带进来呢，实际上我们的整个社会科学有一个豁然开朗的感觉。这个意义上说，性别的视角又远远不是该说的都说了，该做的都做了，比如说我们的性别的政治学、性别的法学，乃至性别的经济学，越硬的科学，经济学第一，法学第二，社会学第三，然后人类学，心理学，越硬的越没有性别视角，文学评论里面现在是比较有性别视角的。但是社会学里也有两派，比如社会学里玩模型的、玩数据的，基本上就没有这个，就是说它越硬就越没有。全球化的挑战使得原来国家的制度、体制面临着一些非国家的力量，从负面的疾病、恐怖主义、全球变暖到无所谓负面正面的金融、资本、商品信息到人的流动。我们能够使自己向前看，其实是整个社会科学可能要有一个生态的视角。搞性别研究的，该骂的都骂了，有的极端的性别主义者把莎士比亚都骂到了，达芬奇也都骂到了，到我们这儿孔夫子，当然打倒孔家店很重要就是针对他的男女授受不亲什么的，还有夫为妻纲这一类的。当然你还可以继续骂，你说布什是个极端保守的，他是反对离婚、反对堕胎，当然也反对移民了，至少这个意义上说，对人的解放包括妇女的解放那是有问题的，但反过来说呢，就是缺乏建设性，而一个建设性的前提就必须向前看，向前看的话，其实性别主义视角还大有文章可做，所谓理论创新，大有文章。
　　现在的越硬的就越没有性别视角，可能中科院比社科院还要少一些，比如工程院造桥的那个设计，它没怎么考虑女性过桥。最近有一个人说我们能不能把整个世界的设计都站在女性的角度，我穿衣、过桥、出门，我上街、购物等。当然还有一种性别主义理论者说我们能不能以孩子的眼光来设计。如果这个城市以女性的眼光去设计会比现在人性化得多，要舒服得多。其实现在很冷，像那个金融街，我们还很得意，好像是非常后现代的，但其实它是很硬的，像个工厂，甚至黑咕隆冬。有一个后现代的建筑是澳大利亚还是加拿大的大使馆，看上去就像个监狱一样。其实这里面是大有文章的。回到和谐，我就觉得搞得好它真的不止是一个我们国家在政治上倡导的概念，国家要走和谐社会道路，世界要和平。因为它下面还衍生出好多，身心健康、幸福指数、亲情互助等，即使和谐概念本身也至少有三个层面，我们现在可能讲第三个层面讲得比较多。如果是居委会、社区老太太讲第三个层面当然是搞好人际关系，但是有时候社科院也是就在第三个层面讲，最近被召集去开会，就说要和谐建院、和谐建所，所谓和谐建院、和谐建所就是要搞好关系，这搞好关系又变成了不分青红皂白，都得和和气气。你要当个所长就比较难了，你有时候比如说评审，这个就是不好就不通过呀，不通过可能年轻同志就回去哭鼻子了，他去告状，就有人说你怎么不和谐建所，这边还有人哭起来了。但是不能把和谐社会仅仅系在第三个层面，甚至把它讲的就是无原则的嘻嘻哈哈。它应该在第一个层面，就是我们对世界、人类和我们未来的一种理想，或者是一个伟大的理念。在古希腊和我们古代哲学讲，比如说古希腊讲自由，我们讲天下为公，就是那个层面的理念，这个世界它应该是个什么样。第二个层面应该是在这个理念之下，我们为了那个理想应该有什么样的制度，确保我们受教育，确保女孩子、农村的女孩子、少数民族的女孩子受教育，或者是老有所养，病有所治，我们应该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养老的、教育的、医疗的、就业的等等。那第三层面当然是人际关系，而且人际关系里也不一定是旧的孔夫子那个君臣父子，那当然是男权、父权、夫权的，但是至少有伦理意义上的是非，就是孝、悌、仁、德、仪、礼、廉、耻，它不是无原则的，不是因为有矛盾你就只能和稀泥了，你就大化小、小化了了，你就别去纠缠，但如果对任何事情都是有章法、有是非，这样从孩子做起，从每个人做起，不管你地位高低，你都知道什么是对的。这样不但是处理我们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乃至国与国的关系，而且把它变成社会科学里的一种范式，一种基本的概念，就像经济学的投入、产出，政治学讲的国家制度、社会学讲的社会关系一样，能使我们的社会科学面目一新。我自己现在参加的世界社会科学报告的讨论，这个以前没有做过，也许这个要做十年，也许最后根本就难产，现在列了一个人类面向21世纪、面向未来面临的挑战，有一个世纪的贫困问题，第二个是可持续发展问题，第三有一个治理，现在也叫善治，就是法治、民主，第四可能是多元文化、文明共处、文明对话。现在我们觉得文明对话这个词不大好，应该说是文化多样性。就是各种不同的文化怎么分享平等的地位，而不是说强势、弱势，边缘、主流那种关系。最后就发现横穿这四个都有一个性别的视角的问题，就是说，它不是跟这四个并列的一个问题。正像国内有时候性别问题好像就变成了妇女工作，和就业问题、青少年问题、养老问题、住房问题并列，其实它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是所有那些问题里都得有一个性别主义的视角。
　　如果人类21世纪都面临那四个问题的话，那四个都得有那个横的一下子，就是用性别主义的角度来看可持续发展，来看贫困，来看治理，来看文化的多样性。这和把它列为众多的问题之一完全是不一样。这也是我们可能要或者是可以讨论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