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先讲成本，我是从风险的角度去讲成本的。
经济转型，现在讲的是从绿色的维度去讨论的，比如说，从数字化的维度去讨论、从城市化的维度去讨论、从绿色低碳这个维度去讨论，应该说这是一个确定性的趋势。因为从全球来看，大多数的国家都已经认可了绿色低碳转型这么一个趋势，这个趋势是确定的，这是全球最大的共识。如果说其他方面还有很多分歧的话，这个是有最大共识的。
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间，毫无疑问，过程中有风险，这种风险来自于治理结构的调整，还包括绿色低碳的政策、碳市场、技术创新。各位院士都讲了很多关于去碳的一些技术创新的问题，这些都会体现到转型的综合风险当中去。这些风险都会转化成成本，过去考虑成本是你的交易形成成本，其实风险也会形成成本，像《会计准则》里资产面临贬值的风险，那么就要提取净值准备，因为要计入成本。所以从风险成本转换的角度探讨绿色低碳转型的问题，这里头就非常的复杂。
我想简单围绕刚才讲的三个关键词谈谈看法，像绿色低碳转型有两种风险，有微观的，也有宏观的，也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直接的是绿色低碳转型实施的风险，推动绿色低碳转型，里面面临着各种的不确定性。在推动的过程中实施风险，可能对现有的产业、经济、社会都会带来各种不确定性的影响，这些影响有的不会带来收益，只会带来成本，就是负面的影响。间接的影响就是实施低碳转型路径的时候产生的风险，比如说，能源转型、能源的生产结构、能源的适应结构都需要转型，在转型的过程中间很难去规划一条康庄大道，这是要不断的摸着石头过河。因为方向似乎是明确的，但在过程中怎么样才能低成本、以高效率的方式去实现呢？人们转型的动力来自于哪里？风险尽可能的低，成本可以承受，你能获得收益，这就是通过市场机制进行绿色低碳的转型。如果说不是这样的话，绿色低碳转型就很难推广。也许我们设想的很好，但是现实可能不如我们的想象。
从这点来说，对绿色低碳转型的风险要有充分的估计，这种风险可能不仅仅是经济场域的，有多方面的。比如说，环境的风险。环境的另一方面，比如说，光伏、风电、新能源，大家说这是绿色的，但是光和风电怎么来的？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社会上相关的制造，在这个过程里边依然有环境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能以线性化的思维去考虑，也许在这方面是绿色了、减碳了，但另一方面可能碳增加了。比如说，减污降碳，减污和降碳有时候未必完全一致，有时候你减污了，有时候碳可能是上升的，污染的风险是减少了，但是碳排放的风险可能就上升了。
还有政治风险，这里面涉及到政府内部的、利益集团的、国际关系的、大国之间博弈的。比如说，现在碳关税的问题，尤其对我们的国家影响是相当大的，那我们怎么去应对？刚才梅总谈到一个民航组织的观点，那么给我们的时间有多少？我们现在能不能在技术上、市场上两者有效的进行匹配组合，来实现一定的目标，提升我们的竞争力。因为市场的竞争力最终体现在附加值上，附加值就要更低的成本，如果这些风险上升的话，我们的成本是上升的。
经济的风险、政策的风险，比如说，碳充分的问题，双碳要进行控制，碳强度、碳准量的排放要控制。以前我们考核的时候可能几年一考核，然后变成一年，甚至一季度一考核，这样一考核就导致很多企业没法生存了。这就是带来的什么？我们在低碳绿色转型过程中带来政策事实的风险，这种政策事实叫“风险谬误”，你不能有风险，你一有风险可能就会出错，你就没法操作，你就没法往前走。在这种情况下，这种风险谬误在我们的治理当中是不是消除了？我看现在来说，这种风险谬误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还有合成谬误，这个就不需要举例子了，大家很清楚。所以政策事实的风险，因为面对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更高的认知水准，需要更专业化来支撑，但这些方面如果跟不上、不匹配的话，那可能就导致我们在政策事实上简单化，简单化就会带来这些问题。
还有社会风险，比如说，能源转型去煤、脱碳，那些原来公认的就业，煤炭工人就业的问题，高碳行业的工人到哪去就业，这就涉及到就业转型的问题，对不同的区域都会带来这种影响。
还有技术的风险，技术上可能是可行的，但是它在商业上是不是可行呢？所以脱碳技术的创新，技术上可行以外还要经济上可行，只有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可行，只有两者吻合在现实中才能应用，仅仅从技术的角度可行，那未必能推得开。如果说使用这项技术成本很高、很亏损，那没有一家企业会为了去碳在亏损的情况下采用一项新的技术。
各种各样的风险有很多，我们很难事先充分预期，所以有很多可能会超预期的风险在等着我们，我们是不知道的，是未知的。有些风险我们现在可能已经有了苗头了，我们能感觉到了，但是在转型的过程中还有很多风险是未知的，是没法去预判的。
这些风险都会变为成本，所以我们从风险成本转化的角度来看，各种各样的风险都会转化为成本。成本可能分布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企业，有可能是在市场，有可能是在政府，还有可能是在居民，绿色低碳不仅对市场主体，还包括老百姓，在这个过程中间，这些成本到底要怎么去分布？怎么去分担？这些风险跟成本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去认识清楚，才能让这些风险一方面可以被控制，让风险能够反噬，不是突然之间风险爆发了，能让成本可以承受。这样的话，低碳、绿色转型的过程才会比较平稳，要不然就可能出现持久战打成了突击战，一旦打成突击战，本来是马拉松长跑，一旦来一个百米冲刺很可能就倒下了，这样就会带来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持续，这个风险就会上升了。
我们防了这一个风险，弄不好另一个风险就出来了，就按下一个葫，可能浮起一个瓢，甚至几个瓢，就是风险的特性是没有边界的、是无形的，是在不断转化的，看起来可能是解决了这个风险，降低了这个风险，也可能没有意识到另一个风险更大了。所以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的过程中间，要实时的从风险成本转化的视角去分析，我们在转型的过程中风险怎么做到有效的去识别，有效的去掌控，然后进行缓释，让成本是可以承受的。这是我们现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需要考虑的整体设计的问题。
我们从技术的角度考虑的比较多，从综合补贴的角度考虑的比较多，从不同的领域，从绿色信贷考虑的比较多，都在推进，但各个领域的推进能不能形成合力？能不能真正有效的控制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的风险？至少现在来看，还没有整体的设计，没有整合的把握这些风险的治理机制。各行其是，看起来是大家都在迈进，但是很可能搞成了我刚才说的合成谬误，这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合成谬误是一种更大的风险，也是风险上面的一种叠加。
第二，估值。转型过程中间我们要建立碳市场，还有碳税，实际上就是让成本内部化。还有碳排放，我们把碳排放权当作一种资产去对待，它是可以交易的。
在碳市场建立的过程中间，对原有存量的资产，从绿色低碳的角度来说，它的价值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是说，你这些高碳的资产就会贬值，低碳的资产就会升值。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改变各个行业、各个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因为市场的交易不是按账面价值，比如说，以前的资产，每一个设备过去是多少钱，那是一个历史，但是现在还能值多少钱，那是现在的工艺价值，未来还能值多少钱是未来的价值。如果说，我们看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看到的可能是一个基于市场公允价值的资产负债表，很难看到基于未来价值的资产负债表，但是绿色低碳转型恰恰是基于未来的，而不是基于眼前的，这样就会引发一系列的风险了。原来从账面价值来看，可能资产负债率是不高的，但从公允价值来看就变了，从未来价值来看，资产与负债的关系可能也变了，不仅关系到实体行业，关系到能源行业、建筑、交通、银行，金融机构贷款是分布在各个行业的，各个行业已经贷出去的这些钱对银行来说是它的资产。所以在转型过程中，意味着银行资产的风险就会慢慢的显现出来，这是一个大的问题。
金融行业面对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金融风险的问题是高度关注的，它不仅仅是现在增加绿色贷款、绿色债券，制定绿色标准，问题是存量就带来估值的变化。更重要的，发电依然在光伏新能源，原有的煤电那些设备的估值就会下降，甚至如果说要弃煤，这些设备它就可能变成了“沉没成本”。比如说，发电行业新上的设备可能都是很多在15年之内的，如果说没有低碳的要求，这些设备可以继续用，如果很多新设备按照现在的进程来考虑的话，它可能很快就要淘汰了，要加速折旧，甚至就变成了沉没成本，这样的话都会影响它的估值。
在这种情况下，绿色低碳将重新定义资产价格，重塑政府、金融机构、企业和居民的资产负债表。你看居民的房子，居民的财富很多体现在房子上，以后的房子可能是老式的房子还是一个新的能够低碳的房子，那可能价格也会不一样，这就是影响了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对金融企业也是如此。所以绿色低碳转型对估值产生的影响会显现在投资，投资到哪去？投资肯定考虑的是未来的价值，不是考虑眼前的价值，所以项目的绿色权益到底怎么去评估，通过市场的中介机构对项目考虑到绿色低碳转型的风险、未来的成本，那未来的价值到底是多少，这些都是会反映到预估的未来现金流上，对投资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对投资、融资也会产生一种变化，这种变化需要从绿色低碳的维度去考虑你未来的投资回报。
现在资产成型估值是渐进的，这种阶段怎么去把握？国外碳市场也是逐步发展的，不是一步登天的。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怎么样把握好节奏？让不同资产成型定价的时间、速度可控，可以承受。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与技术创新、与监管政策有直接的关系。如果说我们搞急了，资产可能就急剧贬值，比如说，去碳，对那些煤炭行业以前贷款有时候搞了一刀切的政策，传统的行业可能立马就会死掉，很显然，这种状况就是操之过急了。所以我们要去量化评估这些风险，对企业的影响、对经济的影响、对财政金融体系的影响，减少高资产的风险敞口，有效的支持绿色转型。这个问题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专业性的问题，理论上需要创新，比如说，在资产评估方面，在会计准则方面都需要重新构建。现在的会计准则，是工业化时代的会计准则，要考虑绿色、黄色、黑色，现在的会计准则可能向绿色转型，一旦考虑到绿色，原有的工业化时代的一套范式、一套标准，那种分类可能都变得不太适用了，这是一个极大的变化，所以碳的定价政策会影响资产的估值。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现在怎么样去把握好这种风险，把握好对市场所产生的影响，不仅仅是一个增量，还是反对存量，对现有的这些企业，对现在已经积累的巨大的国民财富也有重新定价的问题。我们积累国民财富这么多年，改革开放以来积累这么多财富，这些财富以前是不分绿色、低碳、高碳的，要把这个因素考虑进来，那很多财富可能就会是贬值的。也就是我们要绿化资产负债表，政府部门也得要考虑，不仅要绿色金融、绿色财政、绿色税收，财政收支也要考虑绿化。那现在财政收入有没有考虑绿化的因素呢？实际上，产煤带来的收入，还是说光伏带来的收入，看不出是绿色的收入，还是黄色的收入，还是黑色的收入，财政的收入拿的都有钱，一个概念就是现金，要从绿色维度切入的话，以后这些收入可能就得考虑哪些是绿色收入？哪些黄色收入？哪些是黑色收入？从财政的角度也需要大的变化。
第三，体制机制的创新。
体制机制的创新首先是财政与金融政策怎么去协同的问题，基于绿色低碳转型的阶段性特征和风险的变化，及时完善政府、金融机构、企业和居民的资产负债表，这就需要一个顶层设计进行指导。单靠企业自身是很难弄的，还要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行业协会的作用，将不确定性的预期通过相对统一的标准去加以体现，转化成相对的确定性和可预期，只有可预期，企业才会持续不断的改进和努力，朝着我们以前预先设计的方向前进。这就要在认识低碳绿色转型的金融风险、财政风险，财政工具、金融工具怎么去协同？还要考虑发展与安全的关系，还有低碳转型中的公共风险，公共风险就不是在市场领域了，而是涉及到整个经济社会、整个国家的安全，这些都是公共风险，那怎么进行管理？所以在转型中，金融与财政责任怎么样分担，要不要建立相关的防火墙？
怎么样防止金融风险向财政风险转化，也要防止财政风险向金融风险转化，但是现在看起来我们国家现行的这种体制下，我以前讲的一个概念叫“风险大锅饭”，在计划经济下，我们吃的是利益的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市场化改革以后，利益大锅饭没有了。但是现在有风险大锅饭，风险它是无形的，像风一样，能感觉到，看不见、摸不着，也抓不住，这些风险就是在不断的转移转换。现在的风险可以后移，可以隐匿起来、藏起来，击鼓传花往后移，下面的风险可以往上移，企业的风险可以向政府转移，有的是过程风险转移的途径。但如果风险责任界定不清楚，那就变成风险大锅饭，最终由财政来兜底，财政最终是由中央财政来兜底，最终地方财政兜不住的话就是中央财政兜，所以这种风险大锅饭（这种机制）没有破掉的话，将来财政所承受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别看我们现在似乎从一些指标来看财政健康状况还不错，债务率从全球来看都不高，但是要透过现象去看本质，不仅看现在还要看未来，不仅看实体的也要看虚拟的，尤其是看风险，这里财政承受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且不说绿色低碳转型这一个方面。
我们还有一个城镇化转型没有完成，从乡村文明到城市文明，在这个过程中也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当前地方财政已经是相当的困难了。这里还有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行为上怎么协调，中央的政策地方怎么反应？不是说中央说了往东，地方肯定不会往西，会不会往东、南呢？这就是政策制度的安排和地方行为的反应之间未必是完全一致的，它是不确定的。针对不同地方的行为主体要有不同的评价标准，比如说，高碳的地区、低碳的地区怎么去考虑，这就涉及到区域之间协调的问题。
从碳排放强度来看，像内蒙古碳排放强度单位GDP里排放的碳相当的高，但是要从总量来看，内蒙古这根线相对就没那么高，所以从总量和强度这两个指标来看，对各个省得出来不同的描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依据什么样的指标考虑省与省之间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所担负的成本呢？比如说，在财政体制的设计上、转移支付上怎么去考虑呢，这就非常的复杂，这就要求我们在大的方向上，就是低碳绿色转型要转变传统的一些体制设计的思路，改变原有的政策设计的思路，对现有的体制和相关的政策向转移支付怎么样进行调整。所以区域之间的这种协调的问题，就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需要深化研究。
融入新经济和数字技术，提升低碳风险转型的识别和管控能力。现在来看，在数字化的趋势下，数字革命带来很多新的技术手段，这是一个好事儿。但是怎么样把绿色数据、基于碳的账户这些数据怎么样共享，这又是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讨论数字化的时候，公共部门的数据现在难以共享，部门之间的数据难以打通，现在企业掌握的这些数据怎么样来实现共享？数据市场怎么建立？这与绿色低碳转型也是密切相关的。
绿色低碳转型是离不开数字化的，离不开这些绿色数据、绿色账户的，那么怎么有效的切入到这里头？我们现在感觉到在数字化的过程中间已经遇到了新的难题。因为我们过去的工业范式适应不了现在的数字范式，也适应不了现在的绿色范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创新呢？不仅仅是技术的创新，更重要的是体制、机制的创新，还有观念和认识的创新，这可能是最重要的，但是恰恰在这些方面还有巨大的努力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