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尚希:宏观政策思路应跳出“三驾马车”框架
2022/6/2 10:15:00
 

  长期以来,消费、投资和净出口被喻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也一直是人们认识宏观经济走势的分析框架和政策的主要着力点。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呈现三大趋势,改革创新面临三大障碍,当前形势也受三大因素同频共振的影响。对此,宏观政策思路应跳出“三驾马车”的分析框架,更好地统筹考虑企业、居民、政府三大资产负债表,进一步增强政策的整体性和协调性。
  三大因素同频共振,经济下行进入加速拐点
  3月份以来,多项经济指标急转直下。需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复杂性、严峻性有充分估计。经济形势下行,在很大程度上是三大因素汇聚叠加的结果。
  一是疫情因素。疫情形势与防控措施共同构成对经济的影响,且影响程度不容忽视。上海等地的静态管理措施,对经济的连锁反应已经逐渐显现。
  二是西方主导的经济金融全球化正走向终结。尤其俄乌冲突之后,美欧金融制裁动摇了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国家外汇储备和企业、个人海外资产的风险不断上升,国际结算体系面临碎裂化风险,全球市场和全球资源可持续的风险明显增大。
  三是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三重压力”,即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尚未得到明显缓解,且预期转弱仍在加剧,经济的内生动力明显不足。在此背景下,宏观政策的预期效果会不及预期。
  上述三大因素同频共振,导致经济下行进入新拐点。3月份部分指标回落或许只是一个开端,“蝴蝶效应”显现。之后的经济形势可能更加严峻,甚至面临长期低速增长的风险。对此,我们必须有充分的认识和足够的估计。
  宏观政策应把握三大趋势、三大障碍
  把握当前经济形势应从新发展阶段的三大趋势、三大障碍出发。短期经济波动很可能是中长期因素导致的余波,因此有必要将短期经济形势放在中长期框架下来观察。从新发展阶段来看,我国经济增长有三大趋势:经济社会数字化、低碳绿色化、经济金融化,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也是当前经济形势的大背景。所谓经济金融化,并不是经济泡沫化,而是国民财富、经济行为、经济关系的金融化,包括金融交易和实体交易的融合,各种传统经济关系的金融化,如债权债务关系、股票股息关系、风险保险关系、信用委托关系、融资租赁关系、跨期交易关系,等等。经济金融化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金融深化的结果。在进入更高级的发展阶段后,经济金融化不可避免。
  经济金融化、数字化、低碳绿色化“三化”叠加,使原有的规则、制度、组织架构和行为模式面临重构,现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将经历涅槃重生的过程,新发展阶段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挑战。从中长期看,当前经济形势可能只是大趋势的余波。当然这种大趋势也给中国带来了战略机遇。如果能够抓住机会、换道竞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更为顺畅。
  在此趋势下,需要以创新的精神来面对变化、适应变化,主动求变,构建中国经济发展的更大确定性。这里要重点要强调的是改革创新。目前,一些旧的体制机制已经边际失效,经济下行趋势迫使我们必须作出改变。从现实情况看,改革创新仍面临三大障碍,如果处理不好很可能产生逆流和回波。
  一是经济的二元。我国目前的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建立城乡区域统一大市场还面临很多棘手难题。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未能真正建立土地市场、住房市场,未能与城市市场关联起来。所以提及中国的房地产问题,其实主要指城市地区,而非全国市场,与农民关系不大。
  二是社会的二元。当前,我国市民化率虽然2021年达到64.7%,但实际上53.3%的人口都是农村户籍。机会不均等问题不仅表现在就业层面,更体现在社会层面,内需不足、贫富差距扩大等社会问题都与机会不均等直接关联。现有体制使占总人口比重约53%的农民的增收和能力提升都面临“天花板”,给经济循环、特别是经济内循环造成了障碍。
  三是所有制的二元。当前,我国市民生活在国有土地上,而农民生活在集体土地上。农民作为集体经济的成员,难以携带个人财产转移,导致劳动力流动、家庭迁徙受限。因此,切实增强经济韧性、推动经济形势根本好转,不能只依靠短期政策,而必须顺应三大趋势,以改革创新来消除三大障碍,从中长期视角来思考当前经济形势。
  宏观政策思路要跳出“三驾马车”的框架
  从逻辑上看,消费、投资和进出口是经济运行的结果,是对国民经济形势的反映,而非经济增长的动力,更不是政策的着力点。虽然在危急状态下,“三驾马车”作为应急手段可以起到一些效果,但要真正扭转当前经济形势,就不能再局限于这一视角。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当前经济发展最大的影响因素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不确定性。在一些领域,政府“这只手”过于强势,导致市场“这只手”常常陷入无所适从的状态。市场主体难以预期政府行为和政策,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就很难形成合力,导致政策效果往往偏离预期。从这个角度看,市场预期转弱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政府的合成谬误、分解谬误,以及各种“运动战”、“突击战”。这反映出当前计划经济传统依然强大,宏观经济治理有待完善,而不仅仅是宏观调控的问题。政府需从自身找原因,而不是眼睛一味向外,把问题归结于经济大周期,归结为经济发展的一种“宿命”,似乎当前经济下行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
  要稳住经济大盘,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以改革精神、创新思路出台相应政策。遏制经济下行、应对经济新拐点,必须转变宏观政策思路,统筹考虑企业、居民、政府三大资产负债表。经济衰退本质上就是资产负债表的衰退。研究房地产问题时,其实也要考虑这三大资产负债表,因为都是相互关联的问题。“三驾马车”的分析框架,虽然也能起到一点效果,但消费、投资的经济拉动效果本质上都取决于政府投资的乘数效应。在乘数效应不断下降的情况下,通过政府投资来拉动110万亿的经济体量,无疑是非常困难的。比如通过扩大公共消费来拉动居民消费,前提是居民必须有钱。如果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公共消费是很难带动居民消费的。从这个角度看,继续将“三驾马车”当作宏观政策的着力点,效果可能并不理想。
  从资产负债表的角度看,核心问题是居民的资产负债表,与之相关的就是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目前,居民的很多资产都沉淀在房产、股市,包括基金、个人理财产品上。这些资产如果不断贬值,必将改变居民行为。一方面,由于不敢投资,居民储蓄会增加。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证明。另一方面,居民会减少消费,从而导致全社会消费收缩。如果居民资产负债表不能得到修复,居民的消费和投资行为都会收缩,会造成供需之间的负反馈效应,进而导致经济下行。因此,不能仅从收支流量的角度来考虑政策着力点。
  宏观政策必须将提高居民收入作为发力点。受疫情影响,很多人无法外出工作,也因此失去了收入来源,必然会影响短期消费能力。因此,稳就业非常必要,其根本目的在于稳居民收入。当前的就业政策存在一个问题,即就业定义需要修正。长期以来,就业主要是根据岗位来定义的,这意味着失去岗位才代表失业,这种定义恐怕有商榷的余地。在疫情条件下,很多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处于休眠状态,有些职工虽然没有失去岗位,但收入很少甚至清零。从岗位的维度进行定义,他们并不纳入失业统计,但这种在岗统计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在数字化时代,各种新兴就业形态不断涌现,以岗位来定义就业已不再完全适用。平台经济提供了广阔的虚拟空间,使很多原来不可交易的资源变得可交易,平台提供的任务订单也可以创造收入来源。比如网约车司机在完成订单就可以获得相应收入,但不符合传统的“就业”定义。因此不应再从岗位的维度来定义整个就业。
  新兴就业形态和新收入获取渠道,与平台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大型数字平台创造了新的就业生态,构建起新的就业链条。因此,重塑平台经济的信心、修复就业生态,对改善当前就业形势至关重要。要打破传统工业经济中的就业思维,抓住数字技术发展的机遇,鼓励平台经济发展。目前平台经济整体处于收缩状态,很多平台企业都在裁员,也不敢进行投资。由于业务收缩,很多订单被取消,导致新兴就业萎缩。这样看来,数字平台可能需要新的政策。鼓励数字经济包括数字平台企业的发展,既可以进一步增强经济活力,更能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从关联性的角度来看,增加居民收入,既要稳住传统就业岗位,也要稳住数字化背景下的新兴就业生态,从扩大就业容量来看,后者更为重要。
  此外,针对居民收入发力,可借鉴2020年部分地区发放“消费券”的做法。特别是受疫情影响严重、实施静态管理的地区,中小微企业、个体户受到很大冲击,发放消费券相当于增加居民收入,可以在扩大需求的同时,拉动小微企业和工商个体户的营收增长,缓解当前供给与需求之间的负反馈效应,有利于遏制经济下行态势。
  从企业角度看,应在继续贯彻落实退税、减税降费等优惠政策的同时,认真考虑降息问题。降准只是一个方面,降息更为关键。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不必过度担心大规模资本外流情况的发生。当前导致资本外流的主要因素并非利息,而是其他不可预期因素。降低企业利息支出,相当于增加企业的流动性,这在当前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是债务风险防范的一个关键性变量。降低利息不仅对企业有利,还有助于缓解地方政府财政压力,降低地方债务风险。现在对地方政府造成巨大压力的,恰恰不是本金,而是庞大的利息支出,在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的占比已经超过10%。当前,很多人担心中美利差扩大会引发资本外流。我认为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必过度担心。
  从政府角度看,扭转预期非常必要。各部门在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时要实事求是,积极开展创新性转化,而非出台突击性的政策,制定过多、过细的考核指标;要避免变相的“计划化”“指令化”,努力稳定市场预期。目前,不少企业存在观望、收缩、裁员等现象,稳定预期、不搞突击性的政策非常必要。
  从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各部门的监管政策也需要适当调整。监管是为了安全,如果经济急剧下滑,风险急剧扩大,监管的安全意义也就不复存在。安全风险可能是具体的、眼前的,但由于不合理监管造成经济长期下行,将可能引发国际竞争力下降的风险,这比安全风险更为可怕。应树立“风险整体观”,既要看到短期、局部风险,更要看到长期、整体风险。要充分认识“防控风险的风险”,避免因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引发意想不到的更大风险。
  当前,要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特别在疫情的广度、烈度、强度组合发展变化的情况下,进一步优化疫情防控措施,也有利于缓解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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