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我们要深刻认识国际环境变化，准确把握深层次趋势性变化；要树立起大国能够主动塑造外部环境的新意识，树立化危为机的辩证思维；要把握好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把握好绿色转型带来的新机遇，把握好引进高端生产要素的机遇，把握好海外低成本并购整合全球资源和市场的机遇。
　　国际环境调整的四个深层次趋势性变化
　　我们要深刻认识国际环境的变化，把握四个深层次趋势性变化。
　　一是国际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大国博弈日趋激烈。从1980年到如今这40多年来，全球经济格局已经并且仍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一个总趋势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大幅度上升，即世界经济力量“东升西降”。这其中，中国经济上升最为明显。1980年，中国占全球GDP的比重为1.7%，到2019年，中国所占比重已是19.3%。而美国1980年占全球GDP比重为25.4%，到2019年是24.4%，只下降了1个百分点。有观点认为美国经济在衰落，事实是，其占全球GDP四分之一的比重，在过去40年中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发生变化的主要是欧盟和日本。按照世界银行数据，过去40年，欧盟和日本两大经济体占全球GDP的比重累计下降15.6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在“东升西降”格局中，并不是所有西方经济体占全球GDP比重都大幅下降，其本身也有结构性变化。
　　美国作为二战结束后，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唯一超级大国的经济地位并未动摇。但中美经济比例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2019年，中国占美国GDP比重是60.8%。在新冠疫情背景下，中国经济继续保持正增长，而美国经济出现负增长。2020年，中国占美国GDP比重可能会达到71.2%。对于美国来说，这是二战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
　　近些年，美国把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中美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美国单边挑起贸易战、科技战，围堵中国的发展。中美两个大国的博弈是未来影响全球经济格局非常重要的因素。对于我们来说，中美关系是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最大的一个不确定因素。我们既要看到中美经贸关系中竞争的一面，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也要看到互补的一面，不失时机地推动双边关系稳定，为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是新技术革命迅猛推进，各国争夺技术制高点的竞争日趋激烈。每一轮技术革命，都是推动国际格局洗牌的根本动力。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战略性机遇，也可以说是巨大的挑战。任何一个国家把握好了都会脱颖而出，但如果错失这样的战略机遇，就会更加落后，进一步拉大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在新技术革命中，各国抢占技术制高点、抢占技术标准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因此，近年来一些“卡脖子”问题越来越突出。
　　三是国际治理体系加速演变，争夺规则主导权的竞争日趋激烈。特别是在多边贸易体系下的诸边协议谈判，比如服务贸易谈判、电子商务谈判、投资协议谈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于对新的经贸体系理念和利益的追求，试图把中国边缘化。二战以后多边贸易体系的基本理念是自由贸易，但近些年来，美国以及其他一些西方国家，更加强调公平贸易、对等开放。这些新理念的背后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他们在选择性地推动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一些不符合其利益的规则，他们就要改变或者抛弃。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在近些年出现了“退群”行为。与此同时，这些国家还在集中力量推动建立符合其利益的一些新规则，这些规则可集中分为两类：一类是，在这些发达国家竞争力强、有着巨大商业利益的领域，继续推动扩大开放，推动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另外一类是，在环境标准、工资谈判、劳工标准等领域制定更高标准、更加严格的国际规则，来限制和打压其竞争对手。所以，国际经济规则、国际治理体系的重构，也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过程。
　　四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巨大，影响深远。从短期来看，新冠疫情的肆虐，使得2020年全球经济遭遇二战以来最大幅度的下降，2021年全球经济会出现恢复性增长。新的一年，我们能够把去年经济下降部分补回来，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就已经实属不易。对研究人员来说，一定要打破数字幻觉，要清醒地看到，世界经济仍然处在低迷和困难之中，新冠疫情还会继续困扰世界经济，会影响国际贸易、国际投资，还有可能诱发一些已经积累的经济金融风险。所以，当前的世界经济依然处在一个困难时期，依旧有着很多挑战。从长期看，新冠疫情冲击让人们更加重视供应链的安全性。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会从以往重视效率转向兼顾效率与安全，全球产业链将呈现区域化、多元化的新趋势，对全球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战略机遇期的新观念：大国意识与辩证思维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们应当如何理解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中央明确指出，我们仍处在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但战略机遇期的内涵与条件发生了改变。对此，我们要树立两个新的观念。
　　一是要树立起大国能够主动塑造外部环境的新意识，即大国意识。我们以前也是大国，但是从经济贸易的角度来看，我们是一个小经济体。所以我们的政策外溢性很有限，或者说我们的所作所为对外部的经贸环境影响很有限—我们主要是去分析、研判、把握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机遇。随着中国经济规模越来越大，我们发现自身的所作所为会对外部环境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而这种外溢性越来越强之后，其所带来的影响就需要我们去分析，有的可能是创造了机遇，有的可能是创造了挑战。所以，当中国变成一个经贸大国时，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大国意识，对我们的发展、经济政策可能产生的“溢出效应”，要提前作尽可能准确的研判，采取一系列措施，营造我们发展的外部环境，为自己创造机遇，而不是浑然不觉。
　　二是一定要牢固地树立化危为机的辩证思维。在讨论外部挑战、世界经济困难时，我们往往更多看到的是挑战，这没有错，但同时也应看到，在任何一场重大的危机之中，挑战和机遇都是并存的，特别是面对重大危机时，我们的作为有可能会扭转乾坤、化危为机。
　　2020年的新冠疫情是人类共同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们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在全球范围内较早地控制住了疫情，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的正常化，使得我们在应对这场危机中创造了机遇。机遇体现在，比如，在全球跨境投资大幅且连年下降的背景下，来中国的投资却保持了正增长。外商直接投资不仅表现为金额上的增长，而且技术含量在提升，项目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再比如，受新冠疫情冲击，全球贸易都出现了下滑，但是我们的出口逐月走高。按美元计，我国2020年11月出口激增21.1%。这并不是因为全球需求旺盛，而是因为其他国家在疫情冲击下，人流、物流、企业都不能正常运转，很多订单转移到了中国的企业。这就是应对危机、化危机为机遇的一个经典案例。
　　牢牢把握四个战略新机遇
　　当前，我们仍处在各种各样的危机挑战中，所以更要加强化危为机的理念，坚定信心。未来几年中，国际经济环境中的挑战和机遇并存，从把握机遇的角度来说，有下面几个战略机遇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一是把握好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的机遇，抓紧推动经济数字化转型。这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可以与历史上的蒸汽机革命、电力革命相提并论，甚至比它们带来的影响更加深刻。历史上，我们从农耕文明时代最繁荣的经济体，迅速滑落到工业革命以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康乾盛世”时期，中国占全球经济比重的三分之一；到1980年，我国占全球GDP的比重仅为1.7%，这就是因为我们错失了工业革命的机会。所以这一次面临信息技术革命，我们再也不能错失机遇，把握好了，我们就可能在数字革命中脱颖而出。
　　中央高度重视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战略机遇。中央文件指出数据是一种新型生产要素，这个认识是很深刻的。要实现数据资源的优化配置，需要推动数据有序安全流动，因此必须统筹好发展与安全，要着力提高监管能力，用“管得好”推动“放得开”。就像我们说，资金是生产要素，人是生产要素，要发挥生产要素的作用，就要让生产要素流动起来。可是，数据的流动，特别是跨境流动，也会带来信息安全、产业安全、个人隐私保护等方面的挑战。面对新技术革命的浪潮，我们要把握好，既要避免一些发展中国家因技术能力、经济实力差而导致的“数字鸿沟”，同时，也要避免因管理不当造成的“数字高墙”，绝对不能成为“信息孤岛”。一定要看到信息技术革命是全球性的，我们只有融入全球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中，才能更好地把握这个机遇。
　　二是把握好绿色转型的机遇。可持续发展理念自1972年首次提出以来，短短50年时间已经深入人心，而且从理念变成了规则，约束由软到硬，越来越强。在《巴黎协定》中，世界各国都作出了承诺。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中国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是一个非常宏伟的目标，也是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体现了中国的大国责任和担当。
　　也有人担心，这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发展？从传统意义上说，很多人士把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放到对立的位置上，认为环境保护会提高成本，削弱竞争力。但是当全球共同推进绿色发展时，我们需要转变观念，要更多地看到绿色发展带来的新机遇。比如，要实现《巴黎协定》的一系列目标，需要我们推动能源结构的转型、产业结构的转型，甚至消费行为的转型。绿色转型发展将在供给侧和需求侧创造大量的新机遇，有望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在能源结构中，要推动实施太阳能光伏、风力发电、生物质能源等低碳能源战略。过去发展新能源要靠补贴，现在随着技术进步和规模经济，其成本已大幅度下降。去年我们在调研时发现，太阳能光伏发电成本已降至每度电1毛钱，而传统的燃煤发电要4毛钱，这在经济上已经具有较强竞争力。当然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在技术上继续解决，包括电网改造以增加稳定性、储能技术的研发等等。
　　新能源汽车也是绿色增长的亮点。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全球汽车产业苦不堪言。但是，新能源汽车产销在很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都是逆势大幅上涨。在我国，到2020年11月，新能源汽车销量增速也是由负转正。虽然我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和销售国，但从技术上说，在传统汽车领域我们仍是汽车工业的追赶者。新能源汽车给了我国汽车工业一个“换道超车”的新机遇。
　　绿色转型是全面的、系统的，蕴含着很多巨大机遇。我们要主动研究、把握、拥抱绿色转型发展的新机遇。
　　三是把握好引进高端生产要素的机遇，包括引进人才、技术以及一些技术含量更高的制造和服务项目。新冠疫情暴发后，我国在“引进来”方面，无论人才、资金都是逆势上扬的。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展现出越来越好的发展前景，对全球人才的吸引力越来越大。2004年归国留学人员只有2万多人，2019年达到58万人，2020年超过80万人。新冠疫情，特别是美国发动贸易战、歧视华裔科学家等种种政策是一个叠加的因素，加剧了海外留学人员、华裔科技人员回流的趋势。我们要把握好这个机遇窗口，把引进人才作为一个重要的工作。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为2021年八项重点任务的第一项进行部署，强调科技自立自强。我们进入新发展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主要靠什么？靠的是创新。创新靠什么？创新靠人才。所以，我们要高度重视把握好国际环境变化中引才、引技、引资的新机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确保人才“引得进”“用得好”“留得住”，实现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四是把握好海外低成本并购整合全球资源的机遇。每一轮重大的经济金融危机，包括这次在新冠疫情这一公共卫生事件冲击下出现的经济衰退，都会影响企业的运行。近年来，在中美贸易战中，美国在中国对美高技术领域投资方面，出台了一些限制措施，个别西方国家也紧跟美国，限制中国对高技术领域的海外投资并购活动。在新冠疫情冲击下，许多海外企业陷入困境，如果把握好机会实现海外低成本并购，我国企业就有可能获得新的研发能力、技术专利或海外营销网络，实际上，也就是整合全球的研发资源、市场资源，大大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经济中的运营能力、竞争力。这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遇。
　　当然，上述方面并不是百年大变局下战略机遇的全部，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深入地研究。把握好这些战略机遇，我们迈向现代化的新征程就可以顺利开局，不断取得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