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影响中国未来几十年的要素结构正发生着深刻变化，中国传统国家盈利模式受到严重冲击，内生增长动力和比较优势面临拐点已是不争事实。如何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我们需要提升人力资本贡献率来重塑增长动力。

　　一直以来，人口红利都被认为是造就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源泉。国际经验也表明，所有的先行国家和地区，都曾经在特定发展阶段或多或少地得益于 “人口红利”。1970年到1995年间，东亚诸国超常规高增长中，由劳动年龄人口高比重所做出的GDP贡献比例高达1/3至1/2。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也大致归于富有生产性的人口结构优势。据世行估计，人口红利的结构性优势对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贡献度达到了30%以上。

　　然而，人口红利从来不是永久性的增长因素。随着人口结构转变的完成，长期以来支撑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人口红利开始衰减。未来十年中国的人口红利优势将会逐步衰减，劳动力供给增速下降、劳动力成本提升，整体经济进入了生产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的阶段，这也就预示着现代工业部门已经不能再用“不变工资制”来吸收“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正在供求不平衡推动下逐步回补，这样工业部门的利润有可能越变越薄，资本形成的增长将会有一定程度的放缓，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减少，中国GDP潜在增长率将出现趋势性下降，这是新常态下最重要的要素结构变化。这种结构性变化具体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总体劳动力人口的下降。2013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92‰，劳动人口降244万，这是继2011年中国劳动人口比重十年来首次下降后的连续三年下降，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的历史拐点，劳动力供给格局开始发生转变。其次是刘易斯拐点的加快到来，农村还能再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数量已经不多了。再次是中国老龄化程度，中国第6次人口普查人口老龄率为8.9%，2013年老年人口数量突破2亿大关，达到2.02亿，老龄化水平达到14.8%。老年抚养比从2012年的20.66%上升到2013年的21.58%，推动社会总抚养比从2012年的44.62%上升到2013年的45.94%。预计在2025年之前，老年人口将每年增长100万人。

　　与此同时，随着人口红利衰竭和刘易斯拐点到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将会放缓。未来中国的城镇化将由加速阶段转变为减速阶段，有预测表明，未来城镇化平均每年提高的速度保持在0.8~1个百分点左右，很难再现“九五”、“十五”期间每年1.35~1.45个百分点的增幅。

　　从未来发展趋势看，中国经济增长的挑战在于人力资本的积累。根据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 《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14》提供的数据，GDP与人力资本总量的比率基本呈上升趋势，表明人力资本的平均生产效率在逐渐提高。特别是随着中国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经济重心将实现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从一般制造业到高科技先进制造业的转换，整个社会对从事单纯物质产品生产的劳动者的需求量相对减少，而对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知识资本的要求大大增强。用人力资本、知识资本等来抵消自然资源的消耗以及经济增速的下滑，并提高国民财富和经济增长质量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在新形势下，我们必须通过改变投资领域、方式和主体，将之引导到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动态调整路径上去，以人为本来设计总体政策框架。在资源布局上，必须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把人力资源建设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避免陷入低收入-低教育投入-低可行能力-低收入的恶性循环。注重发展有利于增加就业含量和开发利用人力资源的经济产业和生产服务领域。在要素投入上，注重通过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来促进经济增长;在目标导向上，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过程变成促进就业持续扩大的过程，把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变成对就业拉动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

　　具体而言：一是通过教育深化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持和延伸中国产业的竞争优势。当前，我国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仅1万人左右。在新能源、节能环保、新材料、新医药、信息产业等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人才缺口很大。必须改变忽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专科教育，偏重高学历教育的失衡现状，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前提条件是要先实现劳动力结构的升级，包括进行大规模的农民工培训和素质提高工作，以及注重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以适合未来产业升级与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即经济增长与就业匹配之外，还要实现劳动力升级与转型匹配。

　　二是健全良好的人力资本投资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根据市场经济运作中的 “投资主体与收益主体的一致性和排他性规则”，构建人力资本投资与回报的合理机制。

　　三是通过社会、养老等保障制度安排创造新的储蓄源泉，以及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安排，扩大人口老龄化时期的劳动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存量。新常态时期将会通过加速人力资本形成，彻底摆脱旧有模式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束缚，真正告别追赶型增长过程中的数量扩张型高增长阶段，迈向质量提升型中高增长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