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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机与革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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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11 15:43:00 |
2003年我们讲可能有大的经济危机，现在这种世界性的危机已经呈现出来，而且还会长时间地持续下去，很多人在讲危机的原因，讲是次贷危机。现在大部分这方面的报道都来自媒体，我们全部的感知都来自媒体，但对问题的剖析恐怕不能局限于媒体的肤浅层面上。
次贷危机已经谈得很烂，但危机跟次贷并没有根本性的关系。今天想把我对危机的理解跟大家分享交流一下。先做点插曲，跟大家讲讲《百家讲坛》的制作初衷，初衷就是普及常识（最基础的知识）。给大家出个小题，马克吐温说，当你的手表出现问题时有两种办法可以处置它，一种是把它扔到火里去，还有一种方法去找修表匠。要我说，前一种方法更迅速。什么是常识，山顶洞人时期懂得穿衣蔽体，懂得烧火取暖，这是常识；到了青铜器时代，懂得用犁铧耕地播种，这是常识；到了蒸汽机时代，知道火车比马车跑得快，懂得这种机械动力比自然动力更加好控制，这是常识；到了21世纪，政治学的、经济学的、社会学的、自然科学的，各种门类的知识（常识）是什么？恐怕我们都相对匮乏。我们现在是历史上碰到最多问题的时候，但同时也是常识最缺乏的时候。我问很多学生欧洲、亚洲的分界线是哪，这是个很常识性的问题，但没有几个学生说得清楚。我们有个大学（北大）地理系的学生居然讲是巴拿马运河。我们需要掌握一些基本的常识，这是当初办《百家讲坛》的初衷。
言归正传，危机开始了，真的开始了。我们现在把时间跳到1450年，德国人古登堡（Gutenberg，生于德国美因茨，约1400年-1468年，西方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人）发明了印刷术，他是一个做徽章和酿造葡萄酒的农民，一次他不小心将徽章掉到葡萄汁的榨汁机里，他用一张纸去把它捡起来，意外地发现纸面上呈现了美妙的纹饰。于是，他大胆地联想，将字母像徽章一样摆起来去印，因而有了活字印刷。中国毕升也有活字印刷，区别在哪？西方很早字母化，形式逻辑的思维体系都建立得很完备，而中国人没有，中国汉字认起来也很麻烦，要从陌生到熟悉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即便中国也较早有了活字印刷术，也只能在认识中国汉字的人中间传播印刷品。相对于汉字来说，以字母为文字的西方印刷术的发明，广泛传播的意义更大。为什么是15世纪出现了文艺复兴，而不是12、13世纪或更早的年代，就是因为没有传播的技术。从现在往前推3000年左右，希腊出了苏格拉底，中国有孔子，印度有释迦牟尼，为什么是那个时候出了这么一批大彻大智之人，我想了很长时间，最后想明白是因为那时出现了文字，有了文字就可以传承，可以承前启后。1450年不是传承的问题，是传播。古登堡首先付印的书是《圣经》（42行，美国国会图书馆镇馆之宝，三本之一），圣经因而得到广泛传播，并被“肆意”解读，这才有了“新教”，有了资本主义可以依靠的基础。
1452年还有一个人，对今后的现代社会有很大影响，这个人叫卢卡·帕乔利，意大利人，达芬奇的朋友，他写了本书《数学大全》，他跟地中海沿海的佛罗伦萨、比萨、那不勒斯退役的海盗们，已经不能打家劫舍了，但依然很有威信，另外为了方便和安全，航行的商人们愿意将金银财宝先交付给老海盗，经老海盗写一个票据后，再到其他地方老海盗遍布地中海的兄弟们那里兑换，这其中产生了一种复工记账法，通过走访观察，帕乔利给一一作了记录和整理。马克斯·韦伯说，正是有了复式记账，所以产生了“通约”的概念。有人说在中国明朝的时候也有很多技术发展，也有很多资本、组织形式欣欣向荣，如果没有外敌入侵，我们会不会自然地进入资本主义状态。我予以否认，因为我们那时没有复式记账，不通约。有了复式记账，产生了通约，就可以放心大胆地进行投资。
前面讲到了技术和资本，这是很关键的两大要素，缺少它就是中世纪。现代西方社会，也称之为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因为有这两大要素，才构成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结构。到了十七、十八世纪，随着技术的发展，促使工业化出现。但假设投资了一百万的资金，购买了土地、设备，建了厂房，招了员工，最后生产了10件衬衣，每件卖10万块才能收回成本，问题是10万块一件的衬衣谁会要。这时会计学就发明了一个方法，叫“折旧”，让投资者忍受，分20年去生产，一点一点地把基础成本收回来，收回成本后就开始赢利。但是有个前提，就是这个技术或者这件衬衣20年内不能过时，如果很快过时，那也没法往前走。但在当时，这个前提是成立的，蒸汽机发展了一二百年才渐渐退出历史舞台，所以20年没问题，其他技术也一样，不会很快过时。
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一个问题就在行业中呈现出来，就是电子行业，它的技术很快就更新掉了，这就在会计记账法中出现了“加速折旧”的概念，十年、七年、五年、三年。我是怎么思考过来的？我经常骑着自行车听收音广播，听安达信做假账，没在乎，因为人类都有弱点有私欲，几个月后又传出普华永道等五大会计公司几乎都在做假账。我就想，肯定有问题，肯定有原因，肯定是不得已。是什么问题，我思考了很久，最后想明白了，是因为技术18个月就过时了，投进去的巨额资本怎么收回来？只有倒账！
「集成电路是电子产品的核心。集成电路来源于半导体的二级管、三级管，这来源于真空管的二级管、三级管（电子管），那真空管的二级管、三级管又来源于哪里呢？灯泡。爱迪生发明灯泡时一开始用直流电发电照明，一边正极一边负极，中间用烧过的纸焾（纸烧成灰成为碳），一通电后灯灰发出微弱的红光，但是纸焾一摇晃就碎了，于是他找了很多替代材料，他旁边的一个中国人给他一根竹子丝，但又发现一个问题，碳分子挥发后在玻璃罩上成是黑黑的一片。爱迪生又想了一个办法，在里头加了一个金属板，用它来吸附碳分子。但还是有问题，一部分是被吸附到金属板上，另一部分还是跑到真空的玻璃罩上。有天晚上搞得太晕头转向了，他拿电表量这个灯丝，但接错了，一个角接在灯丝上，一个角接在金属板上了，他突然发现电表显示有电流通过，很奇怪，他自己也不能解释，但记录下来，叫“爱迪生效应”。后来的科学家在此基础也是在接错的情况下突然发现另外一端电压特别高，于是有了三级管。」当时爱迪生这个灯泡的研发投入了多少钱呢，肯定是不多的。但现在这个电子世界里的投资额度已经高到无法评估的地步，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需求。我渴了要喝水，这是一种需求（自然的，原始的）；我要打手机要接电话，这也是一种需求（制造出来的）。原始的需求相对较小，而制造出来的需求是巨大的，刚才我们说了由爱迪生灯泡引发出来的电子产品，这个需求是巨大的。工业社会的特点就是技术加上资本的配置，去为扩大的需求提供支撑，不断地去满足它，包括刚才说的折旧和记账方法，包括后来的资本配置方式，所以今天问题是出在“技术”上，技术创造到现在出现了瓶颈，Iphone4s，一个手机里头有1500项专利，乔布斯自己搞了300多个，但还要从别人那里拿到另外1200个专利才能生产一款手机，这个成本难以想象，更可怕的是，十几个月后，它就过时了。在一个灯丝上就可以创造一个几十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世界已经一去不复返。技术有瓶颈，而资本在疯狂地配置，配置的结果与需求不能匹配，所以产生了金融危机。
一个公司要有三大系统，质量稳定的生产系统、快速准确的分销系统、优良周到的服务系统。大公司和小公司合作，经过评估，大公司占99%的份额，小公司占1%，小公司就想，我虽然只有1，但没有我这1，你那99一点用都没有，所以我小公司也是不可小觑的，那大小公司怎么合作？他们最后终于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大小公司合伙上市，半年后，不管股价涨到多高，小公司以约定好的价格回购49%，这就合理了，（“表外认证”）。一切的资本配置安排都是促进技术发展的。但是技术自身的瓶颈，以及创造出来的需求瓶颈，使得资本配置不能再用折旧的方式缓慢收回基础成本并盈利，因而金融系统混乱了，崩溃了。斯蒂格利茨讲这是负债表的危机，但核心之处还是因为技术创新进入了瓶颈期。
07、08年，在美国所谓次贷危机的时候，我们也有很大的问题--产能过剩，比如钢产量，我们现在的年产量是7亿多吨（我们的产能是八九亿吨，还是在厂子开工不足的情况下）；我们浙江两个镇生产的袜子占到全球生产总量的63%。说很多东西生产得太多了，所以要调结构，就收缩银根。收缩以后，出现了很多无序的现象。走到今天，有人认为紧缩银根就能解决问题（插一个思想，极左极右的思想都是不靠谱的，在一线工作的人一般都不会极左极右，坐在办公室里的人容易极左极右，靠想象，靠逻辑推衍），但紧缩银根谁最先拿不到钱，要考虑这个问题，不同的社会结构会有不同的答案，要去思考和实践调查，要用综合的知识去判断。
之前国家邀请了一批诺奖获得者来中国，向他们咨询政策建议，但他们没有人说得清经济危机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的领导说，最好的专家，国内的，国外的，都说不清经济危机是什么，那我们应该怎么办？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那就扩大咨询服务，集思广义，鄙人就被扩大到这个范围里头。我拍着桌子，我说你们紧缩个鬼，就是这个国家贪污受贿、一塌糊涂，你也不能关总闸，关了总闸当时就要完蛋，这个世界是运动的，只能在动态中间调整，不要指望在静态中解决，要在动态的冲击之间发现新的增长点。
「一流学者满腹狐疑，末流学者十分确定（罗斯福的说法）」有人说，那一次大幅度的供应造成了现在的通货膨胀，09年开始投放的4万亿，是财政上的计划，分三年实施，而这当中的三分之一是免税的，这比起当年投入的10万亿信贷（年底统计是9.58万亿）也不算个啥。出了门这个钱就开始拐弯，没有哪个钱是完全按设计好的意愿走，但是会顺着河道走。
我顺便说说中国的股市。每个股市都应该有台柱子，香港股市的台柱子（也叫蓝筹股）是房地产和物流业（包玉刚、李嘉城他们的事业）；日本股市的台柱子是电子制造业、汽车制造业（三菱、三井、松下、索尼）；美国股市的台柱子是全世界的战略性产业（石油、飞机）；我们呢，娃哈哈，洗衣粉，我们的中石油，不是全资落在股市里，这是中央的战略考虑，还没有把战略资源全部配置在股市里，所以中国的股市里没有真正的蓝筹股，瞎搞，炒垃圾股，什么茅台酒成了主要产业，一个国家靠茅台酒活吗？今后会慢慢调整。中国所有股民都是经济学家，都能说东道西，这倒很好玩。
这次又是在紧缩，因为通货膨胀等等，所以又是争吵谩骂，说鸡蛋都5块钱一斤了，太不像话了，文化大革命时好像也卖过两块五、三块，鸡蛋涨得是最少的，我看涨到十块钱都不过分，人们老想一个月挣十万块钱的工资波菜才卖5分钱一斤才好。适当地涨一点是正常的，而且整个工业化的过程是个渐进的通货膨胀的过程，相比之下，通货紧缩才是最可怕的。
这次紧缩跟上次相似，先要治通胀，然后要保增长，结果通胀没治下去，增长给治下去了。最近又在开会讨论了。这次我学乖了，征求意见时我不说话，只是干听。这次又有不一样的地方，出现了大批的小额放贷公司，大批的担保公司，都是从银行里长出来的。谁要钱去放贷？生产性企业有钱放贷吗？商业企业有钱放贷吗？海尔、沃尔玛这样的公司都没有钱去放贷，他们能维持资金周转就已经很不错了。那是谁在放贷？原来是很多政府官员在放贷（海盗和军事贵族在放贷）。我不是反政府，这是一个社会现象。这次就出现了这样的社会现象，三倍、四倍、五倍的利率放出去，还很合理，这是银行内部规定的。碰到问题时是进攻呢还是收缩，收缩只能减少一些所谓的投资失误，但会伴生更大的其他风险。在危机时，我觉得应该冲，冲的时候可能会付出很大代价，是有牺牲的，危机本身就有一个牺牲概率，只是要考虑好了要在哪些方面做出这些必要的牺牲，可使价值更高，就不怕去冲。我还是主张攻击。里根、撒切尔他们搞的供应学派，就让人疑惑，怎么有了危机还要供应呢，很长时间后我才明白，当敌人数倍于我，我又无法摸清敌的更详细情况后，我要派出一部分兵去打，要用牺牲的代价摸清对方的情况。
只有不断的供应与探索，才能有新的产业冒出来，不要幻想新产业在第二天清晨一觉醒来时就自动出现。但还要理解一点，新产业一开始都是弱小的，都会有漏洞，不要因为弱小和有漏洞就扼杀它。莱特兄弟发明飞机，飞了12米高，飞了340米的距离就掉地上了，跟现在的F18比起来，简直是天壤之别。虽然新事物有无数个漏洞，但它是新的，它比当时最精美、迅捷的马车来说，有更旺盛的生命力，因为马车再精美、迅捷，也飞不起来。
怎么革新，要付代价，要闯，要精巧的选择，要精确的反馈，要迅速的调整。
王石前几天在微博中抄了一段，说第一苹果诱惑了夏娃，第二个苹果砸醒了牛顿，第三个苹果攥在乔布斯手里，第四个苹果在谁那呢？是不是说就在万科那？我说抄错了，第一苹果诱惑了夏娃，第二个苹果砸醒了牛顿，这是对的，第三个苹果不是在乔布斯那，是在图林那（计算机之父，同性恋，42岁咬了一口打了农药的苹果，死掉了）。图林和冯诺伊曼都是搞情报的（军情五处），冯诺伊曼比图林大，看到图林时说，你可以作我的学生。图林回答说，我觉得你可以作我的学生。图林发明了运筹学，美国当时用很多战略物资供应英国，但是在大西洋上容易被德国的狼群潜艇击沉，那么就要护航，英国、美国当时的海军军舰都有限，怎么样用有限的军舰最好最大限度地护航，保证战略物资能够顺利到达英国，这是一个数学问题，图林针对这个发明了运筹学。这是他在情报部门工作发明的第一大贡献，另一个贡献就更有意思了。图林喜欢骑自行车，有次骑自行车摔了一下，自行车前面的链盘稍微歪了一点，他蹬到第7圈的时候，链条掉了，他不是立马把自行车推去修，他数，看往回蹬了几圈可以回到起始状态，试多了怕自己数不清他加个计数器，精确地去判断往回蹬几圈可以倒回去。有些人引以为笑谈，不明白他在搞什么。我也一直很困惑，找不到合理的解释，去年我做梦时想明白了。
1939年爱因斯坦从德国到美国去，走之前德国有个专门负责犹太人出国的部门，他们上报到希特勒那，说有这么个犹太人要出国，说他是研究时间的，认为时间是弯曲的。时间还可以是弯曲的？滚蛋，让美国人去养这种疯子吧。爱因斯坦到了美国，被开了先例，去了一个月就被法官宣布为美国公民，并专门给他配备了研究所。爱因斯坦后来特意引荐哥德尔到美国。又有人上报，希特勒问，这个人是干什么的，回答说是研究不完备定理的，没引起重视，也被放走了。不完备定理是很复杂的，比如说一个算式，1+1=2，既不能证明，也不能证伪，这来源于悖论，比如“我说的话都是假话”，那这话是真话还是假话。按照现在的逻辑，数学不能自圆其说了，不能自洽了，那不是要崩塌？
图林就在想这个问题，我也在想，全称肯定的时候，包含了无限，而人类生活中，很多东西都是有限的，自行车无限蹬下去，到第7圈就要崩溃，显然第6圈是有限边界，找到这个有限边界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所以计算机无限运行下去都是要崩溃的，所以需要停机和开机。停机就是图林机，是现在所有计算机的原理。运用在管理上，运用到其他地方都适用，要找到有限的边界。我们国家计算机顶级专家，北航刚退下来的李未校长，他写了本书，中间就谈到图林机的基本原理，就要回避无限下去能产生悖论的界限。同样，刚才讲技术和资本配置也有它的边界。危机的形成就是超越了有限的、合理的、自洽的边界，解决方法就是要规定它可运行的辐度。
有两种人，一种是思想家（卢梭等），一种是行政管理者（国王等）。思想家想问题是要达到自洽，能自圆其说，但行政管理者需要执行，要一步一步能够做出来，这是两者的不同之处。思想家想的是它应该是什么样的，行政管理者要想的是它实际能成为什么样。到了20世纪出现了一个问题，思想家这边，知识分子这边，落后了，所以20世纪以后特别是后半个世纪行政管理者要把解释世界的任务肩负起来，所以这个时期的行政管理科学发展得很迅猛，发展到现在也叫公共管理科学。所以我呼吁年青人都要用肌肤去感知现实，发现问题，而不再只是像空想家那样坐在屋里用逻辑推衍的方式自圆其说，这是愚蠢的，可悲的，也是无知的。
举个例子，都说温州人能赚钱，有人写书，说温州人是犹太人。这是胡扯，但温州人会做生意是真的，能挣钱是真的。但他们怎么能赚到钱呢？有人说温州人勤劳，在四川峨嵋山，把石头背上山，一公斤1分钱，很辛苦，温州人不去做这个；有人说温州人勇敢，每年抢银行被枪毙的是黑龙江人，抢银行如果找一个温州佬当助手，恐怕是失败的；有人说温州人聪明，每年考上清华、北大的人也没几个温州人。那是什么呢？后来用肌肤去感知了一下，一个派也所所长说，温州人不告状。有一个城市要整顿市容市貌，要把一个卖杂七杂八东西的地方（温州人聚集区）拆掉，十几万人，当时通知公检法严阵以待，当哪怕遭到强拆，也没有一个温州人去投诉，把城南拆了，他们跑到城北去卖，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烧他的鞋子，他跑到马德里去卖，什么问题？妥协。妥协是商业第一品质。温州人会妥协，而不是强悍。
还有一个，炒房团，这些年来，个人获利最大的炒房团都出自温州，那温州炒房团怎么出现的？很多人都在办公室里瞎捉摸，瞎说，我也是花了很长的时候，到温州去调查访问，才搞清楚。那是什么人最先在炒房的？女人，三四十岁的女人。为什么？三四十岁的女人，他们的老公那时也挣了点钱，就有可能包二奶，她们为了独立，为了争吵时或离婚后还能有个地方栖身，她们又去买一套房，因为很多人也这样的想法，所以几个月后，房价蹭蹭上去了，发现她原先买的房价翻了倍，增值了很多，于是她们将老公挣来的钱再拿去买第三套、第四套，后来她们的老公发现这个很赚钱，靠买房卖房赚来的钱比做生意赚钱还容易还快，所以她们的老公也不做生意，也加入了炒房团。温州炒房团就是这么来的，是用皮肤感知到的，不是坐在办公室用经济学原理构想出来的。
再讲一个麦肯锡的故事，他在二十几岁时是学法律的，那时没有咨询公司，只有会计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他第一次做咨询，就到了GE，跟总裁谈话，麦肯锡说去年有十几个公司破产了，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总裁说这事在报纸上看到过，但具体什么原因不清楚。麦肯锡说是因为公司层级过大，下面很多问题上面不清楚，所以造成组织瘫痪。GE的总裁说这个事情在GE是不可能出现的，那是其他公司的情况。麦肯锡拿出一打材料说，这是我花了三个月时间的调查，都是你公司的问题，你拿回去好好看看，然后起身就走。GE总裁拿回去发给各个部门核实，果然这些问题都存在。然后再跟麦肯锡通电话，麦肯锡说我给你的材料只有一半，还有一半在我家里。GE总裁让麦肯锡开个价，要另一半资料，麦肯锡开出了50万美元（在当时是天价），最后GE还是出了这笔钱。但麦肯锡也提了个要求，说要参与GE的管理，他说因为在参与管理中，我可以提炼经验，让我得到更大提升。
所以面对各种情况，各种危机，我们要用肌肤去感受它，要像侦查员搜索情报一样去调查发现。我老说用肌肤去感受，这也是有典故的，法国长篇小说《悲惨世界》的故事，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查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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