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主持人晓慧，刚才听了四个人的论述和讲演，讲到了很多问题，其实关于人口老龄化和养老金的主要问题都谈到了，中间也有很多观点都是我非常赞成的，所以就不再重复了。我捡一点稍微外围的问题说一说。
首先说这个题目，人口老龄化的数字张晓慧都说了。养老金要改革，为什么要改革？有人说用不着改革，现在搞得挺好的，郭树清也说了现在取得了很大成绩。那么为什么要改革呢？因为可持续性还是有问题，还是面临各方面的压力，还是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所以需要改革。刚才从最开始郑教授、莫妮卡、中尾武彦所讲到的改革的压力，我听下来主要是总量资金不平衡所产生的压力。总量资金不平衡，搞着搞着入不敷出，积累的东西用完了，所以这是需要改革的，这是一个原因。
但是我想补充一点，其实还有一些外围的因素对养老金的可持续性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同时这些因素也会压着养老金制度，要么进行大的改革，要么有些参数需要不断调整。这也跟养老金制度初始设计是否高屋建瓴、是否有预见性有关。顶层设计设计得好的话，后面的调整就不会太大，做点微调就能够持续很多年。但是老实说这也不容易，养老金改革不仅在中国很受关心，实际上在整个亚洲问题都很大，东北亚有东北亚的问题，东南亚有东南亚的问题，各国人口结构也不太一样，这些问题跟莫妮卡说的OECD所面临的问题也是有很大区别的。
一个制度出来以后，人们往往希望是比较稳定的、可预期的，对养老金制度各方也希望是如此，因为只有可预期，每个个人才能够做好计划。个人对自己的养老做计划首先都要有一个估算，如果个人觉得国家统筹和第二支柱加起来替代率还不够高，就会给自己做一些第三支柱的补充计划。但如果这个体制不断变更的话，就很难做好这种计划。我个人观察，我们中国是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转轨的变量巨大，所以社保的初始设计做得非常漂亮无需优化，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世界上很多国家也都没有做好。所以现在世界上多数国家都说养老金的可持续性有问题，甚至不少大的、重要的国家都说养老金未来面对危机，有危机这个词也不差，因为有危机感就会注重改革。
举一个可以值得参考的例子，香港在1997年回归前做了养老金的新的设计，此前香港只对公务员有养老金计划，没有社会性的养老金体制。它的计划现在回头来看还是做得不错的，所以二十多年来没有特别大的改革和调整的压力，我觉得这是可以参考的。
回过头来说可持续性，我补充哪几个外围因素呢？第一个就是企业，因为养老金制度跟企业竞争力是很有关系的。中国在2017-2018年期间经济增长速度有点下降，大家就开始关心企业竞争力的问题，在那之前因为企业盈利状况都比较好，大家不太关心这方面。一关心企业竞争力和企业活力，就导致不少企业家提出来，当时20%+8%的养老金供款机制对企业来说负担太重了，需要减。而那个时候养老金总量还有缺口呢，个别省份开始出现入不敷出。按道理讲，都入不敷出了怎么还要降低企业养老金供款呢？其原因就是企业竞争力，企业之间有相互比较，也会有国际比较。结果我们就在2019年把企业缴纳的比例从20%降低到了16%。这个下降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2017年特朗普上任后对美国企业减税，增强了美国企业的竞争力。美国减税了，我们减什么呢？我们当时出台了一个政策，先减增值税，减1个百分点之后再减3个百分点，从17%减到了13%，再一个就是企业缴纳养老金的比例，从20%调整到16%。
我们知道，现在的经济环境仍旧复杂，那么我们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在哪呢？目前又有企业在呼吁16%是不是还能再减一半。有企业说，这16%的养老金供款如果是给到职工个人账户，我是愿意的，因为那就可以作为对他劳动报酬的一部分，是对职工的一种激励手段，虽然现在不能提取，必须留着退休以后用，但这是雇主给雇员的，是劳动力市场中雇主与雇员之间对劳动力定价的激励关系。但是这部分企业供款在按第一支柱上交时，并没有或没有全部纳入个人账户，企业就觉得不合理，因为不能够作为劳动的激励机制，企业会认为这是一笔额外的费用。而且这个额外费用不是从企业利润中出，而是和工资总额挂钩，也就是说实际上是按照工资走的，但是又不能够到职工身上，所以企业就有它的想法。我们在研究养老金改革的时候，要注意到这样一点，尽管我们在开政策研究会议时，不一定有企业参加，但需要关注企业的声音，关注企业竞争力方面的压力，特别是在国际竞争加剧、国内经济面对下行压力的时候，企业的压力会变得更大。这也反映了郑秉文教授所讲的统筹和个人账户的差异，他也主张把二三支柱打通，还有不少学者提出把第一支柱中反映个人账户的，也就是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部分划出来进入个人账户，企业会有这种呼声。
第二个外围因素，就是还要看个人的劳动积极性，劳动所获得的激励。中尾武彦先生谈到了家庭妇女退休的问题，讲到年轻人会不会躺平，为什么呢？我自己干活挣的钱好多都交了，我自己养老还得为自己再预筹一部分，最后算起来我干一份工作的可支配收入实在是太少了，容易影响个人的积极性。所以我们也要考虑从劳动者个人来讲养老金制度对他有什么影响，特别是在灵活就业逐渐扩大的背景下。
刚才郭树清讲到希望扩大第三支柱，扩大第三支柱对于个人来讲就要有一个能够大致作计划的预期，也就是说现有的国家统筹部分和现有的所在企业的年金部分，加起来可以做一个估算，退休的时候替代率达到40%、50%，相对于退休后的生活水平相比之前要腰斩了。要想过得好一点，达到国际上70%的平均水平，就得补充个人的养老金，需要参加一些保险，参加第三支柱的供款。另外如果这些资金不被挪用的话，人们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特别年轻的时候可以在一定程度决定它的投资方向，使得投资回报更高一些。这些都是伴随老龄化，现在这一代年轻人需要对未来养老做出预期和计划，这也是未来养老金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
最后一个因素我想讲一下中央地方财政关系。从理论上来讲，北京的退休工人和海南岛、黑龙江的退休工人应该是平等的，但是中国是个大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因此从一开始养老金核算就是在省一级，各地方的平均养老金数字是不一样的。很多人对这个不满意，因为平均数就差了很多，有的差了一倍。过去我们的资金制度是在省一级做平衡的，十年前开始有些省不行了，比如黑龙江，大量的人口到南方打工，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平衡了。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研究到底怎么办，所以当时中央就出台了一个基本养老金全国统筹的政策。
全国统筹可能很多人不了解细节，全国统筹是不是财政掏一笔钱给入不敷出的省份帮他们补足呢？不是，这个政策主要是抽肥补瘦，哪些省入大于出且比较明显就让它上交，但是在中国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关系的情况下，这就变成了一种博弈。这种博弈也不新鲜，随着经济发展不平衡也是必然的存在，但是它对于中央和地方财政的财政纪律、对于省一级财政自我平衡的财政纪律造成很大的冲击。
最近中央地方财政关系引起大家很多的讨论，很大原因就是因为房地产开始下降以后，地方财政的窟窿就暴露了，暴露后一查，地方有好多融资平台，有些城投公司变相发债，也就是说地方财政的问题是现在中国经济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房地产要稳住，地方财政要想办法稳住，债务过多要化债，所以现在有大量的新债化旧债、金融化债的各种做法，这就表明中央地方财政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因素，可能会影响整个经济可持续发展。各省的财务缺口一方面与房地产与化债有关系，另一方面十年前养老金就开始出现缺口，所以它也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需要通过养老金改革把这个事情搞明白，要么可以走向全部的中央统筹，要么省一级是基本核算单位，需要加强自身的财务纪律，把自我约束机制建立地非常明确。从外围说，可能有些人没注意到，其实养老金改革跟目前所面临的中央地方财政关系，与其作为中国经济健康化的重要内容有着内在的联系。
未来讨论人口老龄化和养老金改革，除了前面四位说得非常重要的方案以外，还有一些因素也需要加入进来加以考虑，而且这些因素有时候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人口老龄化和养老金改革是一个很大很复杂的涉及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不是单纯缺点钱、找几个地方增加点资金填上就行了那么简单，而是跟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稳定都关系重大。我就补充说这些意见，谢谢。（以下为部分发言实录，根据博鳌亚洲论坛现场速记整理，未经发言人审核确认，来源：财经智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