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委三届七次全委会推出的“民生10条”，是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扩大内需、转变发展方式的重大战略举措。首先，它是一项系统工程，全面回应了当前全市群众最关心的重大问题，对于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具有重大意义。其次，是一项经济工程，涉及投入3000多亿元，每年可带来上千亿消费，有力地拉动经济增长。其三，是一项智慧工程，“民生10条”不等同于基础设施等硬件工程，而是用改革创新思维，集中破解在全国普遍存在、且长期困扰我们的大问题，是一个“智力密集型”的技术活。
一、关于住房制度改革
房产兼具保障和商品双重属性，完全由政府保障和完全市场化都存在缺陷。以前搞计划经济，政府及各类企事业单位实行公房分配，导致房源不足，百姓居住拥挤不堪。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走上市场化轨道，结果又出现房价过快上涨，超出了约占城镇人口30%—40%的中低收入人群的购买力。如果任凭市场单轨运行，这部分人相当长一段时间，甚至一辈子也买不起房，这必然会激化社会矛盾，影响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对此，市委、市政府经过深入调研，提出构建市场供给与政府保障并举的“双轨制”住房体系，即占城镇人口60%—70%的中高收入群体由市场予以配置，30%—40%的中低收入群体主要由公租房保障，并形成“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约束”的调控体系。
第一，大规模建设公租房，保障中低收入人群住有所居。此前，保障性住房已有危旧房拆迁、城中村改造中的安置房，以及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大约保障了10%左右的低收入人群，还有25%左右的中低收入人群被排斥在制度之外。市委、市政府决定，三年建造3000万平方米公租房，每年各1000万平方米，此后，视需要再增加一两千万平方米。按人均15平方米计算，3000万平方米可满足200万人群，4000万可满足260多万人。有了大批量的公租房，就可以最大程度地保障群众住有所居。
重庆主城已进入“二环时代”，今后将新增400多万城市人口。总体考虑，通过形成20多个组团，每个组团按20万人来布局。这些组团，主要考虑建商品房，也间插一些公租房楼盘，使之共享道路、商业、文体娱乐等设施，不至于出现城市“贫民窟”，最终形成和谐的城市人居格局。
在公租房配置过程中，我们将严格把好“进口”和“出口”。 “进口”方面，主要针对“3+1”四类人群，即人均住房面积低于13平方米的低收入原住民、大中专毕业生或外地来渝工作的技能型人才、进城农民工以及历年获市级以上荣誉称号的人群。从收入条件来说，凡个人月收入2000元、夫妻双方月收入3000元以下的群体，不管户籍是否在重庆，原则上都可申请。由于建造公租房没有税收、土地出让金、城市建设配套费、房产利润，价格相对便宜，所以必须严把“进口”，坚决杜绝配置过程中的利益输送现象。租住五年后，有些家庭若需购置，也可按相当于经济适用房的价格买入。公租房是“光着身子”的成本转让，如果住户想把公租房卖掉，只能由公租房管理部门用当时的成本价回购，可考虑20%的利息和升值，但绝不允许成倍的暴利。“出口”严管，“进口”比较宽松，这是“重庆版”公租房一大特点。
三年建造公租房3000万平米，按2000多元/平方米算，将投入700亿左右。相比其他省市，我们可以大规模地干，不仅因为有较为丰裕的土地储备，且资金平衡账是算得过来的。一是不会给后人留下数百亿、上千亿的财政窟窿。公租房具有不动产保值增值功能，搞公租房实际上是把优质资产留与了后人。现在市价700亿的公租房房产，十年就可能翻番。二是有可靠的资金来源。目前，地产集团、城投公司已储备土地30多万亩，可调剂3万亩出来，按每亩六七十万算，相当于200多亿直接划拨注入。同时，把每年商品房土地出让金的5%和今后将开征的特别房产税拿出来，注入100亿左右，并通过银行贷款、信托等方式融资，可形成400多亿元的资金量。三是租金可平衡融资利息。总的来说，融资400亿元一年利息大约20亿。3000万平米公租房约60万套，按每套每年租金6000元计算，每年大约有36亿租金的现金流，不但可对冲掉银行利息，还可将剩余部分用作维护等费用。四是国家以重庆公租房为典型，在方向性引导上给予支持。今年上半年，国家拿出20多亿公租房补贴，其中40%补给了重庆。公租房永远姓“公”，香港、新加坡、美国等地的普遍经验都是如此。事实上，政府的投融资平台完全能堪当此重任，银行、信托、保险等资金和民营企业资金都可通过投融资平台参与进来。
我市公租房建设已全面展开。上半年已有750万平方米开建，年底可基本完工，明天一季度正式分配。下半年，主城及郊区八个中心区县再建两三百万平方米，可完成1000万平方米年度目标。为加强对公租房的建管工作，明天市公租房管理局将正式挂牌成立。所有这些都表明，市委、市政府在扎扎实实地干，绝不是“雷声大雨点小”，更不是“作秀”，搞几万、几十万平方米来忽悠老百姓。
第二，多措并举调控，促进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约束”的调控思路，得到了家宝总理的首肯，已写入国务院会议纪要。
所谓“中端有市场”，核心目标是让中等收入家庭6-7年收入可买一套普通商品房。去年重庆主城普通商品房均价5000元/平米左右，每套按90平方米计算，总价45万元。按统计发布数据，去年城镇经济单位职工人均年工资30963元，双职工家庭一年收入6万多，六七年下来就有40多万。这一调控目标不是睁眼说瞎话，而是有统计依据的。这里的“中端”，是指有工作的中等收入群体，并不包括低收入群体。此外，我们对购买普通商品房的中等收入群体给予很多优惠，比如对首套住房按揭贷款所产生的个人所得税地方部分实行返还补助，在全国我们是仅此一家。
所谓“高端有约束”，就是针对三类高端房征收特别房产税：一是别墅；二是价格三倍于普通商品房均价及其以上的；三是投机性购房。特别要指出，为什么将高端房的标准定为均价三倍以上呢？这是依据城市土地级差理论测算出来的。任何一个城市从中心地段到最边缘土地都分十个等级。根据经验，由第五级向第十级扩张，房价会降低2/3；反向，房价则会高至3倍以上。
我市调控房价主要在三方面：一是将房地产投资控制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30%左右。二是将楼面地价严格控制在商品房价格的1/3左右。三是征收特别房产税，以此增加投机成本，对冲掉炒房暴利。对不动产持有环节征税，是国际惯例。如美国普遍征收住房持有环节的财产税，大大增加了炒房成本，使投机毛收入被征收的高额税收冲抵。此举还有利于减轻甚至消除地方财政对土地价值的依赖，改变土地出让金占财政盘子1/3的格局。重庆征收特别房产税，已得到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认可，方案一经批准便可实施。
二、关于户籍制度改革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产生了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即2亿多农民工被现行户籍制度阻隔在城市之外。他们像候鸟一样每年在原籍和打工所在地来回迁徙，由此衍生出很多社会矛盾。解决好这个问题，不但对重庆城乡统筹改革发展有攻坚突破意义，对全国也很有示范意义。
一是社会公平的回归。农民工进城辛辛苦苦干了二三十年，年老力衰之后却回农村自己养老，其间小孩到城里读书又要额外支付择校费，这很不公平。我们绝不能把农民工当成下等公民，不能仅在统计城镇化率时把他们算作常住人口，而在提供社保、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时，又用户籍把他们排除在外。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就是要从制度上保障同工同权、平等市民待遇。
二是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农民工因为户籍阻隔不能有效融入城市，同时意味着他们不可能放弃农村土地。他们常年打工在外，农村土地闲置、低效利用现象十分严重。若把2亿农民工转户进城，农村耕地人均占有量就会增加，劳动生产率自然就提高了。从经济学上讲，当出现“刘易斯拐点”，即一个国家农业人口占比仅10%，但农产品可满足100%的人口，这时，城乡二元结构即可破解，务农者收入与城市人群没有差距，甚至更高。如果农民工户口不转，其人口红利留给城市，老了重返农村，十多年后农村户籍人口仍高达70%，农村劳动生产率还会一如从前。有些学者建议全面取消户口，通通用常住户口来解决。此话乍一听好象没错，实则不然。欧美从来不用户口捆绑基本公共服务，所以常住人口就能一统了之。我们不能对城镇户口捆绑住房、就业、养老、医疗、教育等“五件衣服”的事实视而不见，让“刘易斯拐点”被体制性扭曲。
三是让城市更年轻，增加城市人口红利。农民工成了城市居民后，实际上是用人口红利回馈了城市，增加了城市活力，让城市更加年轻。他们应该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很大程度是他们自己通过劳动创造的，绝不是摊薄了公共产品的“蛋糕”。城镇化不是城市人自己“卡拉OK”，其本质是将农民变成市民。
四是促进城乡资源一体化配置。户籍一头附着了城镇居民的住房、就业、养老、医疗、教育等“五件衣服”，一边捆绑着农村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如农民工转户进城了，他们在农村的土地也会有偿退出，城市建设用地将由此增加，城乡资源要素配置将更加均衡。
五是扩大内需，持续拉动经济增长。农民工转户进城后，平等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他们的消费能力就会大幅提高。按一年多消费1万元算，300多万农民工就可增加300多亿，全国2亿农民工转户可增加2万亿，而且是长周期的持续拉动。
户籍制度改革是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的突破口，意义十分重大，市委、市政府对此高度重视。今年以来，熙来书记3次召集专题会讨论，市委常委会2次研究讨论，市政府常务会和市长办公会也专题研究了3次，户籍改革领导小组讨论了5次。足见其慎重。全委会前夕，我们向家宝、克强、良玉等中央领导作了汇报，得到高度认可和大力支持。今天上午，市里已召开动员会，全面部署了户籍制度改革的相关工作。
我们计划，今明两年先解决338万农民工的户口问题。这个数据，是市公安局用三个月时间落实到户、落实到单位的确切数字。大体上分三类：一是征地未转非农民，二是70万农村籍大中专学生。三是200多万农民工及其家属。按先易后难原则，今年秋季开学前，把70万农村籍大中专生整体转户进城，年内解决完历史遗留的四五十万人。200多万农民工中“80后”、“90后”新生代，他们本来就没有承包地，在农村没有什么可留恋的，父母也希望他们转户进城，这几十万农民工年内也要解决好。明年，再集中解决中年农民工。后年起，每年再转70-80万。到2020年，总计转1000万。届时，重庆户籍城镇化率将达到65%左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70%左右，这意味着城乡统筹中“人”的一体化基本完成，对统筹城乡发展具有标志性意义。
户籍制度改革是一项牵动全局的系统工程，必须算好几本账。总的改革成本大约2000亿元：在“入口端”，农民工进城“五件衣服”一步到位，按每人4万元算，300多万人需要1200多亿；在“出口端”，退出农村产权的“三件衣服”，用市场化的价值判断，大体上近800亿元。这个巨额数字确实让很多省市想干，却不敢干。对此，我们成竹在胸，熙来书记曾在一次常委会上花了一个多小时算这笔细账，我们的工作就深到这个程度。
在“入口端”，要算好五笔账：一是养老保险。按国家现行规定，给农民工养老，企业要付12%，但若变成城镇职工，同样的工作、同样的岗位、同样的人，企业要付20%。按人平月工资1000多元算，应多交100元，一年就是1200元，300多万人转户需30多亿，再按15年计缴，就是近500亿。这笔钱谁出？应由企业依法支出。特别要提醒大家，现在重庆1万亿的工业销售值中，每年增加这几十亿支出，对于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可谓微乎其微。企业如果在乎这点蝇头小利，就是不负社会责任的不良企业！二是医疗保险。按现有工资标准，企业按城镇职工标准为农民工缴纳医保，人平一年需要增加1000元左右， 300多万人就有30多亿，15年又是几百亿。这本账与养老保险同理，也应由企业依法承担。三是住房。我们建的公租房，主要覆盖对象之一就是农民工。他们每月支付四五百租金，人均也就一两百元，是可以承受的。四是教育。按教育支出法定增长，在教育基金中本应增加这几十亿。五是就业。可通过工业快速发展和微型企业大量创办来增加就业岗位。另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需一笔钱，这本来就是欠他们的，还给他们天经地义。这几本账算下来有1200多亿。教育和遗留问题的账由政府出钱，其他方面都是社会融通的账，由政府出政策，社会各方面资金周转到位，且是分摊到今后十几年，是一个细水长流的过程。
在“出口端”近800亿，也主要通过市场化手段来平衡。若死抱本本主义，农村宅基地、承包地和林权都归集体所有，等到这个集体所有成员户口迁出才予以处置，其实是对农民权益的一种剥夺，而且这部分资产也盘活不了。必须按市场化原则量化农民的使用权，重庆正好可通过土地交易所来实现。比如，去年初土交所刚成立时地票的交易价8万元/亩，去年底10万元/亩，现在14万元/亩。如一户农民有一亩宅基地，退出便可得到13-14万元，其中2万多交给村里，11-12万元给农民。农民拿这笔钱进城，可以支付应由自己承担的那些社保费用。整个过程，并不是由政府掏钱包办，而是准备一笔大体50亿元的周转金即可。再有承包地流转，按补稻谷800斤/亩即1000元算，这笔费用由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组织承担，也不需要政府掏钱。
总起来说，这项改革号称2000亿成本，实际上完全可用社会化、市场化手段予以消化。当然，这里面需要必备要件，比如土交所的规范良性运作，否则肯定是有心无力，最终办不成这件事。
三、关于农村土地交易所
中国城市化进程出现了一个与世界城市化相悖的现象：这几百年，但凡大规模城市化、工业化的国家，一定是农村耕地增加的过程，因为这本身是土地集约节约的过程。城市人群用地比农村人口少得多，人均用地仅100平方米左右，这是全世界通则。在中国，农民进城了，但闲置的农村土地并未退出，还占用了城市建设用地。若有1亿农民进城，刚性用掉城里1万平方公里；由于农村的宅基地不退出，按农村人均建设用地250平方米计算，在农村还占了2.5万平方公里，加起来占4万平方公里。这样，城市“地荒”和农村土地闲置现象就同时出现了。每年，各省向国土资源部要用地指标1200万亩，按照国务院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他们每年只能批600—700万亩。这种状况，不但会触及18亿亩耕地红线，还会出现城市土地供给不足推高房价等问题。
怎么把闲置的农村建设性用地退出来、用起来，大家一直在动脑筋。现在，我国总的原则是占补平衡，但“补地”过程中往往会破坏生态。我们另辟蹊径，按照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思路设立了农村土地交易所。
设立土地交易所有三大意义：一是既保护了耕地，又增加了城市建设用地。农村退出的建设性用地，复垦为耕地而得到地票，地票在交易所拍卖，城里人通过地票去征地。这种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办法，可保证耕地总量不减，至少能动态平衡。二是适应了城镇化、工业化快速发展的需要。重庆一年要用地20万亩，实际上国土资源部只能批15万亩。若一年能产生10万亩地票，重庆就有25万亩土地的扩张空间，这将大大助推城市化、工业化。其他省市只能按指标用地，重庆既有国家指标，还有地票，人家单腿跳，我们两条腿奔跑，速度肯定更快。三是增加农民土地权益的收入，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反哺资金。
重庆大城市带大农村的特殊市情本是劣势，却为土交所发挥平台作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成都也有农村，但是城郊结合部，级差地租显而易见，不用土交所也会自发生成。北京、上海、天津亦如此。在重庆，远郊区县价值很低的农村宅基地变成地票，征主城边上的耕地，数倍的级差地租效应就凸显出来了。同时，主城也可利用土交所平台，对远郊区县实行远距离反哺。
经与国土资源部一起研究，我们准备从三方面拓展其功能：一是量的扩大。每年地票交易量由2万亩扩大到5万亩，可产生70多亿元反哺到农村。二是品种扩大，再搞一个品种。第一品种是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复垦为耕地的地票，第二品种是县际之间的交易地票，使建设用地能县际平衡。三是地票产生过程中市场机制的扩大。现在由区县土地部门根据村落情况进行复垦，今后进城农民一旦有了城镇户口，如想退出农村宅基地，可用节假日回家复垦为耕地。政府复垦要1.5万元，成本实在太高了。如农民用一周时间就复垦了，这1.5万元算他自己的，也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如此一来，这条政策就会使宅基地退出变成几百万农民工的自愿行动。
最近，有几个省向我们“挂号”想把他们的地票拿到重庆土交所来交易。今后的方向是，全国不是每个省都搞交易所，重庆交易所至少覆盖一个大区域，这也是国土资源部的意见。
四、关于“两翼”农户万元增收
这是重庆市委、市政府今年力推的一项重大工程。这不仅涉及技术、劳动力等投入，而且是一场深刻的农村改革过程。
第一，改革资本融通体系。“两翼”落后，落后在资本融通。农村宅基地、林权地、承包地所有权都是集体的，都不能作为银行抵押品。这个状况不改变，资本就很难进农村。今年，市政府出台了一个重大措施，由市金融办、重庆银监局牵头，推动各大商业银行特别是重庆本土“三大行”带头先行，把农村三种产权的抵押贷款覆盖到“两翼”。
第二，改革农村流通体系。主要是发展三类企业：一是龙头企业，建立起产加销一体化的专业协作体制；二是连锁商店；三是各种交易所，包括蔬菜、林果等大卖场，培育几十个销售额50亿元级的交易市场。如果能把农村流通体系改革搞好，农产品卖得远、销得好，农民看到有利可图，不需要行政命令，就能使农产品数量和农民收入成倍增长。
第三，改革财政资金补助体制。今年拿20亿，明年30亿，后年40亿，总计90亿。这90亿除对每户农民直补外，重点用于完善流通体系，补给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和要素市场，使其有更多的积极性到农村布网设点。
以上措施到位，再加上“两翼”地区农民工转户进城，两三年后每户增收1万元还是很有把握的。
五、关于微型企业发展
这是贯彻落实中央促进扩大民间投资文件的一个创新举措。一般而言，民营大企业的要害是享有同等国民待遇，中小企业的要害是解决融资难问题，微型企业的要害则是资本金补助的问题。现阶段，微型企业并未进入企业分类目录，缺乏相关扶持政策，尤其是在起步阶段缺乏有力的扶持。
为此，我们在全国率先推出了微型企业系列扶持政策。微型企业界定为20人左右，资本金10万左右。凡成立一个微型企业，如自己出10万元资本金，并在工商局注册，政府就补助50%资本金，即5万元，使其资本金达到15万元。发展过程中，要向银行贷款，政府帮助协调，按1：1放贷，可贷15万，这样就有了30万。一旦产生税收，如一年交税10万就免一年，两年交10万就免两年。总之，是给予其与投资额相当的税收优惠。我们的目标是，每年发展微型企业2万户，每户带动20个人就业，三年可带动120万人。支持的重点人群为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三峡库区移民、大中专毕业生、残疾人、退役军人等九大类。这套政策的创新点在于，与其让他们憋着成长不起来，靠领低保、失业救济金过日子，还不如事前支持他们通过创业增加收入，把办“丧事”的钱用来办“喜事”。
对微型企业界定、政策配套及明确主管部门等环节，重庆做得比较到位，引起了国家相关部委、兄弟省市及各种媒体的普遍关注，要抓紧形成能全面推广的好经验。
六、关于农村养老保险全覆盖
目前，我市农村养老保险已覆盖15个区县，今年年内将覆盖三峡库区和主城15个区县，剩下的10个区县明年上半年覆盖。总的资金量为36.7亿。由于重庆提前覆盖，所以国家不给钱。家宝总理讲：“重庆从农民利益出发，自我加压，自费运行，提出了这样的高要求，值得鼓励。”市委、市政府下决心这两年自己负担，到2013年国家的补助就到位了。
农村养老保险全覆盖有三个标志性意义：一是构建起城乡统筹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完成了城乡统筹的一个重要命题，这在全国都具有里程碑意义。二是在全国率先两年，标志着城乡统筹先行先试取得了重大成果。三是在农村继免除农业税和推行“三农”直补之后的第三大惠农政策。
推进民生改革，是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全面落实市委三届七次全委会精神的重要抓手和有效载体。当前，重庆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直辖以来的最好时期。我们要抓住这个黄金机遇期，把民生改革抓好，把民生实事办好，为全面实现“314”总体部署和国发3号文件确定的宏伟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