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十五五”规划谋篇布局之年。如何在抓紧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同时，适应形势变化，把握战略重点，科学谋划好“十五五”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蓝图和行动纲领，是党中央和国务院近来高度关注和着力推进的一件大事。

　　习近平总书记对“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优势。谋划‘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的阶段性要求，着眼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紧紧围绕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合理确定目标任务、提出思路举措。”这为我们编制“十五五”规划指明了方向。

　　从编制“十五五”规划的大思路来看，有必要从总体上统筹把握好“稳”与“进”、成绩与问题、“快”与“慢”三对关系。

　　把握“稳”与“进” 处理好改革和发展关系

　　我国从1953年开始编制和实施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发展计划。“五五”计划（1976—1980年）的中期，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到“六五”计划因内容有所拓展，更名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到“十一五”时期（2006—2010年），“五年计划”进一步改为“五年规划”，并一直沿用至今。

　　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中间经过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动，到2023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聚焦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推动经济社会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大背景下的再出发。中国的发展历程证明了一个道理——改革到哪里，发展就会到哪里；全面深化改革到哪里，可持续的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就会到哪里。这两个“就会”所强调的，是在中国的语境之下，改革和发展之间的一种特定因果关系。

　　这一因果关系，不是简单的线性逻辑，而是动态的、互为前提的辩证统一。发展的阶段性问题往往倒逼改革深化，而改革的突破又为发展提供新的制度支撑和动力源泉。进入“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迈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阶段，经济社会结构加速转型，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多变，这对改革与发展的协调联动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这一背景下，“十五五”规划的编制必须把改革与发展放在同一盘棋局中通盘考虑。一方面，要通过改革破解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特别是在要素市场化配置、科技体制改革、财税金融体系优化、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加快构建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框架。另一方面，也要善于在发展中寻找改革的突破口，将实践中的成功经验及时上升为制度安排，使发展成果转化为改革红利，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模式。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塑全球发展格局，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人工智能等新领域不断拓展发展空间。这些新兴领域的成长，既需要政策引导和资源投入，更依赖制度创新和机制重构。如何围绕国家战略需求，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完善包容审慎的监管体系，释放市场主体活力，打通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制度通道，让技术进步真正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是做好“十五五”规划应考虑的一个重点。

　　同时，面对城乡差距、区域不平衡、公共服务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改革也必须向纵深推进。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决定了“十五五”时期的改革不能止步于效率提升，更要注重公平与共享。应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领域加大改革力度，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确保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统筹改革与发展，核心在于把握好“稳”与“进”的平衡。改革不能脱离发展阶段和现实条件盲目推进，发展也不能依赖传统路径惯性前行。编制“十五五”规划，要在尊重规律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在守正创新中把握主动，推动二者在更高层次上实现深度融合、协同发力。

　　梳理成绩与问题 清醒认识当前面临的形势

　　编制好“十五五”规划，还要以清醒评估“十四五”的完成进展和当前面临的形势为前提。这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加深我们对于改革与发展关系的宏观思考。有鉴于“十四五”期间所经受的新冠疫情冲击、国际地缘政治环境恶化，以及房地产和债务周期的负面影响，我们还能取得一份不错的成绩单，实属不易。

　　从发展的亮点来看，一是在比较复杂的外部环境下，中国进出口总量持续增长，2024年进出口总量比2020年增加了11.63万亿元，增量是“十三五”期间5年增量的1.5倍，对拉动经济和稳定就业作出重要贡献。二是绿色低碳转型取得积极进展，多项新能源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生态环境和居民居住环境的总体质量明显改善。三是数字技术越来越广泛深入地渗透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数字经济占比由2020年的38.6%提高到目前的45%左右。

　　这三个亮点一是稳定了即期的增长和就业，二是表明了我国绿色化和数智化转型在加速发展，提升了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和竞争力。除此以外，科技和产业的融合创新，也迈出了切实的步伐，并呈现出积极气象。这增强了我们突破外部打压和围堵的底气，也开始引发全球竞争和地缘政治格局的微妙变化。

　　当然，问题也是存在的。譬如结构性减速和周期性减速叠加，经济下行的压力非常之大；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受制于这一核心关系的紧张，我国周边及外部环境更为复杂和不确定；民营经济的预期和信心亟待强化，就业困难日益突出；经济增长和社会治理模式转型滞后，改革攻坚不力，创新动力也不足，等等。

　　正确认识“快”与“慢”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展望未来五年，中国宏观经济大盘要保持稳定，经济必须达成一定的增长速度。虽然在转型发展的阶段，我们不应过度关注经济增速的快与慢，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维持起码的增长预期和信心。如果经济增速过慢以至于动摇了基本预期，那么不良预期将会显著放大对发展和改革的负面影响，并导致宏观政策正面效应大幅递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多措并举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其核心就在于通过合理调控，找到经济发展速度与质量之间的平衡点。这里的关键是既要防止因追求过快的发展速度而牺牲质量和效率，也要避免因为过于保守而导致经济停滞不前。

　　真正的提振信心，不是靠高调的口号或一味的赞歌，而是依靠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因此，在“十五五”时期，努力保持必要的、真实的经济增速是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做好的一件事情。这要求我们在快与慢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确保经济既具有足够的活力推动社会进步，又能在可持续性和稳定性方面打下坚实基础。

　　在经济增长不失速的前提下，必须注重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挑战，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简单扩张式的量的增长，只能是让过剩的产能更加过剩，让内卷式的竞争更加内卷。一方面有必要保持市场实现商品的稳定生产，继续通过工艺技术改进来推动品质的提升。但从根本上来说，不在基于科技和产业融合创新的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发展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我们想赢得下一个五年的长足进步，显然是难以想象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实体经济为根基，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通过不断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把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然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并非单纯是生产力本身的问题。“反弹琵琶是高手，千年功夫在诗外。”对于新质生产力的培养和发展，更须仰仗健康人文环境和制度环境的加持和赋能。没有足够到位的思想解放和体制变革，就好比受制于阳光雨露的短缺和土壤水肥的贫瘠，怎么可能有禾苗的向阳而生、茁壮成长！没有文艺复兴，就没有英国工业革命；没有真理标准讨论，就没有改革开放；而没有“大包干”，就没有农业生产力的迸发；没有民营经济的异军突起，就没有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和平崛起。不以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为先导、为支撑、为保障的新质生产力，其破圈勃发和化蛹成蝶，都难免沦为空中楼阁；即便是昙花一现，也不成气候；更不可能久久为功，终成大业。必须将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和基础保障，系统性地优化制度供给，持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为新质生产力的茁壮成长提供丰沃的“阳光雨露”和深厚的“制度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