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文于2009年6月29日)发展转型升级是个大思路，也是个大手笔，需要从整体上把握其科学内涵。所谓“转型”，是指发展模式的转型，包括增长方式由外延粗放，转向内涵集约；增长动力由过多依赖出口、工业和物质性投入，转向三大需求（消费、投资、出口）、三大产业（服务业、工业、农业）、三大创新（科技、管理、人文）的协调带动，体制机制由初级市场经济的政府和市场错位、缺位和越位，转向现代市场经济的政府发挥公共管理的作用、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所谓“升级”，是指发展结构的升级，既包括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也包括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以及成本结构、要素结构、空间结构，等等。把转型升级和最终要实现的现代化宏伟奋斗目标联系起来，就是要走好“新三化归一”之路，也即充分利用好国际金融危机对促进我省发展转型升级的历史性机遇，坚持以新型工业化促进增长方式转变、以新型城市化推进社会结构转化、以新型市场化推动体制机制转轨，从而全面促进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转型升级，最终“九九归一”，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
一、以新型工业化促进增长方式转变
坚定不移地走好新型工业化道路。要坚持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道路”。我省工业规模总量已较大、门类较齐全，但总体层次较低，推进新型工业化任重而道远。鉴于省情实际，我省推进新型工业化不仅要积极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更要重点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产业，其中最有条件、基础和发展前景的，是延伸了加工产业链的装备制造业；不仅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促进“两化融合”，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更要破除体制性障碍，大力发展服务业，尤其是发展金融、研发、创意、信息、咨询、物流、会展、电子商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在促使生产性服务业成为我省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有力提升传统工业化的水平和层次，成为我省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支撑和保障。
扶持大企业集团和产业区域化集中并举。传统的“轻、小、民、加”产业占据了我省工业的半壁江山，需在提高发展质量上下大工夫，对其实施新型工业化背景下的“再工业化”，以提升浙江块状经济和中小企业。一是增进大企业集团的骨干带动作用。大企业集团顺应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需要，具有专业化程度高、经营规模大、资本雄厚、人才集中、技术先进、管理科学、企业文化凝聚力强的优势。浙江唯有积极培育一批大企业集团，才能把面广量大的块状经济和中小企业，整合成多个集团军或航空母舰编队，从而纳入全球化、高端化的产业链，使高度离散的经济单体有机聚合起来，形成现代化产业集群。二是积极引导大量相关、相同的企业进行区域化集中, 形成产业链体系的“溢出效应”,降低信息成本、交易成本,增加区域产业竞争能力。为此，要通过共性技术研发创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知识产权战略实施、行业龙头企业培育、大众品牌向中高端名牌转型等途径，加快形成龙头作用凸显的集聚优势、紧密关联的产业链优势、持续领先的研发优势、公共服务的平台优势、稳定可控的资源优势、利益共享的市场网络优势和行业一体的定价优势，使我省传统产业的发展水平和质量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培育发展新兴优势产业。要有选择地抓好三大重点：一是装备制造业，包括先进的轨道交通、海上平台、核电、风电、海水淡化等领域的成套装备、专用设备，以及江海联运型船舶等；二是新兴产业，包括文化创意、服务外包、生物工程、光伏能源、纳米新材料、特种钢材、环保型精细化工等；三是军民结合产业，包括大飞机配套、大型水面和水下船舶、卫星及其配套产品等。同时，要高度注重新兴优势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动力建设。可以从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环节入手，但要加快技术含量提升和优势产业群培育，加快形成新兴优势产业的技术、企业、规模和品牌优势。要高度关注美国正在掀起的以新能源为主导的跨产业技术革命，从关乎产业安全高度，加强节能和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核能、新能源汽车等低碳前沿技术的研究和产业化，提高我省未来在全国和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
加快浙江服务经济的发展。强调服务经济发展，首先在于传统的低技术含量制造业的人文科技增加值低、利润率低，挣的是“血汗钱”；其次发展服务业是持续增进经济竞争力的关键，靠过度依赖资源环境和物质性投入的传统制造业，从根本上说无法在未来日趋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中赢得主动。作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支撑，我省需着力加强文化创意、电子商务、金融服务、精品旅游等四大高端服务业的加快发展，以带动我省现代服务业和服务经济的全面发展。同时，加强国际服务贸易的拓展，成为现代服务业超常规发展的重要增长源；加强公共服务业的改革发展，成为我省居民生活品质提升的重要基础件。
二、以新型城市化推进社会结构转化
坚定不移地走好新型城市化道路。要坚持走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的“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城乡互促共进的城市化道路”。浙江于全国最早起步的农村工业化，在上世纪末不失时机地转化为对浙江发展更上层楼的城市化，加上在“跳出三农抓三农、统筹城乡兴三农”的思路下推出的新型城市化，均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升级的战略之举。面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带来的转型升级压力和机遇，要在大力培育服务、创新等现代城市功能、增强城市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提升作用的同时，大胆推进农村土地和住房制度改革，促进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促进农村人口的实质性转移转化，并以此激活浙江本土的新一轮投资和消费需求，成为浙江发展转型升级的重大推动力。
制定和实施“一带、双转型”战略。我省要成功实现转型升级，出路就在现代服务业，载体就在新型城市化。在新一轮的发展中，我省应结合编制“十二五”规划，把打造“一条沿海都市经济带”、推进“两个经济转型发展”作为主抓手，即打造浙江“环杭州湾＋温台沿海”的沿海都市经济带；促进我省从工业经济为主向服务经济为主、从县域经济为主向都市经济为主的转型发展。为此，要在积极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环杭州湾及温台沿海产业带建设的基础上，顺应国际范围内都市化和沿海化发展的大趋势，借鉴纽约、东京、伦敦、巴黎等都市经济圈培育建设的经验，以杭州、宁波、温州三大都市经济圈的规划建设、联动发展为重点，着力加强基础设施的联建共享，加强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加强政策环境的一体优化，加强制造业的集聚提升和服务业的超常发展，以全面增强我省在我国沿海开放大格局中的竞争优势，形成上海为中心的龙头带动，北有苏锡常“金北翼”、南有杭州湾“金南翼”的区域竞合格局。
加快农村宅基地置换流转改革。城市化不能简单地去等同于城市本身的规划、建设和管理，更不是城市本身的美化、绿化和亮化，而应当是以统筹城乡发展为主线的城市化，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指向和以转移农民为实质的城市化。为此，要积极消除城乡二元分割的旧体制，建设有利于人口自由迁徙、劳动力自由择业、要素自由流动的城乡一体化新体制。要切实按照省委第十二届五次全会精神，以加快农村宅基地置换流转改革为突破口和着力点，促进人口的自由迁徙和土地资源的合理流动。要加快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加强依法保障农村宅基地的用益物权。选择一批各具特色的典型性村庄，因地制宜开展农村宅基地置换、流转试点，总结完善后迅速在全省推开。同时，结合“4234”的优化城乡空间布局的总体设想，结合新一轮全省城镇体系规划和村庄布局规划修编，加快空间资源整合，收缩农村建设规模，平稳有序推进农村居住环境的有机更新，带动城乡房地产住宅投资和消费的快速增长，全面提升城乡居民生活品质。加强中心镇、中心村周边现代农业基地、生态旅游景区或工业集聚小区、商贸休闲小区、公共服务小区等功能区的规划建设，逐步转变传统农村生产生活模式，实现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和进城农民的市民化。
高度关注城市化中人口素质提升。完整的城市化过程包括三方面过程的统一：一是由于专业化分工协作和规模经济的需要，引起的制造业向城市及城市连绵带的集聚；二是由于工业集聚导致的人口集中，并同时伴生的服务业的长足发展；三是由于接受现代城市文明熏陶而造就的人口素质提升。目前国内的城市化进程，对前面两者的关注程度较高、推进力度较大，但往往忽视社会进步意义上的后者，存在着“以物为本的城市化”的偏差和误区。因此，在目前转移、转化农民的过程中，我省不仅要关注农民向市民转化中的就业、收入、身份等问题的解决，还要同步关注其中的城市文明普及和新市民思想意识、价值追求、行为习惯等一系列的“脱胎换骨”，使新居民真正纳入现代城市文明的主流，成为城市文明的有机组成，并借此切实促进我省城市化的和谐、健康发展。
三、以新型市场化推动体制机制转轨
坚定不移地走好新型市场化道路。要坚定改革的市场化取向，坚持走“以产权、法治、信用为前提，以自由竞争、合作共赢为导向，政府发挥公共服务职能、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市场化道路”。市场化不是简单地以有形市场为载体，限于国内竞争并且信用缺失的初级市场化，而是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为目标的市场化，是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市场化，是对垄断行业、包括政府自身进行改革攻坚的市场化。面对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一些对市场化改革取向的非议，要充分认识到我省面临的种种问题，从本质上讲不是因为市场化改革过度，相反恰恰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不到位的结果。要恰当界定政府和市场的作为空间，排除部门和垄断企业的利益阻挠，花大气力放开市场、放松管制，搞活存量、搞优配置。坚持不同所有制在市场经济中的“一视同仁”和公平竞争，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要在抓好现有“三类、五市”省级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开全方位、多层次、特主题的改革试点，形成新一轮改革攻坚促进新一轮科学发展的新局面。
加强产权明晰保护与合约规范执行。促进经济增长的资本，包括自然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其中制度资本的核心是健全的产权保护与合约执行机制。近30年来，我省经济较快增长，很大程度上在于相对廉价的自然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冲了高制度成本的负面影响，但也因产权保护与合约执行相对薄弱，造成自主创新能力和动力的严重不足。为此，要在加快重大科技专项实施、强化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的同时，把加强产权保护和合约执行的制度建设摆上重要位置，优先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组建由省政府牵头、相关部门和行业协会密切配合的知识产权战略组织体系，加强相关知识产权理念、法律宣传；提高工商、质检、公安、知识产权等部门职能效率及协作水平，加大维权力度，使自主创新成为企业和科研机构生存发展的主要依靠。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信息掌握及时充分、行业技术发展动态清楚、打击侵权仿冒具有天然激励机制等优势，加大政府授权，提高自主创新动力保护效率。
建立健全现代市场治理机制。相对企业治理机制的建设完善，我省市场治理机制的建设健全还相对滞后。良好的市场治理机制可有效提高市场主体（企业）竞合的有序化程度，避免或化解不公平竞争、恶性竞争和过度竞争。建立现代市场治理机制除需进一步优化政府经济管理职能外，更重要的是发挥以行业协会为核心的市场中间组织作用。要切实把行业协会建设与政府职能转变密切结合起来，使协会承担起政府在经济管理领域职能转变后的主要承担者和有力补充者。要大力改革现有行业协会体制，加快制定条例，实现法律地位清晰、组织机构独立、功能职责明确。加快健全行业协会激励约束机制，增强市场治理职能，突出其在打假维权、知识产权保护、行业标准制定与推广、恶性竞争防治、反倾销诉讼、行业统计等领域的职能，使得政府可尽快从微观经济干预、市场治理直接参与中有序退出。
加快国家级发展转型升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创建。目前，周边省市都已有或将有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或重点开发建设区，作为改革发展的主要平台。例如，上海有浦东新区（国务院出台《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江苏有沿海地区（国务院出台《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福建有海峡西岸经济区（国务院出台《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安徽有皖江城市带（国务院即将出台《安徽皖江城市带发展规划》）、江西有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国务院即将出台《江西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规划》）。我省虽有“三类、五市”省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但缺乏国家级平台，这使得我省在改革的“先行先试”广度和力度上，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需大力争取，积极创建。建议在原有积极争取转变发展方式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基础上，结合我省实际，进一步特色化为国家级的“发展转型升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刊于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决策咨询》2009第20期，第二作者秦诗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