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文于2007年12月23日)周天勇是中央党校的教授，以务实和坦率闻名。今读其《七问中国创业环境》，看来不虚此言了。

展开诘问之前，周老师先给即将展开的下文，戴上了一顶十七大精神的“红帽子”——这是政治上的“安全帽”，也是充当官员们眼中的“刺头”，必须要准备好的。

党的十六大提出，“就业是民生之本”。党的十七大在重复这一论断的同时，又提出“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完善支持自主创业、自谋职业政策，使更多劳动者成为创业者”。很显然，后者较之前者，来得更为积极、更为主动。

命题很好，战略也很好，但落到实处，还要解决“桥和路”的问题。在当下的中国，这“桥和路”就是相应的制度安排和政策环境。

原本不曾深入地想过就业和创业的关系，更不曾想过中国的就业环境如何。倒是周老师的连连七问，势如排山倒海，由不得不认真对待了。细细读来，觉得所言极是，真是“太有才了”！。

所谓“做大做强”的发展导向，固然是个问题。重“大”往往就会轻“小”，而中小企业恰恰是吸纳就业最大的“蓄水池”。但在我看来，工业偏好也是影响就业的一大因素。国际经验早已证明，到了人均GDP3000美金的发展水平，服务业比重本应升至60%以上，但我国类似省份不过区区40%左右。而国际经验早已证明，制造业吸纳一个劳动力，相应规模的服务业则能吸纳2－4个劳动力。由于服务业的发展，需要较之制造业更多的突破，至今我们还能随处看到一幅幅体制掣肘、步履蹒跚的图景。

至于周老师言之凿凿指摘的，在城市、工商、收费、执法、信贷乃至土地管理等多个领域中的体制弊端，想来都是一条条束缚自主创业的绳索。一一读过所有这些考问之后，我在不得不加以认可的同时，不禁想到一个问题：当下中国科学发展的最大障碍在哪里？现在看来，是“条条专政”，是“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

我们的问题就在于，当民主还未法制化的时候，部门的行政权力正在以最快的速度进行法制化——我们的立法模式，正是“部门立法”——而假借“依法行政”来获取最大的部门利益，成了各部门竞相推动立法的最深厚的动力源泉。

部门林立，为此法规林立；部门利益冲突，为此法规各执一词；“先法治人”占便宜，为此“后发制人”的自然急起直追。于是乎，“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虽说眼下的行政法规总体上还是正面的，但和实际的执行一结合，正面的效果往往成了摆设，但负面的作用却放大很多。为什么在“法制”日益健全的今天，找熟人、托门子的“人治”却更为发达？这是因为，再好的法规也是靠人去执行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得理”加上“得人”，方能功德圆满、得胜回朝。

高度重视现行体制的种种弊端，下决心推进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攻坚，从而为创业、为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这大约是周教授尖锐诘问留给我们的深层启示吧！

（刊于《发展规划研究》2007年第10期）

七问中国创业环境

◎周天勇/文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以创业带动就业，把劳动者培养成创业者，并且要突破发展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体制障碍和融资瓶颈。纵观我国目前创业环境，考虑就业压力的巨大，需要向一些与创业和就业体制及环境有关的部门提出以下问题，供其反思和改革，落实突破体制障碍的精神，创造创业的宽松环境。

一问几乎是经常和普遍提及的发展导向，即企业要做大做强，这样的发展战略能解决中国的就业难题吗？实际上这些大型和特大型企业，一是资本密集，相对投资所用的劳动力数量少，二是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如水、火电、炼油、冶金、化工、装配线等等，随着劳动力工资和社保等成本的提高和技术的进步，资产规模和销售规模非常大的企业，用的劳动力却相对越来越少。

从世界各国发展规律来看，一国65％—80％的劳动力就业是由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解决的。而重大就会忽小，特别是以GDP和财政收入增长为主要发展目标和考核政绩时，就业考核和失业者的呼声又影响不了地区主要领导的升迁，地方经济的发展就会对创业就业漠不关心。

二问目前我国许多城市建设和管理的方向，能使劳动者有宽松创业的空间吗？我国许多城市在建设过程中，盲目追求城市所谓现代化，把许多小门小店都拆除了；严禁在庭院和住宅中办企业；要求创建无摊和卫生城市；等等。这样的城市建设和管理，让许多初始和小型创业者无外藏身，消灭了许多非正规创业，扫荡了许多个体、微型企业，损失了许多就业机会。现在十七大特别重视民生，重要的是各地政府是让人民自己去创业，获得生计好呢？还是政府的建设和管理取向不痛快让他们创业，政府拿很多的钱把他们保起来合适呢？如果大家都不创业，失业的人太多，觉得吃政府的保障比创业要舒服，那么，你政府究竟有多少钱能保得起中国这样多的人？

三问我们现在的注册登记和审批等制度，对创业有利吗？世界上许多国家，有企业的非登记制度。英国、德国等，非登记企业占到企业总数的1／3。而中国，连擦皮鞋、卖雪糕、修理自行车等等，都要登记注册，否则就为非法经营。还有一些创业项目，准入的审批和许可设置太多，创业投资者不易进入。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凡是遵守这种规定的地方，民营经济发展缓慢，就业困难，实际失业率较高；而如浙江诸暨这样没有按照有关部门的规定办的地方，10万家企业中有6万多家是非登记的，人人谋创业，就业岗位较多，人民富裕，财政殷实，市强民富。

四问在目前各部门和各行政事业单位的收费罚款环境体制下，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创业容易吗？中国的行政机构和编制方面一个较大的问题是，对相当多的行政、执法，甚至是司法机构和人员，不给财政拨款，而是让他们去收费和罚款来供养自己。先是叫自收自支，后是称之为收支两条线，但是实际执行中加了超收奖励和罚款分成的潜规则。这样权力与利益相结合，行政、执法和司法与金钱密切联系，大肆收费和罚款。由于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经济实力弱，政治地位低，社会关系少，导致大量的行政性收费和罚款主要集中于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创业经营活动。其实，在许多地方，没有工商、质检、税务、公安和政府其他部门关系的一般群众，很难创业和经营。

五问目前的各行政部门和行政性事业机构执法，加上与罚款相结合的体制，再加上几乎都存在的吃拿卡要，这样的体制环境中，谁敢创业呢？中国各城市和乡村的执法，是世界上种类最多、执法机构最多、执法罚款最多的国家，而且，许多机构靠罚款经费维持其工资、办公等运转，甚至用罚款来筹集其盖办公楼和培训中心等等的经费。关键是执法部门太多，交叉执法、重复执法、矛盾执法，让被执法者躲之不及。

六问在中国城乡创业，到哪里去融资？创业者，投资办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大部分要进行融资。在美国，3亿人口有4万家银行，在孟加拉国也有为穷人创业贷款的乡村银行，而在中国13亿人口只有数得过来的几家和十几家银行。而且，这些银行还将农村的钱吸引给城市用，将农业的钱吸引给工业用，将穷人的钱吸引给富人用，将社会的钱吸引给大型企业和特大型企业用，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总体上根本得不到贷款。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那些没有听银行监督方面的话的民间借贷活动发达的地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迅速，创业者较多，转移了许多农村剩余劳动力，还吸收全国各地的大学毕业生到那里就业。而那些听有关部门话、对民间借贷进行严厉打击的地方，个体企业发展受挫。在目前急需要发展中小银行，为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融资解急，以创业带动就业，缓解中国日益严峻和忧心的就业问题，有关部门迟迟不积极发展中小融资机构，不知他们是怎样想的。

七问目前的土地体制，适应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创业吗？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创业的80％是农民。但是，在调研中农民谈到，现在创业要比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艰难得多。从土地体制看，农民创业，一是农村集体土地如果不经过征用不能进入建设市场，不能用来盖厂房和投资设施，而农民基本上不能从政府手中再买回被征用的土地来进行创业；二是农村即使在集体土地上建设的厂房，不能用来抵押融资，其宅基地也不能用来抵押融资；三是农民的地不能用来入股、入资进行投资创业。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创业，大量的微型和中小企业因此而生，农民因此而致富。而农民连在自己土地上创业的财产权力都没有，整个创业注册和金融融资体制，都不承认农民的地权，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土地体制？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