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01年)8月21日至9月1日，我和姜爱林博士到浙江调查农村土地制度方面的情况。省国土资源厅陈金龙同志和省土地勘测规划院罗进荣、华元春同志先后陪同调查。一路走访了杭州市的滨江区和萧山区、绍兴市、奉化市、义乌市、湖州市、嘉兴市等。此次调查采取的方法与3月份四川调查不同，主要是听取有关市（县）农村工作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的情况介绍，在有关方面安排下，实地看一些点，访问个别农户。回到杭州以后又与省有关部门进行了座谈。向政府部门做调查，好处是介绍的情况都是经过分析、综合的，比较全面，不足之处是不够具体、生动，实感较差一些。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经济始终保持快速增长。“九五”期间，各项增长指标都超过计划。2000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GDP）达6030亿，人均13400元，居全国领先行列，GDP的三次产业生构成为：10.8:53:36。全社会劳动力在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别为40%、29.5%和30.5%。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已经超过第二产业。最近的人口普查表明，全省城市化水平已达48.67%（统计数为39.7%）。经济活跃增加了人口的流动性，全省有外来打工人员350万人以上，有300万人到全国各地从业，还有100万人到国外办企业、做生意。

1998年，江泽民总书记到浙江视察时指出：沿海发达地区要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为落实总书记的指示，浙江省制定了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纲要，力争到2005年1/3的县和2020年全省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2000年浙江农村的农业总产值1050亿元；有乡镇企业107万家，总产值4700多亿元；此外，还有160万个体工商户，4619个各类专业市场。农村劳动力已有51%转移到二、三产业就业，仍在务农的人大多也是兼业。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13年居全国各省市第一，2000年达到4254元，为全国平均水平（2253元）的1.89倍，农民收入中，78%来自非农业，只有22%来自农业和转移性收入。

在率先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农村土地制度安排遇到许多新问题和新矛盾。为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各级政府和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努力探索、大胆创新，在实践中创造了许多新鲜经验。择其要者，概述如下：

一、   二轮延包与“两田制”

1997年中办16号文下发以后，浙江省委即专门发文对全省二轮承包工作进行布署。98年后，全省相继展开工作，到2000年底，已有97.4%的村完成，农户承包经营权发证率达95%以上，落实的承包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92.9%。可以说，二轮承包工作已基本完成。少数尚未进行的，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极少数村、组一轮承包尚未到期，如奉化市590个行政村中有3 个村一轮承包期较长，最短的要2005年才到期，长的要到2013年，还有3个村有个别组也是如此。二是国家征地比较多的村、组，不搞或缓搞二轮承包。如嘉兴市1603个村中，有37个村因征地较多，尚未开展。义乌市近年城市建设加速，708个村中有92个村因此未搞二轮承包。三是极个别村由于内部的各种矛盾没解决好，导致干群关系或农民群众之间的关系紧张，使延包工作无法开展。

第二轮承包的做法主要有三种：（1）在原来承包基础上直接延长承包期30年不变；（2）考虑人口变化因素，对原来的承包格局进行小调整后，再确定承包期30年；（3）大调整，打乱重分后承包30年。总的来看，直接延包的占多数，小调整的是少数，大调整的是极少数。例如，湖州市开展二轮承包的1542个村中，直接延包的1011个村，占65.6%；小调整的509个村，占33%；大调整的22个村，占1.4%。又如，义乌市实行延包的604个村中，直接延包的422个，占69.9%；小调整的122个,占20.2%；大调整的60个，占9.9%。再如，嘉兴市直接延包的783个村，占50%；小调整的743个，占47.4%；大调整的40个，占2.6%。不过，也有的地方例外，如奉化市575个村搞了二轮承包，其中直接延包的67个，占11.7%；小调整476个，占82.8%；大调整32个，占5.5%，小调整占了大多数。但这只是个别情况。

浙江省在二轮承包中遇到的一个特殊性问题是“两田制”。农村改革以来，随着二、三产业的发展，很多农村劳动力脱离农业，出现了抛荒现象。进入90年代以后，粮价逐步下跌，种粮亏损，抛荒更加严重。在粮食没有放开的情况下，为了保证粮食任务，很多地方对于抛荒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另一方面，仍在务农的农民，有的希望扩大耕种面积，获取规模效益。两方面因素结合起来，结果是土地流转逐渐活跃。据省里同志介绍，土地流转最初主要是农户之间自由转包，这种转包往往是低偿、无偿甚至是倒贴的。进入90年代后期，随着农业结构调整力度的加大，高效农业的兴起，逐步变为有偿转包。浙南地区农村至今仍是以这种模式为主。但浙北地区从90年代中期开始，集体经济组织逐渐在土地流转中发挥主导作用，主要办法就是推行“两田制”。此次调查所到之处，基本上都是在1993年至1994年间，实行了“两田制”。具体做法是口粮田由农户经营，责任田由集体无偿收回，集中起来发包给种田大户经营。这样做，很明显是侵犯了农民的承包经营权。但是农民却能够接受。其原因，首先是多数农村劳动力已转移到二、三产业，例如，滨江转移了80%，萧山转移了65%，嘉兴转移了56.5%，湖州市转移了50%并另有30%半工半农。由于农业已不是主要的经济收入来源，因而农民对土地不再看得很重。其次，农产品价格下跌，种田亏损，不种又要受罚，土地反而成了负担。在这种情况下，交出责任田，既可减亏，又不受罚，还可免除一部分税费，农民觉得划算，也就接受了。1997年，中央两办发出16号文要求各地停止“两田制”的做法。浙江搞了“两田制”的地方，在贯彻落实过程中，少数将集体集中的责任田退还给农户，但绝大多数是在账上明确责任田仍归农户承包，实际上继续由大户经营，所谓“定量不定位”。这是在执行中央精神中的一种变通。在具体操作中，有的由农户补签了转包协议，多数并未补签。在利益关系上，不管补签协议与否，基本仍是无偿的。总得看，落实16号文精神，搞得比较仓促、粗糙，仍然存在着侵犯农民合法权益的问题。但一度发展很猛的“两田制”势头，就此止住了。

应当肯定，“两田制”对浙江农业是有积极作用的：制止了抛荒；在粮食没有放开情况下，保证了粮食任务的完成；推进了农业产业化和优质高效农业的发展。但是，侵犯农民权益问题如得不到彻底解决，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基础就被动摇了，不符合党对农村的基本经济政策。能不能既保护农民的承包经营权不受侵犯，又保留“两田制”的积极成果，是浙江特别是浙北农村二轮承包成功与否的关键。从调查情况看，浙江省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在二轮承包中，对于已经由大户经营的土地，一是明确承包权仍归原来的农户。二是农户仍不愿经营的，普遍与接包大户签定转包合同或与村集体签委托转包合同。例如，嘉兴全市共有24589户农户将49431亩责任田委托村转包，另有3276户连口粮田也不愿经营了，二者合计，农户数占农户总数的4.3%，放弃的耕地占耕地总面积的1.9%。奉化市有19700户签协议转包出去34860亩土地，分别占农户数的17%和耕地数的11%。三是变无偿为有偿，处理好利益关系。例如萧山区普遍由村集体将大户上交的承包费的20—30%返还给农户（约每亩返还150—300元），同时集体仍负担农户的一切有关税费。湖州市则是由大户直接向农户付承包费，少的每亩200——300元，多的600——800元。由于采取了以上措施，既纠正了过去侵犯农民权益的错误，农民满意；又使已经形成的农业产业化和规模经营能够继续发展，大户也满意。

承包期30年，如何解决将来的人地矛盾？一个办法是预留机动地。各地普遍都留了，但数量不多。例如奉化留了耕地总面积的1.4%，湖州留了0.9%，嘉兴留了1.2%。这里都是指的平均数，具体到每个村，有高有低，高的不能超过5%，低的不少村一点不留。例如嘉兴搞了二轮承包的1566个村中，只有243个村留了机动地。义乌机动地比重最大，一律按5%掌握。另一个办法是“动账不动地”。即人口变化了，原来承包的土地面积不变，但口粮田与责任田的比例要变。人口增加的户，在原承包面积内，口粮田增加，责任田减少；人口减少的户，口粮田减少，责任田增加。由于口粮田不负担集体提留，而责任田负担提留，因而两者比例的变化意味着农户负担的变化：人口增加的户减少了对集体的负担，人口减少的户增加了负担。嘉兴市有超过半数的村，就准备采用这样的办法解决未来的人地矛盾。第三个办法，即人口减少的户，将相应的承包田划给人口增加的户。当地称之为“人口进出找补”。除此之外，还有第四个办法，即许多地方过去普遍实行的“小调整”。值得指出的是，在浙江这样经济比较发达，非农就业门路比较多的地方，还是有相当数量的村决定今后仍要定期进行“小调整”。例如，湖州市约50%的村经村民代表大会决定，30年承包期内每隔三或五年，根据人口变化和土地征用变化情况，进行一次“小调整”。在经济落后地区，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度高，因而“小调整”不断，这比较好理解。但经济发达地区也要求“小调整”，动因是什么？调查中，有的地方的有关部门的同志认为，如果不允许“小调整”，集体的土地所有权就不能充分体现。这恐怕主要反映了一些基层农村干部的看法，农民是否也这样看？由于本次调查对农户访问不够深入，因而难以从第一手资料中做出判断，姑且存疑。

二、   影响农村经济全局的农地流转

浙江农地流转本来就比较活跃，近几年呈加速发展之势。据省农办提供的数据，二轮承包前的1997年，全省耕地流转面积270万亩，今年4月份达326.44万亩，3年增加了56万亩，流转面积已占全省耕地总面积的13.5%。我们这次调查的地方，大多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例如，滨江区耕地流转面积所占比重已达50%。萧山区约流转了35—40%。绍兴市水田流转面积比重为25%，旱地流转面积比重超过30%，该市仅去冬今春就新增水田流转面积10万亩。湖州市水田流转比重达19.1%，旱地流转了21.4%，水面流转了41.5%，加上桑地、山地等，该市农用地流转近70万亩。

促进农地流转加速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次调查感受比较突出的，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二轮承包搞得好。纠正了过去强行收回农民“责任田”的错误，明确承包期30年不变，给农民吃了“定心丸”。同时，纠正了过去无偿转包的偏差，变为有偿转包，保护了农民的土地权益。因而，调动了广大农民转出土地经营权的积极性。

第二，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加强了。为应对加入WTO后的挑战，近几年浙江逐步放松对粮食生产的控制，在市场机制驱动下，优质、特种、高效农产品发展较快。特别是国务院决定从今年起完全放开浙江粮食市场，更是为浙江农业结构调整彻底松了绑。发展优质、特种、高效农业，不仅要有较多的资金、技术投入，同时也要求有相应的土地面积，才能形成规模经济。政策放开市场，市场产生对土地流转的需求。随着改革的深化，这种需求越来越大。

第三，土地整理力度大、质量高。高效、优质、特种农业对土地的要求，一是要集中连片，一般最少也要30亩以上；二是要有完善的农田基础设施。在农户分散承包的格局下，浙江的农田大多是水田、桑地、鱼塘插花，地块小、设施差的“箱子田”。土地经过流转集中以后，必须彻底改造。近几年来，各级土地管理部门适应这种需要，大力推进土地整理。经过整理的土地，田成方，林成网，道路畅通，排灌设施完善，土地的生产力大大提高；由于打破了原有狭小地界的限制，土地的有效利用面积也增加了，因而深受各类投资大户的欢迎。经过整理的土地的转包费大幅度提高，原承包农户也高兴。例如湖洲市菱湖镇陈邑村，2000年整理了1057亩土地，全部改造成标准鱼塘，村民以承包权入股，采用招标的办法转包，每亩每年转包费660元。今年一年仅全村土地转包费收入就达70万元，超过了去年全村农民的全部纯收入（64万元）。调查了解，近年来浙江的土地整理确实搞得声势很大，成效显著。义乌市34.9万亩耕地，已经整理了19.3万亩，占55.3%；湖州全市195万亩耕地，已整理了55万亩，占28.2%。经过整理的土地，大户纷纷要求承租转包，呈供不应求之势。而未经整理的土地，即使农民愿意转出，也不一定有人来承租。土地是否经过整理，已成为影响土地是否能够流转的一个重要因素。省农业厅的同志讲，凡是搞了土地整理的地方，土地流转速度明显加快，反之就慢。他们高度评价土地管理部门推进土地整理的举措。

农地流转的具体作法主要有：农户自由转包（包括季节性转包）、委托转包、反租倒包、土地承包权入股等。其中委托转包与反租倒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农民在尚无人承租情况下，主动把土地经营权交给村集体，让集体去寻找承租大户。各地方近年出现的“土地使用权托管中心”、“土地使用权储备库”等，就是因此而产生的。后者则是有投资大户来要求承包土地，集体再向农民反租土地。前者只要转出去，利益分配关系与后者其实是一样的，因而可以归为一类，统称反租倒包。省农办介绍，全省流转的耕地中，自由转包的占58%，反租倒包占25%，入股的占1%，其他形式占16%。本次调查所及的地方，情况不完全一样。嘉兴市流转的28万亩水田中，自由转包8万亩（28.4%），委托转包15万亩（53.3%）反租倒包1.8万亩（6.6%）股份合作只有100亩，还有二轮承包中农户自愿放弃承包权的1.8万亩（6.4%），其他1.5万亩。绍兴市流转的52万亩中，自由转包占35%，委托转包51%，反租倒包11%，股份合作1%，其他2%。看来，浙北地区的农地流转，以委托转包和反租倒包为主，反映了集体经济组织在其中起着某种主导作用。

在浙江，农地流转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影响日益广泛、深入，农村经济中许多重要的变化，都直接或间接与土地流转有关。例如，促进了规模农业投资主体的多元化。目前全省已有各类农业经营大户30多万户，投资或经营者中，不仅有具有专业技能的农民，而且有农业科技人员、国内各类工商企业，甚至还有外资企业。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已有7000多家工商企业投资农业，经营土地面积超过20万亩。绍兴市今年上半年投资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就有31家，其中浙江大普化纤集团公司投资1.5亿元，占地6000亩，兴建万头奶牛场，建成后可年产鲜奶4万吨。农业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使农业生产的市场组织程度大大加强了。又例如，促进了农业的产业化和结构调整。各类农业专业村、产业带、示范区、科技园区大量涌现。湖洲市形成了环太湖蔬菜产业带、沿104国道的早园笋种植带等5大产业带，建立了三个农业科技园区。嘉兴市每个县都形成了一个农业产业带和一个示范园区，在专业分工基础上发展订单农业，面积达109万亩，占全市耕地总面积的33%。在此基础上，浙江农业结构调整的力度越来越大。2000年全省粮食播种面积减少16.4%，而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大幅增长，蔬菜增长了17.1%，油料增长90%，糖料增长34%，药材增长26.6%，花卉增长68%。嘉兴市历来是浙江省的粮食主产区，过去生产的商品粮占全省40%，承担全省定购任务的1/4。长期以来一直是以种粮为主，而今年粮经种植面积比例已降至倒三七以下。又例如，促进了二、三产业的发展。在保留承包权前提下流转土地经营权，使更多农民放心大胆地脱离农业。目前全省已有42%的农村劳动力在第二产业就业，还有9%从事第三产业，仅专业从事农产品购销的农户，就有30多万户。再例如，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农民增收主要来自于生产发展，而生产发展离不开土地流转。同时，在土地流转中，农民还可凭借承包经营权获取一定的地租性收入。前已述及，现在农民转让土地经营权的租金，少的每亩每年二三百元，高的七八百元甚至上千元。保守一点，以300元计，全省326万亩流转耕地，转出土地的农户每年即可有约10亿元地租收入。随着优、特、高农业比重加大，随着土地整理范围的扩大，土地流转的租金收入还有很大的增长潜力。这个趋势如果能够继续下去，土地对于农民来说，就不仅仅只具有社会保障功能，而将成为重要的资产。总之，农地流转已成为浙江农村一个十分重要的、带有全局性影响的经济现象，因而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三、   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试点——土地管理制度的新突破

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非农业用地（即建设用地）能不能流转，现行国家法律、法规缺乏明确规定。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一度推行“转权让利”政策，规定集体建设用地必须转为国有以后，才能进入二级市场流转。后来，政策导向发生变化（大约是在1995年以后），不再强调必须转为国有，但也没有明确应该怎么办。目前，全国多数地方仍沿袭“转权”模式，少数地方另辟蹊径，探索保留集体土地所有权，允许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新模式。浙江大体也是这种情况。此次调查，滨江、萧山、奉化等实行的是转为国有的模式，绍兴、义乌和湖州则逐步转轨，实行第二种模式。

    从历史的发展过程看，推行“转权让利”政策以后，土地管理部门的工作重点一度放在新增建设用地的转权上，而对面广量大的存量建设用地，则基本无力顾及。因而，在较长时期内，存量建设用地大多仍处于集体组织内部无偿（或低偿）使用、无序管理状态，自发流转现象普遍存在。90年代中期以后，乡镇企业逐步转制，需要对企业资产包括土地资产进行处置。以此为契机，很多地方逐步将农村存量建设用地纳入国有轨道。例如萧山1995年出台乡镇企业转制办法，规定转制后的企业使用的土地一律转为国有。目前，已有约80%的企业完成转制。萧山的同志介绍，现在乡镇卫生院也都实行承包制，成为经营性单位了。下一步，也要对卫生院的用地进行处置，转为国有。奉化也是从1995年开始乡镇企业转制工作，2000年已全部完成，有关用地已都变为国有了。奉化市区内，原有30—40%土地属集体所有，除企业用地外，大量的是宅基地。由于房屋交易活跃，许多集体宅基地随着房屋一并流转了。对这种情况，奉化土地局采取认可的办法，凡发生集体宅基地交易的，一律转为国有土地，并免收土地出让金。从95年至今，已发了上万宗宅基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

市区内的集体建设用地转为国有，有比较充分的依据，但城市规划区外的集体土地也要“转权”，则存在以下问题：首先是法理上缺乏依据。国家的有关法律规定，乡镇企业和农民建房可以使用集体土地。其中体现的经济和法律关系是，集体组织是土地资产的所有者，乡镇企业和农民拥有土地的使用权，使用权也是一种财产权。政府作为社会事务的管理者，应当依法保护有关当事各方的权利。乡镇企业转变经营机制，是企业组织形式的变化，投资主体可能多元化了，但集体或农民仍是重要的投资方，企业也并未搬到城里去，仍然是乡镇企业。在这种情况下把土地转为国有，显然不是保护而是侵犯了集体的财产权利，在法理上很难说得通。由此产生了第二个问题，即损害了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利益。乡镇企业改制之前，与集体组织是一种隶属关系。企业要向集体交管理费，交投资利润或土地使用费。由于经济关系不规范，产生了很多弊端，不利于企业的自主发展。企业改制之后，不再隶属于集体，不上交管理费和利润了，集体的利益主要体现在股权分配和土地收益上。在这种情况下，把土地征为国有，集体就失去了一个长期稳定的经济来源。国家的许多事情，要靠农村基层组织贯彻落实，资金不足，基层政权便千方百计向企业和农民摊派、转嫁负担。第三个问题，转制企业土地转为国有，企业要补交出让金甚至负担征地费，而未转制的企业则仍然低偿甚至无偿使用集体的土地，这就使企业之间处于不平等竞争，从而影响了企业改制的积极性。一些新建企业也因投资门坎高而不愿意使用国有土地，热衷于与亏损或濒临破产、倒闭的企业进行私下的土地交易，结果是加剧了存量建设用地的无序流转。

面对这些问题，一些地方的土地管理部门开始探索新的改革办法。总的思路是借鉴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经验和作法，结合乡镇企业转制工作，开放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一级市场，允许集体组织通过转让（即出让）、出租有关建设用地的使用权，或以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联营等方式，获取合法的土地收益，使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在经济上得到实现。在此基础上，保护土地使用者的权益，开放抵押、再转让、转租等二级市场。由土地管理部门制定有关办法、规定、制度，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纳入政府的统一管理。湖州市是较早进行这方面探索的。1997年下半年，该市土地管理局为配合乡镇企业改制，在轧村镇开展了改制企业以租赁方式取得集体土地使用权的试点。1998年初，出台了《乡镇改制企业土地资产处置若干意见》，逐步在全市推行集体建设用地以租赁方式流转。1999年初，湖州进一步在善琏镇进行试点，流转方式除租赁以外，又增加了一次转让30——40年，和作价入股等。99年年中，当时的浙江省土地管理局把湖州定为全省的三个试点单位之一。在省局支持下，湖州在面上推广善琏镇的经验，并摸索和制定了一整套对集体建设用地市场的管理办法。

湖州市的管理办法包括流转前提、流转程序和土地收益分配原则等。流转前提是必须符合土地利用规划和乡镇建设规划，同时必须依法进行土地登记，取得土地所有权或土地使用权证书。流转的程序如下：（1）申请。流转双方持有关土地证书、企业营业执照、流转（转让、租赁、作价入股等）合同等文件，到乡镇土地管理所填写土地流转申请书。（2）审批。土管所初审后，按有关报批程序报市土地管理局。市局审查批准后，向集体组织发土地流转（转让、出租、入股、改变用途等）批准书，向用地企业发土地流转的证明书。受转方领证书时，缴纳土地转让费或租金。先由土管所代收，然后移交有关乡或村财务。（3）变更登记。双方持土地流转批准书和证明书到有关地籍管理部门进行变更登记，向受转方发土地使用权证或土地他项权利证书。土地收益分配的原则，一是必须进行地价评估；二是低起步，目前可按不低于评估价30%的标准商定土地流转费用或作价入股。如发生土地抵押，抵押金不得高于评估价的50%；三是如发生再次流转，流转方要向土地所有者交土地增值费；四是土地流转收益按照“谁所有谁受益”和“谁投资谁受益”原则，在乡、村两级进行分配。乡镇集体组织所有的土地流转收益，一般全额交乡财政；而村级集体组织土地的流转收益，则要分成10％给乡镇，作为对乡镇政府在辖区基础设施投入的回报。另外，土地管理部门提取5％的管理费。

当年，省土地管理局确定湖州为试点单位时，限定仅在湖州市本级试点。湖州市本级约有40个乡镇，现己有23个乡镇进行了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改革。在改革之前，己有大量乡镇企业改制，土地己变为国有。到今年4月，共对289个新改制企业的用地按新办法进行了处置，占市本级企业数的不到30%，涉及土地面积5865亩。改革效果是十分显著的，一是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有权受到保护，在经济上得到实现。289个企业共向有关乡镇村集体组织交纳土地收益3700万元。善琏镇1999年土地收益即达109万元。二是土地使用者的权益也有了保障。由于有了政府的规范管理，取得了合法的土地证书，使企业有了抵押筹资的渠道。三是盘活了集体存量建设用地，减轻了占用耕地的压力。四是在城乡土地统一管理方面又大大前进了一步。过去对集体建设用地流转采取堵的方针，而堵又堵不住，结果是乱。现在采取疏的方针，在允许流转的同时加强了管理，结果是有序。由于管理办法基本上是参照对国有土地管理的经验和规则，从而为将来城乡土地市场接轨做了某种准备。

改革试点是成功的，但也还有些问题并未完全解决好。例如，国有土地流转受国家法律的保护，集体土地流转的依据是地方政府的试点办法。在人们心目中，两者的法律地位还是不一样的。银行系统对向集体建设用地提供抵押贷款仍持十分保留的态度，基本上没有开口子。只有地方信用社肯提供一些低额贷款。又如，农民宅基地的流转已相当普遍，据义乌的统计，1997年4月至2000年，该市农村宅基地转让3223宗，面积218898平方米。其中，受让方为本村村民的占48.15%，受让方为非本村村民的占36.24%，受让方为城镇居民的占15.61%。这些转让行为绝大多数（85%）都是私下交易，未办任何手续。湖州和其他地方也普遍存在这种情况。现行的改革试点尚未制定出规范管理的办法。再如，允许集体组织从流转建设用地中获取土地收益。如果将来国家需要征用有关土地，征地补偿该如何计算？会不会增加征地的难度、抬高征地费用？实际上，这种情况已经出现了。绍兴市蔬菜产销公司为建市场需要，准备征用青甸湖村100亩地，但村里不同意征用，只同意租用。提出的条件是前5年每年租金110万元，第6年起要翻一番，220万元。双方至今仍在谈判。

这些问题都涉及到全局性的法律或政策背景，个别试点单位是无法解决的。就拿宅基地管理来说，前几年国务院清理和减轻农民负担，把宅基地有偿使用费也清理掉了。没有了经济手段，单靠行政办法，很难管得住。调查中各地都反映，农村宅基地失控，批少建多、建新不拆旧、人为分户、建了住房又建附房、有钱有势者圈大院等现象十分普遍。土地管理法规定超占部分要拆除，但现在农民建的多是钢筋水泥结构的别墅楼，实际很难执行。结果是蚕食耕地，并且增加了征地拆迁工作的难度，抬高了拆迁成本。看来没有有偿使用这个经济手段不行，但这一条是国务院定的，又属于敏感问题，下面不敢轻举妄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