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卢卡斯问题”与“林毅夫解”

林毅夫在一篇文章里提到，2004年，国际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卢卡斯访问中国，听说我国正在进行宏观调控，感到大惑不解。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国经济所希望达到的状态就是高增长、低通胀，中国已经做到，为什么还要搞宏观调控？

林毅夫的回答非常经典：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存在两大失衡——经济“失衡”和社会“失衡”。

第一个“失衡”，主要是指经济增长过程中总量（投资和需求比例）和个别部门的超常增长（潮涌现象）。这个失衡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学家自己创造的——经济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出在我们选取了成熟经济的平均的结构作为参照。对于中国这样高速发展的转型经济，局部经济的增长（如重化工、房地产），特定资源需求扩大（如铁矿、石油），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必需的。况且，即使考虑到成本的增加，固定资产的实际投资增速，要远小于名义的头增速。投资大量涌向资本密集行业，并未导致劳动密集产业资金的短缺——市场上的流动性仍大量剩余。因此，第一个“失衡”作为宏观调控的依据并不充分。

中国经济存在的真正问题，是林毅夫提出的第二个“失衡”：贫富差距拉大，和相应的看病难、就学难、住房难。按照林毅夫的估计，1978年，农村居民纯收入和城市可支配收入的对比关系是2.6∶1，2006年是3.3∶1，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不仅城乡收入差距在扩大，城市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待业、失业以及退休后的低收入人群。根据社会保障部的统计，城市最富10%人的收入，占城市总财富的45%；而最穷10%的居民，只占1.4%。现在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5的危险高度。

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失衡，主要出现在分配领域，而非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

如果这个结论是正确的，那么目前针对经济增长速度提出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就是有问题的。因为增长速度主要同第一个“失衡”有关，而无助于解决第二个“失衡”。换言之，降低增长速度缩小不了贫富差距。解决不了分配，扩大内需也就无从谈起。

宏观调控的重心之所以偏向总产出，一方面是因为传统的宏观经济工具的缺陷，但更重要的是因为在很多人的潜意识里，认为我国目前还是处在创造财富的阶段，“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仍是发展的主题——先把蛋糕做大，再研究怎样分。

但经济发展史表明，财富的分配模式，在经济增长的初始阶段就已经决定了。随着增量财富的扩张，分配模式对经济的影响会越来越大。一旦增量财富超过一定规模，再来调整社会存量财富的分配，代价就会极其巨大。

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改朝换代，并非由于社会总财富的减少（相反，很多朝代崩溃时，都是积粮满仓，金银盈库），而是由于财富分配不均，导致社会底层的广泛绝望。历史上的各种“革命”，对生产力的破坏，也要远远超过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现在，经济学家们注意力都集中在金融、财政、顺差等“常规”经济问题上，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城市近年来急速增长的犯罪和大面积的违章。对公权力的普遍挑战，并非基层民主水平的提高，而是制度集体失控的前兆。

南美国家的发展也表明，缺乏公平财富分配的增长，早晚会产生足够大的阻力，使经济发展陷入长期停滞的泥淖。今天许多发达国家竞争力的丧失，甚至也可以追溯到原始资本积累时，初次分配没有选择正确的路径。这些国家不得不在二次分配中，通过高福利等低效率的办法，校正以前错误。

新自由主义和新社会主义的经济学的主要差异，不在与其对经济增长的解释，而在于其选择的“最优”基准。对于新自由主义来讲，最优的宏观政策，就是社会总财富（GDP）的最大化；而对于“新社会主义”来讲，最优的宏观政策，首先应当是所有的居民福利最大化。因此，前者只关心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而后者则更关心的总收入与总分配的平衡。社会总财富的最大化，只是为实现全体居民福利最大化所需要的二阶目标函数。

中国宏观经济最大的问题不是总财富增长过快，而是增量财富分配不公。速度本身不是问题——如果分配问题得以解决，高速发展带来的是机会；反之，高速发展埋下的是危险。

对于“卢卡斯问题”，正确的“林毅夫解”是：“必须在生产要素的初次分配中，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二、社会财富的分配路径

经济增长的核心目标是社会绝大部分成员福利的改善。实现了这一目标，改革就会得到支持，反之，即使社会总财富增加，改革也会遭到反对。显然，社会总财富的增加，是达到这一目标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

但恰恰在“生产要素的初次分配”方面，我们并没有什么很多办法。

所有人都在批评迅速拉开的贫富差距，但却很少人提出可行的社会财富分配方法。现代经济学对总供给、总需求，对财政、货币政策效果的研究已经很多了，但对总分配的研究却乏善可陈，更提供不了现成的政策工具。

基于公共财产的平均主义的分配模式，已经被实践证明为无效率的。正确的路径不是强调无差异的终点；而是要创造公平的起点。政府的角色，就是确保每次新的比赛开始时，全体公民拥有相同的机会。

生产资料有三要素——劳动力、资本和土地。通过普及教育，实现劳动力的平等；通过股票市场，让公众分享成长；通过房地产市场，是人民获得土地升值。这些发达经济行之有效的分享经济成长的路径，在中国却导致了更加严重的社会分层。

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上述政策完全没有考虑空间因素。

规模经济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特征。只有集聚，要素才能升值。只有进入城市，才有机会分享成长。正是劳动力要素在空间初始分布上的不平等，导致了生产要素分配上的不平等，并进一步造成的社会剩余分配（如获得教育的机会，接近股市、房市的机会）上的不平等。

实现要素空间上的平等，并非简单宣布放开户口、允许自由迁徙这么容易。这里所说的进入城市，不是只在城市里找到工作，更主要的是要拥有稳定的居所。更准确地说，要拥有属于自己的不动产。没有永久的居所，就不会有稳定的身份。没有稳定的身份，劳动力就不仅不能成为城市的资源，而且反而会成为城市的问题。这一点在城乡结构急剧变化的发展阶段尤为重要。“空间弱势群体”需要额外的“势能”，这是城乡间移民与城市间移民最大的不同。

外部人分享一个公司成长的最佳途径，就是拥有这个公司的股份。中国经济的一个特点，就是政府主导下的经济成长。而其中最重要、最盈利的“公司”，就是地方政府经营的城市。谁拥有的城市的土地，以及附着其上的不动产，谁就可以快速致富。中国近年来白手起家、一夜暴富的故事（最典型的如碧桂园），大多与城市土地有关。而这些财富本来是可以分布在更多居民手中的。

如果我们把城市看作一个公司，土地就是这个公司最大的生产要素。购买了一个城市的不动产（特别是住宅），就相当于刚买了这个城市的股份。城市经济增长，所有城市不动产就会随之升值。上个世纪末的房改，犹如向城市居民派发城市公司的原始股，一夜之间，造就了大批的中产阶级。但随后高涨的房价，也将没有资格获得“原始股”的非城市居民，排除在经济成长的大门之外。增量社会财富的分布，也因此在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迅速拉开。

在发达国家，城市化基本稳定。城市不动产价格早已经不是要素的初始价格，不动产也因此没有中国目前这样显著的财富分配功能。在这些国家，拥有还是租赁不动产，在财富分配方面的差异并不明显。但在发展中经济，特别在是大量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阶段，能否拥有城市自己的居所，则具有完全不同的经济学含义。在中国，拥有还是租赁住宅，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富未来的分布。

要建立公平的财富分享机制，政府就必须赶在经济增量完成之前，迅速开始新一轮“房改”，使更多的人获得城市的“原始股”——不动产。从而通过尽可能公平的地权，将新增的社会财富，在更广泛的人群中进行分配。

三、如何使人民居者有其屋？

中国城市化无论在速度上还是在规模上，都是人类城市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国的住宅需求的规模也是前所未有的。我们有足够的资源解决这些问题吗？

几乎所有经济在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都存在资本短缺。因此，在城市化的初期，各国大都被迫采用积累优先，分配次之的政策。在工业化原始资本积累阶段形成的不公平的分配机制，就像穿衣时系错了第一个扣子，随后的阶段，不得不靠各种大大小小的“革命”，一次次地进行成本巨大的矫正。

幸运的是，中国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初期，就拥有巨额的资本剩余——市场上巨额的流动性。而且这些剩余的资本是如此巨大，以致足以在不影响生产性投资的同时，将大部分城乡移民的居住问题一举解决。更为幸运的是，我们（不像现在俄罗斯那样）同时拥有足以将剩余流动性转化为社会财富的剩余劳动力。

事实上，人民也不需要政府施舍。关键是设计一种机制，让人民拥有自主置业平等的机会。

我们真正缺少的是正确的机制。

现在发达城市住宅的造价，包括各种外部成本，大约是每平米3500—4000元。50平米的住宅大约20万元。显然这是大部分非城市居民难以承受的。但如果将支付的方式，从一次性付款改为分期付款，就会像把百尺高楼，分解为一个个低矮的台阶，理论上讲，只要时间足够长，所有居民都可以负担得起自己的住房。换句话说，只要把城市的“原始股”换成“期权”，城市增长的要素的初始分配，就可以在广大的人群内分配。

以成本价提供住宅和分期付款，是这一机制的前提。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将置业门槛降到最低。成本价，意味着将土地增值让给居民；分期付款，意味着居民不必将积累，消耗在完成积累前的房租里。也不必担心积累的过程中，要素价格的上升。显然，只有政府才有能力和动机，以成本的价格，向其居民提供的住宅。因为只有政府，才能从因此带来“社会收益”（政权稳定、税收增加）获利。也只有政府才具有足够的手段和信用，调动市场上的巨大的流动性。这就是为什么政府不能将初始住宅的提供，完全交给市场的原因。

这里一个关键性的制度创新，就是将生产要素（土地）的产权，在经济增长的初始阶段“期权化”——虽然获得住宅的居民一开始并没有拥有完整的产权（住宅及其附着的土地），他的权益还要到以后才能兑现，但他已经开始分享城市财富的增长（特别是在取消户籍政策之后，是否拥有永久居所，已经成为享受从教育到医疗各种城市福利的前提）。不管城市“股票”如何升值，居民届时都可以按照原始的价格获得财产。而财富升值的部分，就是居民获得的增长红利。

四、最伟大的“土改”

住宅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行业问题，其本质相当于新一轮“土改”，是对社会财富的一次重新分配。

所不同的是，农业时代的土改，分配的是耕地，农民无需迁移，只需就地把耕地就地均分给农民。而工业化时代的“土改”，分配的是城市资源，需要劳动力在空间上异地转移。没有政府的参与，城市原始要素的均分不可能自发完成。

立足于农业社会的“社会主义”（平均的土地承包权），在急速推进的工业社会是立足还是垮掉，关键取决于城市土地（直接体现在住宅）的初始分配机制。住宅不是经济要素中唯一的“原始股”，但却是城市化阶段最大的“原始股”。如果在初始阶段没有合理分配，据此形成的财富分配差距几乎是无法更改的。

现在的宏观调控政策，几乎都集中在过剩资金，但却忽略了更加危险的过剩人口；所谓“住房新政”，过多地关注的是现有城市居民的置业，却忽略了更加急迫的流动人口的住宅需求——中国历史上伟大王朝的崩溃和繁荣的终结，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直接或间接地缘于过剩的人口。正确的住宅政策，可以使城市变成一个个巨大的“水库”，将危险的流动性（资金和劳动力）稳定下来，凝结成社会的资源和财富。

资金和劳动双剩余，是所有经济梦寐以求的资源组合。如果我们不当机立断，历史机会就会擦肩而过。一旦人口红利丧失，社会加速进入老年社会（由于过于成功的计划生育，我们的老年社会将比其他经济来得都猛烈、突然），经济发展的最佳战略机遇期就会被历史性地错失。而如果选择了正确战略，过剩的资金和人口，就不再是发展的风险，而是发展机会；居高不下的增长速度，也就不再是宏观调控的问题，而是宏观调控的答案。

“有恒产者有恒心”。

一旦做到“居者有其屋”，社会信用就会普遍建立，劳动力的价值就会成倍提高，消费能力和市场规模就会立即翻番。农村的人地矛盾也会极大地缓解。农村耕地的流失（农村远大于城市），将从根本上得到抑制。城市人口在沿海环境容量大、交通便捷的区位上集聚，将为能源、资源（水、环境）的集约使用创造前提。户籍政策所允许各种福利（社保、教育、医疗），也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特别重要的是，当流动的人口拥有固定的居所后，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一次性博弈，就会迅速变为重复博弈。社会的道德和伦理就可以在城市社会里重建。治安和秩序也因此会极大改善，国家的微观组织程度，将会产生质的飞跃（如同当年土改在50年代，对稳定中国社会，重振社会风气的影响）。而国际敌对势力期待在中国再次出现的暴力革命，将会在历史上彻底终结。

这就是房地产在国家战略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

在高速城市化的阶段，住宅对于中国经济的重要性怎样强调都不过分。价格只是住宅问题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它远不是问题的全部。围绕这一次要问题制定的房地产政策，并没有真正接触到住宅问题的核心。我们今天面对的所谓宏观失衡，要远比大多数人意识到得来的广泛、深刻。

战争年代，共产党人正是通过土改，获得了广大人民的空前支持，从而迭克强敌，赢得政权。改革开放以后，又是首先从农村土地制度入手，启动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变迁。经过近30年的艰苦努力，国家基本上解决了人民的“衣”、“食”问题。经济实力跨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台阶。

今天，更伟大历史使命降临我们肩上。面对资金剩余和劳动力剩余“双碰头”的历史机遇，必须当机立断，迅速展开新一轮的“土改”——这将是远胜于我们父辈的最伟大的土改。如果成功，就有可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一举解决人民“住”的问题，并使所有人民长期分享财富的增长。这无疑将是共产党人创造的又一个前无古人的千秋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