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宏观调控的重心，应当转向寻找能够大规模吸收剩余资本的高效益项目上来防止经济中国经济由过快转向过热，是本次宏观调控的一个基本判断。但具体到操作层面，很多措施同目标之间却并不总是一致。
作为国家宏观调控重要组成部分的房地产市场政策就是如此：宏观目标是降低房价，出台的政策却是收紧地根；我们给房地产市场降温。开的处方是调整住宅的户型结构，增加小户型住宅的比例，而提高市场小户型住宅比例的经济学前提，则是高地价和高房价（香港、日本等小户型主导的经济无不如此），而高房价恰恰本次房地产市场调控打击的首要目标。
由此带来的问题是，房地产调控的真正目的，到底是要降低房价，解决中低收入住房者的居住问题，还是要减少房地产投资，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
这两个问题看似无关，解决的对策却正好南辕北辙。
如果是前者，就需要政府更大规模的投入，供给更多的土地，这势必导致固定资产投资的进一步加速。如果是后者，则需要减少住宅投资，减少土地供给，而这就意味市场上现有资产的价格一定会更高。除非我们改变统计方法，用每套价格取代每平方米价格，否则，新的房地产政策将很难达到抑制房价上涨的目标。
这样的情形反映出对更大层次上宏观经济问题的症结认识不清。现在大家都觉得中国经济发展太快，却不明白原因是什么。
多快才是“过”快？
宏观调控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降低经济发展速度，“防止经济从较快转向过热”。
那么究竟多快，才是“过快”？对于在不同道路上行驶的车辆来说，这个答案并不一致。同样，对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答案也不相同。10%的增长率，对于大多数常规经济来讲，可能是“过”快了，但对于转型的经济来讲，却并不算快。
目前的经济不存在通货膨胀，不存在股市非理性狂热，没有大规模贸易逆差，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特别是宏观失业水平仍居高不下。这样的数据即使是最保守的经济学教科书，也无法将其同“过热”联系在一起。连一贯对我国主权信用评级持保守态度的标准普尔，也在近日将我国的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从A-调高至A级。要知道2003年以前，标普对我国主权信用等级的评估只有BBB级，而且维持了10年之久。
不错，在局部市场上，比如房地产市场，的确存在过快的价格上升和非理性的投资行为；在许多部门，比如汽车、钢铁，特别是与房地产相关的行业，存在着投资过剩的潜在危险。但我们必须明白这些局部领域经济过热的原因。
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欲罢难休，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市场上流动性泛滥。到目前为止，银行积累的存差高达十万亿，巨额的贸易顺差又迫使央行释放出更多的流动性。巨额的存量资本，无法顺利转化为有效的消费和投资，导致了国内的资本成本非常低。普通储户在银行的储蓄只拿百分之二点几的利息。除去通货膨胀和利息税，钱几乎是白白地放在银行里。如果没有这些低成本的资金，地方政府的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法持续。这就是现在的地方政府的行为与以前不同的根本原因。
资金成本决定投资效益
任何投资的效益，都是相对资金成本而言的。在投资项目一定的情况下，市场首先会选择效益最好的项目，然后是次好的项目。依此类推，直到资金效益为零。
显然，投资规模的大小，同资金的成本密切相关。如果资金稀缺，只有回报率高的项目可以获得资金，反映在统计上，就会显示投资回报率很高；反之，资金充沛，成本低，效益较差的项目也会获得投资的机会。
当流动性泛滥，资金极为充沛时，即使看上没有效益的项目，都可能获得资金。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风险资本拼命在高科技投资上“烧钱”的原因。因为在市场看来，即使只能收回一小部分投资，也比完全烂在银行里成为负资产强。如果这些钱不能被及时“烧掉”，就会通过银行系统，将更大的经济拖下水，诱发全面的危机。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高储蓄率形成充沛的资金供给，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但也正是这个“优势”，使得在其他经济看来无法获得资金、效益较差的项目，也可以开工建设。现在投资的低效率，很大程度上是“便宜”的资金导致。
现在，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了流动性过剩带来的问题，央行提高准备金，企图缩小市场上的流动性。但这样的操作，相对于巨额的剩余资本来说，只能是杯水车薪。
在这个意义上，地方政府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就不能被简单地视为宏观经济的负面因素，相反，它却能起到消除国家宏观经济不平衡的作用。地方政府用自己的信用作抵押，贷款出来建设基础设施，大大扩大了市场信用的规模，减轻了巨额存款利息给银行带来的负担，减少了银行的坏账，而这些本来是要中央财政最后埋单的。
加速或减速，两个不同的调控路径
提高投资效率，防止低效益投资拖累经济持续发展有两个途径——这两个途径都更多地取决于中央政府，而不是地方政府。
一是提高资金的成本，如利率，但其前提是大规模减少市场上的流动性，否则，必然会有更多的资金回流到银行，扩大银行的存差，恶化银行的收益。由于中国最大顺差国美国放任流动性使其泛滥，虚拟资本充斥全球市场，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企图单独减少流动性，几乎是不可能的。提高准备金虽然可以冻结部分流动性，但面对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额过剩资本，所冻结的资金数量杯水车薪，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意义；
二是寻找能够大量消耗流动性的高回报的资金需求。这就要求中央政府同地方政府一起，从长期的发展需要出发，寻找大规模投资的机会，尽快将市场上的泛滥的虚拟资本，转变为保值效果更好的实物资本。相比提高资金成本来讲，寻找更高回报率的投资项目，挤出低效益投资，是一个提高经济质量更好的办法。
换句话说，中央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当务之急，不仅不是抑制经济增长，而且还要寻找具有安全回报的高效益投资，继续大规模扩大投资。
也许有人认为，按照这样的发展模式和增长速度，资源（土地、环境、能源）是无法承受的。但是降低发展速度，这些问题也同样无法解决。中国目前大多数人均指标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要赶上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就一定需要这么多城市人口，这么多土地和能源消耗。至于这些资源的消耗水平是在100年内达到，还是在10年内达到，就其本身来讲并没有太大区别。企图依靠降低发展速度，解决资源约束带来的问题，只能是缘木求鱼。
速度与机遇
现在，有学者将目前的资源消耗增长，进行简单的趋势外推，然后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经济是不可持续。可实际上，经济就像一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汽车，开得快在单位时间里消耗的能量会增加，但到达目的地的时间也会缩短，所需要的总能量比不一定会比在普通公路上缓慢行驶更节省。
对于发展中经济来讲，高速增长进入常规增长时，减速带来的过剩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经济转型的必然后果。我们可以用城市化作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首先，我们把经济分为前城市化、高速城市化和后城市化三个阶段。显然，城市化阶段对于钢铁、水泥等原材料的需求要远远大于其他两个阶段，这时就需要大规模领域投资。而一旦到达转型阶段，需求急剧下降，就会出现大规模过剩。
显然，城市化的速度越快，投资的规模就越大，沉没的固定资本越多，转型时的过剩也就越严重。但过剩本身并不必定导致经济危机，关键是增长持续的时间有多长。只要快速发展持续的时间足够长，这些投资就有可能完成折旧，收回成本。因此，经济增长速度是否合理，不仅要看增长速度的绝对值，更要看增长是否是可持续的、稳定的。
减缓经济发展速度，固然会减少单位时间内的资源压力，但不会减少总的资源消耗；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拉平经济波动，减少转型时的过剩，但却是以丧失发展机遇为代价。对于中国来讲，战略机遇期（国际环境、人口红利）只有15到20年。很多学者将这一机遇看作历史上难以再现的“千年大机遇”。一旦错失，机会的天窗就会向中国关闭。在这个时间内，中国经济所能达到的高度，很可能决定现代化的成败，甚至国家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在发展速度上，其实并没有太多选择。
无论发展快慢，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都会出现，增长方式都必须改变。但将解决问题的出路，放在降低经济发展速度上，只能是缘木求鱼——往好了说，是暂时回避了问题；往坏了说，将会耽误我们解决问题的机遇。
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你发展得慢，只是给其他国家腾出了空间，能源消耗并不能因此而节省。一旦印度、越南等国家发展起来，拥有了充沛的资金，我国解决资源约束问题的难度反而会更大。
降低速度并不一定损失效益
改变增长模式，并不意味着一定要降低发展速度，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深圳的发展是全国最快的，但全国没有几个城市的资源利用效率比深圳更高。同样，仅就资源的集约和可循环程度来看，经历几百年缓慢发展起来的老牌发达国家，并不一定会比香港、新加坡以及日本这样高速发展的后起之秀效率更高。国际比较可以看出，这些国家增长方式的转变，基本上都是在高速发展过程中实现的。
提高资源使用效率，转变增长方式，最重要的是要将稀缺资源定价，并尽快将其价格提高到能反映其稀缺程度的真实水平。比如，可以由中央政府对农转用额度和环境容量统一定价，然后鼓励不同地区通过交易配额，将资源转移到高效益的项目和地区。显然，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政府可以单独做到这一点。
面对巨额流动性引发的增长过热，我们认为，最好的办法不是去堵，而是去疏——将泛滥的资金引导到投资效益更高的方向。
宏观经济目标：寻找更好的投资
那么，如何找到效益更好的投资方向呢？
在这方面，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都有机会，但相对来讲，中央政府的机会更多，操作的空间也更大。因为在目前的体制下，中央政府拥有更好的信用，掌握更多的财政和金融工具，有条件借助更复杂的政策和制度设计，将未来的需求借过来，大规模地扩张投资需求。
例如，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在国际大规模采购国内短缺的战略资源（石油、矿产），将剩余资本转变为实物资本；也可以通过银行借款，大量购买国外的技术和专利，然后以国有股份的形式注入企业。投资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则是一种更长远的投资，不仅能够在近期起到解冻民间消费的作用，也可以从远期的税收增加中获得回报。
基础设施也是一个可以吸收大量资本的途径。中国处于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根据国际经验，包括城市基础设施在内的广义上不动产投资，需要的资金都极其巨大，任何部门无出其右。在这一发展阶段，不动产投资一定会处于宏观经济中举足轻重的核心位置，这是城市化处于稳定阶段所没有的一个显著特征。中国目前的人均基础设施水平远低于世界水平，这就是中国的机会。
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住宅。由于其建设规模大，吸收资金多，使用寿命长，需求极其稳定，远期保值效果超过任何投资。以美国为例，住宅投资大约只占每年GDP的5%左右，但积累效率极高。据1990年美联储估算，美国全国净资产为15.6万亿美元，而其中房地产的价值就高达8.8万亿美元（其中70%是居住物业），占当年美国全国财富总额的56%。
结论：加速而不是减速
只要中央政府制定出正确国家战略，选择真正有效率的投资，市场上的流动性就会大规模转向这些回报稳定、风险小的优质项目，市场就会自动淘汰地方政府低效益的项目，银行积存的大量剩余资本，也因此而找到更安全的出口。国家就可能在提高速度的同时，完成增长方式的转变。
高速度与高质量并非一定非此即彼，恰恰是在经济停滞时，增长模式更难实现转变。国家宏观调控的重心，应当迅速从限制经济增速、淘汰低效益项目，转向寻找能够大规模吸收剩余资本的高效益项目上来。只要资金流向高效益的方向，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就会被自然淘汰。在这方面，中央政府显然扮演着更主要的宏观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