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世界经济复苏更为缓慢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对百年之未有大变局有了切身体会。

经济全球化以后，世界GDP潜在的增长率由过去的2.5%提升到3.5%，直到2018年世界GDP增速仍为3.6%。“在过去经济全球化推进中世界贸易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世界GDP增长速度，但是2019年世界贸易增长速度明显下降，开始低于世界GDP增速”，范剑平坦言。

由于全球产业链分工受到困扰，世界经济增速从2018年的3.6%下滑0.7个百分点到2.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9年9月对2020年世界GDP的增速预计是2.5%，较2019年的2.9%继续下滑。然而，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世界经济出现了二战以来从未有过的负增长。为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4.4%，世界经济复苏将比之前预测的更为缓慢。

范剑平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世界最大的20个经济体中，只有中国还能保持1.9%的正增长，剩下的19个国家均出现严重的负增长，全球经济下跌的惨状确实是史无前例的。

此外，范剑平也强调，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发达国家货币放水的唯一效果是刺激世界资产价格泡沫进一步上升，货币同步放水导致世界级负利率。西方发达国家资金脱实趋虚，而货币放水对实体经济复苏无效。“在2021年，世界经济虽然会在低基数基础上有所反弹，但如果资金脱实趋虚的局面不被扭转，全球经济将呈现出“低增长、低物价、低利率”的特征。

资金脱虚向实 房地产金融监管持续升级

值得关注的是，“2020年中国银根放松后，资金集中流入房地产行业”。

数据显示，2020年前三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436530亿元，同比增长0.8%。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0.2%，制造业投资下降6.5%，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5.6%，增速比上半年提高3.7个百分点。

随之而来的金融监管也在持续深化。2020年12月31日，《关于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知》正式发布，旨在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房地产贷款集中管理制度。这是继2020年8月20日“三道红线”后又一针对房地产融资的政策，目的是提高金融体系韧性和稳健性，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为此，范剑平认为，这是中国在全球率先打响扭转资金脱实向虚的第一枪。他表示，受疫情影响，2020年中国放松“银根”，给了地方政府大量资金，希望能够支持基础设施投资，但事实上仍有不少资金又流向房地产领域。房地产与金融高度相关，为了稳中求进、减少房地产企业未来的风险，因此对房地产企业和金融机构出台“红线”管理。

此外，范剑平认为，国内资金过去对房地产行业属于超配，目前虽然没有实施紧缩，但已不做增量。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实施，就是让金融机构内部消化，防止金融机构进一步做增量。

“‘三条红线’对房地产企业压力最大的可能是现金短债比不能小于1倍，如果到期的债务是1亿元，企业就要准备2亿元的现金。”在范剑平看来，“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防范风险，也对一些过于激进的企业起到警告作用。总体来讲，是为了稳定房地产行业，从而稳定金融市场”。

“房地产用来住的部分是实体经济，用来炒的部分是虚拟经济，对属于实体经济的房地产要继续支持，要支持老百姓改善居住条件，但是对于任何房地产金融的炒作现象要通过房地产长效机制解决。因此，涉房金融的集中度管理也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要腾出更多的资金，投向科技创新，投向实体经济”，范剑平补充道。

实际上，自监管层提出“不会再把刺激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后，房住不炒的长效机制就在逐步落实中。

2021年中国经济将坚持稳中求进的宏观政策

范剑平强调，2021年，宏观政策的重点在于“稳中求进、不急转弯”。

“在2021年，宏观政策整体上强调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的时点、力度、效果”。

范剑平分析，今年的财政政策不会像2020年那样扩张，会稍微紧缩，预计财政赤字率会由2020年的3.6%降到今年的3.2%，而3.2%的赤字率在历史上也相对较高。财政政策仍是扩张型、积极型的。他进一步分析，今年货币政策的目标是“灵活精准、合理适度”，由于2020年基数较低，今年中国的名义GDP增速可能会接近10%，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增速也会接近10%，货币供应总体不算紧张，且弹性非常大。

“中央要求财政政策对三大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增加财力保障，首先是促进科技创新，对基础性科学研究财政要加大投入；其次是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第三是调整收入分配，主动作为”。

同时，范剑平还强调了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他表示，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

此外，范剑平还建议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他表示，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推进能源革命，加快数字化发展。

总体来说，今年中国货币政策的结构趋向要符合高质量发展的新货币政策。房地产行业也要习惯整个“十四五”时期的发展战略方向，稳中求进，不急转弯。

2020年12月31日下午，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知》，将根据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机构类型等，分档设定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要求。2020年出台的房企“三道红线”监管政策，则从房企负债层面对行业进行约束。这两个制度持续引发业内关注。

范剑平表示，受疫情影响，中国在2020年放松“银根”，给了地方政府大量资金，希望能够支持基础设施投资，但事实上，仍有不少资金又流向房地产领域。房地产与金融高度相关，为了稳中求进、减少地产企业未来的风险，中国在全球率先打响扭转资金脱实向虚的第一枪，对地产企业和金融机构出台“红线”管理。国内资金过去对房地产行业属于超配，目前虽然没有实施紧缩，但已不做增量。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实施，就是让金融机构内部消化，防止金融机构进一步做增量。

“‘三条红线’对地产企业压力最大的可能是现金短债比不能小于1倍，如果到期的债务是1亿元，企业就要准备2亿元的现金。”他还说，“这些所有措施，都是为了防范风险进一步扩大，也对一些过于激进的企业起到警告作用。总体来讲，是为了稳定房地产，从而稳定金融市场。”

论坛上，范剑平还对中国的宏观政策进行分析。他认为，在2021年，宏观政策取向的重点在于“稳中求进、不急转弯”，“今年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必然要转弯，但转弯的时候不会那么急。做到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的时、度、效，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就会有很大的空间可以调整。”

他称，今年的财政政策不会像2020年扩张那么大，会稍微紧缩一点，预计财政赤字率会由2020年的3.6%降到今年的3.2%，而3.2%的赤字率，在历史上也已经属于很高的水平。财政政策仍是扩张型、积极型的。

他进一步分析，今年货币政策的目标是“灵活精准、合理适度”，由于2020年基数较低，今年中国的名义GDP增速可能会接近10%，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增速也会在接近10%，货币供应总体不算紧张，且弹性非常大。

“这个过程中，货币政策会有更多的结构性调整，其中，房地产是用来住的部分是实体经济，用来炒的部分是虚拟经济。我们既要支持老百姓改善居住条件，对属于实体经济的房地产部分要继续支持，而对于任何房地产金融炒作，则要通过房地产长效机制来解决。”范剑平称，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让中国腾出更多的资金投向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

　　这里面有几点要重视的，第一，我们国家所谓税收的调整并非全部通过人大，因为有一部分税收调整的权力是人大授权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所以它并不违法;第二，它之所以要提高消费税，按本身讲的理由当然冠冕堂皇，其实调整的是不明不白，调整的目标是消费税要占总油价的百分之多少，你给我一个比例，或者绝对额大概是每一升油多少钱，现在是无底洞，想调就调，这个太不严肃了，特别是依法治国的情况下，政府要透明，所以我觉得这次调消费税影响很不好。

　　但是我也稍微说两句与这个有关的话题，这次国际油价下调有人说中国是最大的受益者，这个要分两头看，如果国际油价下跌是因为新能源产业成功了，把油价逼下来的，那么这个油价下跌是可持续的，如果油价下跌是美国和俄罗斯的事，中国人占了便宜因此陶醉，那反映出我们传统文化中间的负能量。

　　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不管油价怎么跌，一定要坚信传统能源是不可持续的，中国支持新能源产业的决心不应该变，如果把它作为一个战略方向去支持，那么现在国际石油界都玩了大家好几次了，高油价刺激大家搞新能源，新能源快盈利了，油价又下来了，让大家的钱打水漂，但是我相信最终有一天是有限的，所以因为油价下来了感觉占了小便宜的陶醉心态，不能有，国家支持新能源产业是为了环境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要掌握好平衡，我觉得大的政策方向没有错。

    展望2014年，世界经济复苏略有加快，国际贸易和投资环境有所好转。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提振信心，经济要素配置更加市场化将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和质量，中国经济既需要做好“减法”--金融减杠杆、传统产业减落后产能、企业减坏账等，更要注重做好“加法”--在加快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混合所有制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在大改革、大调整中稳中求进、步步为营，实现中高速平稳增长。
　　国际环境有所好转，有利于提高国际贸易和投资水平
　　据IMF预测，2014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6%，比2013年提速0.7个百分点，是金融危机5年来提速最多的一年，全球对2014年的预测都比以往几年乐观。其中，IMF预测2014年美国经济将增长2.6%，比2013年提高1个百分点。美国经济复苏是良性的，危机后淘汰落后产能比较彻底，基本实现了市场出清，现在依靠页岩气将能源成本降到全球最低水平的成本优势和美国长期拥有的科技创新优势，再工业化顺利推进，实体经济复苏带动2013年美国经济一个季度比一个季度好，这并非政策刺激所致，是经济内生动力推动的。美国经济复苏有望从实体经济传导到房地产等领域，多数公司财务和业绩表现达到金融危机后最好水平。货币量化宽松规模的缩减不会改变美国增长预期，经济复苏正在追赶股市的涨幅。QE(量化宽松)退出的宣布不能视为货币政策的转向，美联储希望市场相信自己仍会维持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如果失业率出现反复，不排除美联储的QE操作会出现反复，即在某一时期再度追加QE规模。欧元区经济经历长期结构性调整之后，将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预计2014年欧元区经济有望实现微弱的增长。经济研究机构Markit公布12月欧元区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升至52.1，为2011年年中以来的第二高水平，显示出欧元区总体经济形势的好转。但欧元区两个最大经济体继续呈现两极分化，德国制造业活动升至2011年6月以来最高，但法国制造业活动则跌至七个月低点，2014年欧元区的经济复苏仍然十分脆弱。日本安倍经济学两大要点，一是印钞票推高物价指数，二是即将提高消费税，2013年的经济好转是提前消费拉动的，企业投资并没有新的起色，对拉选票有用，但对经济素质和结构没有多少实质性改善，政府债务负担率反而进一步提高，贸易赤字也不断提高。日本这种经济改善很难延续到2014年。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退出可能造成部分新兴经济体经济下行压力。新兴经济体内部增长动能疲弱、结构性矛盾突出的问题仍将存在，美元走强可能造成部分新兴经济体资金外流，国际资本流向的变动成为世界经济中的重要不稳定因素。总体上，2014年世界经济环境好于上一年，我国外贸进出口的表现和对外投资与吸引外资的水平，都有望达到金融危机后的最高水平。
　　中国经济需要做结构调整和财务重组的“减法”
　　我国在金融危机后犯的最大错误是没有利用难得的市场倒逼机会，彻底淘汰落后产能和清算坏账，不仅没有实现市场出清，反而用政策刺激出新的过剩产能和新的坏账。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报告指出，目前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已达到113%，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90%的阈值。如果将非金融企业、居民部门、金融部门以及政府部门的债务加总，我国全社会的债务规模占当年GDP的215%。国际清算银行的研究证明，企业债务/GDP高于90%时，就会伤害到经济增长。目前，中国这一水平已大幅高于约70%水平的美国、约50%水平的德国企业部门负债水平，跟重债国西班牙、英国、韩国、日本企业部门一样在100%以上，并大幅高出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在40%水平以下的其他金砖国家。
　　2014年甚至今后3-5年，中国经济必须通过金融减杠杆、传统产业减落后产能、企业减坏账等实现结构调整和财务重组，不做这个减法，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中国经济不可能出现经济内生复苏力量。
　　过去的产能过剩问题化解之策是治标之策，主要依靠产业政策行政性手段在强制淘汰，进展不大，甚至一旦有什么新投资机会，又会一哄而上，像光伏产业一样迅速过剩。中国产能过剩不是市场自发竞争的结果，而是地方政府之间盲目竞争的产物。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严重”列为国内经济主要问题之一，2014年的六大经济工作任务中“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和“着力防控债务风险”与此问题相关。中央组织部出台的对政绩考核新规定也强调了对地方债务的考核。只有真正对政府职能进行改革，地方政府从过度干预产业投资的越位行为中退出来，清理取消各地招商引资中违规的优惠政策，停止盲目的地方政府之间的优惠政策竞争，利率市场化才能发挥作用来减少低效无效投资。特别是财政预算阳光化透明化，政府投资信息公开后让全社会监督，预算软约束通过制度变革成为硬约束，化解产能过剩才能治标又治本。
　　不管中央政府确定的2014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是7.5%还是7%，笔者始终认为中国要有一个更大力度主动减速来解决市场出清问题，中国有承受减产能、减杠杆、减坏账的能力，目前就业压力仍可承受，财政下滑有存量资金和财产可应对，长痛不如短痛。
　　中国经济的希望在于做好加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不仅在精神层面上提振信心，更会从经济要素配置市场化的规则层面上，大大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和质量，释放出巨大的改革红利。
　　大力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保持投资的合理增速规模。我国储蓄率维持在50%以上的高水平，既有投资能力，也有投资需求。在高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基础设施、节能减排、棚户区改造以及保障房建设等领域仍有较大的投资空间。2014年一要继续简政放权，取消和下放投资审批事项，切实保障企业和个人投资自主权。二要推进融资渠道市场化，为企业投资提供有效率的资金支持。通过发展非银金融和非贷融资来实现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的市场化，提高全社会融资效率，切实有效地支持企业投资活动。三要优化政府投资效率，用好政府投资的宏观导向作用。发挥政府投资对技术进步、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加强对高新技术产业、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投资，促进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增加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环境治理等公共投资支出。四要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
　　切实推动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夯实消费增长基础。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城镇低收入群体及农民收入增速和水平都有明显提高，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建立，为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奠定了基础。我国不断突破户籍、土地、教育等制约城镇化发展的障碍，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为内需增长注入新动力。2014年一要进一步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的惠民政策，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重点关注农民工、小型经济组织成员、社会低收入群体社会保障情况；重视结构性失业问题，鼓励技术教育培训，同时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将国有企业上缴红利投入社保基金、养老基金等领域，实现国有资本收益全民共享。二要积极培育扶植养老、医疗、保健等消费新热点。尽快促使财政、税收、金融等配套措施积极跟进，积极引入民间资本、境外资本，打造多元化投资体系，建设多层次养老、健康消费市场体系。三要结合“宽带中国”战略、“信息惠民”工程等，促进信息消费，打造消费增长新引擎。
　　加快推进自贸区建设，推动进出口稳定增长。国际经济环境的好转能否变成我国国际贸易、国际投资水平提高的实绩，关键在我国抓住机遇的主动性。2014年，一要加快推进上海自贸区建设，形成可复制经验尽快向全国推广，不断探索和总结实践过程中的问题与经验。在此基础上，适当增加天津、深圳等地不同规模自贸区试点，不断探索改革新路径。二要密切跟踪国际服务贸易协定及重大区域自贸区谈判进程，应抓紧练好内功，逐步完善金融、证券、保险、物流等服务业的制度建设，主动与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趋势、新标准和新规则接轨。三要加大对国际大通道内外互联互通建设的协调力度，积极推进陆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加快落实泛亚铁路大通道建设进程，努力开拓国际经贸合作新领域。四要充分发挥“走出去”对外投资项目对出口的带动作用，拓展企业出口途径，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五要抓住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较低的有利时机，扩大战略性资源进口，提高原油、贵金属等初级产品进口，健全能源、资源储备体系；适当增加农产品、粮食等商品进口，开展大宗商品直接贸易，提高相关产品国际定价能力。

　　2009年中国GDP增长速度达到8.7%，超出了8%的预期目标。“超预期”成为2009年影响社会情绪变化的主要因素，也引致了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汽车市场的亮丽表现。如何看待当前经济运行在经济周期中的性质?中国经济是否开始真正进入新一轮上升期?经济“超预期”表现是否会引发物价“超预期”?笔者谈一谈个人的一孔之见。

　　依靠政策刺激的经济回升超预期不等于进入真正复苏

　　2009年，中国经济演绎了政策刺激力度超预期、经济回升表现超预期和资产价格上升超预期的三部曲。

　　如何认识当前经济形势?一要清醒认识当前经济强劲回升主要是政策刺激的结果。2009年的经济增长靠投资、投资增长靠政府项目拉动的局面毕竟只是非常时期的“救市”举措。随着经济强劲回升，扩张性政策便酝酿退出，经济回升将会由强劲转为温和。二要清醒认识历史基数低对短期数据的重要影响。2009年四季度GDP增速达到10.7%，初步预测2010年一季度GDP增速可能达到11.5%左右，似乎超过了中国9.8%的长期潜在增长水平，但即使政策力度不作出调整，2010年后面的三个季度会因基数抬高而呈现GDP增速逐步回落，经济的自主增长动力仍然难以在政策退出的情况下支撑经济继续加速。三要看到库存回补对经济回升的短期影响。由库存调整引起的三年左右一轮的最短经济周期波动历史统计规律证明，典型的去库存化引起的经济下滑约长四个季度，库存回补推动的经济回升也约长四个季度，另外四个季度是过渡阶段。从2009年三季度开始的全球库存回补将有利于2010年二季度之前四个季度的经济回升，但2010年下半年世界经济短期指标将不如前面四个季度那样亮丽。

　　经济回升与经济复苏有联系，但有严格区别。经济复苏的物质基础是企业又开始进行新一轮大规模固定设备更新投资。因此，政府投资拉动的经济回升可以为企业投资回升创造有利的宏观环境，但政府投资本身带来的只是经济回升，企业回补库存投资带动的也只是经济回升。当前，世界经济从回升过渡到真正的复苏有很大困难。从各方面条件看，2010年甚至2011年并不具备进入新一轮世界经济增长周期上升期的基础条件。

　　中国经济增长率2010年会略高于2009年，但全年经济增长速度前高后稳。中国经济的主周期是投资周期，存货周期推动的短期回升并不说明中国经济已经完全走出周期性和结构性调整期。真正的经济复苏，需要看到企业对固定设备更新投资大规模展开。从经验看，在经济衰退之后，企业不会在旧有产业结构基础上进行固定资产大规模投资，往往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吸引企业开展大规模固定设备更新投资。由于当前新兴产业发展所需要的重大科技突破还没有出现，新一轮科技革命处于酝酿期，远没有进入大规模产业化投入期，2010年企业固定资本投资的自主增长动力不足;传统产业产能过剩严重，由地方政府推动的对传统产业盲目投资反而应当控制;战略性新兴产业刚刚开始培育，指望政府政策刺激的经济回升很快转换为经济自发的真正复苏是不现实的，对短期数据超预期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严格控制政府新开工投资项目是保持物价稳定的关键举措

　　经济的超预期回升是否会引发物价的超预期反弹，是当前大家最为关心的话题。对未来影响我国物价总水平的主要因素分析表明，2010年全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涨幅超过5%的可能性不大。

　　第一，作为经济变化的滞后指标，物价的变化要看经济回升是否可持续加速。前面对经济回升趋势的分析表明，回补库存阶段结束和政策力度的调整可能使我国2010年经济走势前高后稳，经济对物价总水平回升的刺激因素会趋于平稳。

　　第二，物价总水平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社会总供求关系。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口需求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总供求“缺口”的边际变量。出口需求旺盛，产能过剩压力减轻，总供求呈现正“缺口”;反之，出口受阻，国内难以消化过剩产能，总供求呈现负“缺口”。2009年四季度，经济增速已经恢复到10.7%，比2008年前三季度的平均增长水平高，但2009年的四季度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81.5%，低于2008年前三季度84%的水平，产能过剩仍然严重。如果2010年我国出口总额仍然不能恢复到2008年的水平，则产能过剩会对我国物价总水平形成压制。

　　第三，农产品价格合理上升有助于物价长期稳定。2009年12月CPI同比上涨了1.9%，主要是食品上涨了5.3%，拉动CPI上涨1.74个百分点，居住支出价格上涨1.5%，拉动CPI上涨0.21个百分点，这两项加在一起是1.95%。所以，CPI的整体上涨主要是因为食品价格上涨和居住支出价格上涨而引致的。过去，由于中国农业没有彻底商品化，受自给自足传统的影响，农民并不将自己的劳动计入农产品成本。但农民外出打工人数的增多，农业成本核算观念发生彻底变化，农业劳动力开始计入成本，推动农产品价格上升。农产品价格的合理上升，农业比较利益得到保护，有助于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也有助于农产品价格在总量平衡的基础上长期稳定。对主要由食品价格上涨推动的CPI总体水平上升，更多的要从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去应对，加息不是最合适的应对办法。

　　第四，改变货币流动性过分宽裕的局面将有助于稳定物价。中央银行更多运用各种数量型政策工具，控制货币供应量、信贷投放量，力争将全社会货币流动性由过分宽裕控制到合理充裕水平，不仅需要中央银行的努力，更需要各个部门的通力合作，其中关键是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的严格控制政府新开工投资项目的政策要求落到实处。成亦投资，败亦投资，我国的信贷投放与政府投资规模紧密相关，只有控制住政府新开工投资项目，全年信贷投放规模控制在预期目标之内才有可能。当前，真正管住政府自己的投资规模是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的关键举措。2009年超计划的新开工投资规模已经很大，2010年应集中资金保证已经开工的在建项目顺利推进。考虑到未来经济和物价的不确定性，严格控制政府新开工投资项目，可避免将来因在建规模过大而骑虎难下。从控制投资入手，进而控制货币信贷规模，最终控制物价总水平，可能是掌握经济主动权的必要之举。

　　2010年，我国宏观调控将面临更加复杂的环境，既有可能在经济回升过程中，因继续“保增长”的政策力度过猛，导致投资过快增长和通货膨胀压力明显上升;也有可能因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力度减弱过快，经济出现第二轮下滑。因此，宏观调控必须在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同时，更加灵活审慎地把握政策的力度和节奏，更加重视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2010年世界经济运行存在较多的不确定因素，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回潮，一些发达国家经济回升主要依靠回补库存和减少贸易逆差，失业率仍居高不下，企业开工率不高，经济复苏动力不足。特别是由于引领世界经济进一步复苏的新增长点尚不明朗，缺乏新一轮科技重大突破和新兴产业作支撑，全球经济复苏将曲折缓慢，2010年难以进入企业新一轮大规模固定资本更新投资热潮，不能排除各国政府刺激政策退出后世界经济出现波折的可能。

　　如果2010年全球经济缓慢复苏，使中国外部经济环境有所好转，那么，出口下滑和外资下降的局面逐步改观。国内现有政策取向基本保持不变，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大力推进结构调整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保持在3%左右;继续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同比增长率年内逐步控制到18%左右，新增贷款规模全年控制在8万亿元以内，企业从证券市场融资规模大于2009年，全社会资金较为宽松。

　　固定资产投资政策体现有保有压的结构性调控取向，一方面为民间投资创造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房地产投资较快增长，企业技术升级投资项目增多;另一方面坚决抑制重复建设投资项目的新开工，政府基础设施投资重点保在建项目，压新铺摊子。预计2010年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速为31%左右，大体与2009年持平，但扣除价格因素后的实际增速低于2009年。

　　消费保持平稳增长具备诸多有利因素，但经济型轿车减税、家电下乡、家电和汽车摩托车以旧换新等扩大消费政策，在2010年可能出现政策效应递减。预计201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8.5%，实际增长15.6%左右，略低于2009年水平。

　　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于政府经济刺激政策的新增量小于2009年，国内外市场环境好转但不足以刺激企业大规模增加投资，经济自主性增长动力有所提高但仍未全面恢复，国民经济保持平稳增长态势，GDP增长8%-9%。由于中国经济在长期潜在增长区间下限运行，总量上供过于求仍是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当年不会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预计居民消费价格将上涨2.5%左右。就业和国际收支状况将进一步好转。

　　2010年，为防止未来通货膨胀压力过大，不宜进一步加大扩张性政策力度，货币信贷真正回归适度宽松局面，如果确能实现经济平稳增长，同时大力推进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将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并减少扩张性政策的后遗症，这是最值得争取的局面。宏观调控政策必须在巩固政府刺激政策成效的同时，通过深化改革和科技创新，大力促进经济自主性增长动力的恢复和强化，大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增强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建议在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的同时，在政策操作上应更加注重前瞻、灵活和审慎，把握好政策的力度和节奏，着力做好“稳增长、调结构、防通胀、惠民生”。

　　一、我国经济复苏基础还很脆弱，仍然需要货币政策“保驾护航”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企稳向好主要依赖政府投资拉动，民间投资、居民消费、外贸出口依然呈现低迷态势，政府投资“单引擎”驱动的经济复苏具有很大风险，很难使经济步入稳定、协调、可持续的内生型增长轨道。当前的经济复苏不是周期性的恢复，而是政策性的恢复，几乎所有指标都带有经济急速下滑后的技术性反弹特征，因此不能简单依据过去几个月的环比来推测未来的持续变化，货币政策在夯实经济复苏基础、稳定市场预期方面仍然需要发挥积极作用。

　　去年三季度开始实施的宽松货币政策对遏制我国经济急速下滑势头、防止通货紧缩及稳定市场预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明年由于经济刺激政策的增量小于今年、经济自主增长动力尚待恢复，预计GDP增长8.5%左右，通胀率在2.5%左右，属于典型的“低增长，低通胀”，在这种情况下，宽松货币政策的贸然退出会导致市场主体仍显脆弱的信心严重受挫，很有可能使花了极大代价才长出来的经济复苏“嫩芽”半路夭折，使得经济重新步入下滑，甚至陷入长期低迷。因此，2010年仍应坚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动摇。

　　1、经济的稳定复苏还需要市场提供足够的流动性

　　目前我国经济的止跌回升主要是政府投资推动的外生性增长，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尚未完全形成，经济复苏既不稳固也不均衡。在短期内外需下降已成定局、消费难以快速增长、政府投资难以持续的形势下，未来民间投资如果不能及时跟进，接过政府投资“接力棒”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我国经济的“二次探底”绝不是危言耸听。只有在全球经济稳步复苏、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大幅提升、民间投资真正启动、产能过剩局面有效缓解后，我国经济才有可能持续健康协调地发展。因此，目前阶段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切勿紧急掉头，货币供应增长仍然需要提供足够的流动性，匹配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所调动的投资需求、消费需求所产生的货币需求，最大化政府拉动经济政策的综合效应。

　　2、目前通货膨胀的现实威胁尚不足为虑

　　理论上说，经济衰退时期宽松货币政策一般不会引发通货膨胀，产生于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凯恩斯学派，最著名的论断之一就是流动性陷阱。凯恩斯认为，在经济衰退期间，哪怕利率降到零也没有投资意愿。顾名思义，流动性陷阱意味着，靠印钞票制造宽松的货币环境只会给人假象，没有投资活动创造的货币需求，这些“流动性”根本就流不动，更创造不了通货膨胀。从现实看，我国近期内出现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也很小。

　　首先，从总需求角度而言，当前无论国有还是民营企业的投资需求均比较低迷。对民营企业而言，一方面是因为新增信贷大部分流入了大型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得到的信贷资金支持极为有限;另一方面，也与民营企业存在较为严格的市场准入门槛有关，目前对民营企业开放的产业领域普遍存在产能过剩，能赚钱的投资项目很难觅到，而某些垄断行业民企是不可能进入的。对国有企业而言，其实并不缺钱，企业获得信贷资金后，除了去库存化用一部分，剩余的可能流回了银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信贷越扩张，通货紧缩的趋势就越明显，只要信贷资金进入过剩产业，继续增加库存，就有这种作用。从消费需求看，当前只有政府购买增加最为明显，而居民消费却是不温不火，而政府支出的增加不是没有限制的。

　　其次，从总供给角度看，“成本推动型”通胀的可能性也很小。当前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并不具有真实的需求支撑，而是投机炒作和美元贬值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全球经济在短期内无法走出衰退时，对这些产品的真实需求不可能快速增加。在真实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不仅无法帮助经济复苏，反而会导致经济进一步衰退。因为在全球仍然处于衰退之中还没有出现复苏的情况下，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不仅让下游企业的生产成本上涨，压缩企业的生产利润，推迟企业经营好转的时间，而且会导致企业去库存化中断，企业的产能进一步过剩。在这种情况下，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无法传导到最终消费品上，也就不可能让通货膨胀出现。

　　最后，预计2010年物价总水平也难以大幅回升。这可以从三个方面看，首先，从根本上说，明年世界范围内产能过剩、货币流通速度缓慢不可能有根本性的变化，大部分商品供过于求的局面仍将持续，将对物价形成下行压力。其次，2010年美元走稳很有可能使大宗商品价格趋于稳定，美元确实有泛滥和贬值趋势，不过其他货币也有同样问题，而且似乎更严重，因此美元是相对稳定的货币。其他货币替代美元在短期内几无可能，这为大宗商品价格的稳定奠定了基础。最后，近期政府政策上的转变或许可以部分抵消价格“翘尾因素”的影响。的确，2010年价格“翘尾因素”的影响比今年要大得多，根据初步测算，2010年CPI翘尾因素为1.2%左右，PPI为3.6%左右，但近期国务院已经明确提出把“控制通胀预期”作为宏观调控的两大目标之一，如果明年CPI实际涨幅过高，政府很有可能重新启动物价管制、暂停公用事业价格改革等行政措施，以及加大力度补贴种粮、养猪等以推动供给，政府采用行政措施调控通胀将使明年的通胀率不会很高。

　　3、货币信贷高增长的风险可控

　　一方面在当前发放的贷款中，中长期贷款占比达到近一半，而新增票据融资中票据贴现的保证金要求不断提高，还款保证性强。另一方面，银监会对银行的风险防范提出了更高要求，对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贷款损失拨备率的要求提高，银行有较强的实力通过冲销等方式降低不良贷款，自我消化。近几年来，我国主要商业银行为应对不良贷款进行拨备的程度不断提高，拨备覆盖率从2002年的6.9%提高到2007年的41.2%，去年更是提高到了115.3%的高水平。今年初银监会又将五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拨备覆盖率由去年底的130%提高到150%，股份制银行仍按照150%执行。因此，即使未来不良贷款出现反弹，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可控的，系统性风险不大。

　　4、单纯的货币紧缩对抑制资产价格泡沫作用有限

　　目前主张紧缩货币政策的人的另一个理由是为了抑制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但从实践上来看，中央银行调控股市的能力是有限的，美国学者曾对美国发生在20世纪的15个资产价格崩溃现象进行了研究，得出的结论认为，包括美联储在内的中央银行没有比一般投资者拥有更多的信息优势，因此也就不能在泡沫出现的初期阶段就事先刺破泡沫。尽管货币政策和股票价格之间存在重要的联系，但大多数时候，资产价格的波动是与货币政策无关的，资产价格波动要么是反映了经济基本面的变化，要么是与投资者的“动物本能”相联系。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之间的弱联系表明，中央银行控制资产价格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这样，当中央银行表明希望资产价格向某一方向发展时，其往往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此外，美国最近两次危机已表明，紧缩货币政策固然可以最终刺破泡沫，但会对经济造成较大的打击。

　　二、货币政策应以“控通胀促复苏”为目标

　　根据我们上面的分析，明年我国经济实际走势出现“低增长、低通胀”的概率比较大，因此，明年宏观政策启动紧缩周期的依据不充分，仍应保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巩固经济复苏的基础。货币政策应围绕“控通胀，促复苏”这一中心目标，在适度宽松的基调下，不断根据经济形势、价格变化适时调整，把握好政策实施的重点、力度和节奏，既为经济复苏提供充足的流动性，又有效引导好市场的通胀预期。如果经济形势没有发生突变，应尽量避免使用调整基准利率等刚性手段，而主要依靠公开市场操作、窗口指导等手段“微调”流动性。

　　1、货币政策应具有前瞻性，侧重引导市场预期。

　　由于货币政策实施具有时间滞后性，以及传导效率的损失，货币政策调控必须要有前瞻性，考虑到M1和M2传递到CPI有大约8至19个月的时滞，在CPI转负为正、并且呈持续上升趋势时就该开始回收流动性，平滑资金供应并相应地减缓信贷扩张速度，稳定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这也能避免到时货币政策过度调整的风险，并强化政策的时效性。通胀上升有一个过程，并且与消费者的通胀预期高度相关，因此货币政策应提前主动引导市场预期，这一方面可以打消人们对货币政策“一步到位”和“突然袭击”的顾虑，另一方面可引导人们认识到通胀不会在某一“时点”出现突然爆发的“拐点”，稳定消费者的通胀预期。“可预期”意味着经济运行平稳，“不可预期”意味着经济运行非常不确定，因此货币政策“可预期”对于稳定经济运行是非常重要的。

　　2、主要依靠公开市场操作手段“微调”流动性。

　　货币政策不能在经济增长没有完全稳定之前改变取向，为缓解通胀压力，货币政策应围绕回收过多流动性，依靠公开市场操作手段进行“微调”，可能动用的货币工具应该是结果比较确定、针对性较强、目标取向比较清晰的市场化工具，比如正回购央票，发行定向票据，特别存款，信贷的“窗口”指导等。应科学安排公开市场工具组合、期限结构和操作力度，来对基础货币或货币乘数进行调节，规模和力度都应该控制在温和范围之内。如果全年经济增长在9%以下，即使全年通胀水平超过2%，M2保持10%-15%的增长水平就足够了。

　　3、通过货币政策的结构性调整解决经济复苏的动力切换问题。

　　由于经济复苏基础尚不稳固，货币政策不必进行总量性的紧缩调整，但需要进行必要的结构调整，来解决目前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政府投资的问题，使复苏的动力由政府投资拉动型切换到市场内生增长型，这包括对各个银行间信贷投放的不平衡、大型国有企业与中小企业间信贷投放的不平衡、行业之间投放的不平衡、地区之间信贷投放的不平衡进行调整。通过窗口指导、担保贴息等政策引导银行结合产能调整和结构升级，逐步加大对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的贷款支持力度，并逐步将贷款重点从目前的基础设施投资向设备投资方面转移。适当调节政府投资尤其是地方政府投资的节奏和结构，以釜底抽薪的方式从总量上控制大中型银行的信贷投放冲动，同时消除对中小企业、中西部和农村地区的信贷歧视，促进经济自主回升。

　　4、疏导过剩流动性向具有真正融资需求的实体经济回流。

　　有关部门应加快IPO步伐、扩大创业板规模、加大企业债券发行力度、开发为中小企业融资的债券品种、推出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或其他产品，改变投资者单一的买房投资形式。通过上述渠道，可以防止资金过度集中在股票二级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中，以及风险过度集中在银行体系中，以促使大量流动性通过非银行渠道流入到银行通常不愿触及的实体经济中(如中小企业和高风险的高新技术企业)。这不但会降低资产泡沫和银行坏账的风险，也给渴求资金的非主流企业提供了宝贵的融资机会。

　　三、经济形势发生突变情况下的货币政策预案

　　必须看到，2010年世界政治经济走势、国内突发事件、资产价格、政策的滞后与“超调”等仍然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从而使得我国经济出现“低增长、高通胀”、“高增长、高通胀”及“高增长、低通胀”都有可能。在此情况下，2010年货币政策需要针对正常情况与特殊情况，分别制定不同的应对预案。

　　1、如果经济“二次探底”(如低于8%)而通胀压力不大，宽松货币政策应适当加大力度。

　　此时，货币政策在操作力度上只能放松而不宜紧缩，可以首先考虑在公开市场进行逆回购操作，同时减少定向央票的发行频率和规模，鼓励商业银行加大对三农、自主创新、节能减排、中小企业、服务业、就业等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力度。在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应该有一定的通胀承受能力。欧盟把2%的通胀作为紧缩货币政策启动的指标，因为欧盟经济增长率大体一直在1%左右。我国经济增长率一般在8%以上，能承受的通胀率理应更高一些，“两会”报告提出把通胀控制在4%之内，只要收入水平与经济增长同步，在中国8%以上的经济增长水平下，通胀的承受力应该超过4%，而现阶段通胀可承受能力应在6%左右。

　　2、如果经济面临“滞胀”风险，货币政策应转向“相对中性”。

　　经济不景气时期实体经济投资机会不足，宽松的货币环境非常容易推动资金大规模流入商品市场，这种大规模的投机行为，完全有可能在经济尚未完全走出危机之前，在没有经济基本面支持的情况下，推高国际大宗产品价格，引发全球“滞胀”。目前世界经济已经出现这种苗头，在实体经济复苏前景尚未明朗的情况下，能源原材料价格已经提前走出见底回升态势，这打破了长期以来价格变化滞后于实体经济变化的规律。这一价格变化的主因不是实体经济的供求发生变化，而是货币、金融、“热钱”的超前布局。受能源原材料价格走势影响，未来我国可能出现CPI先于GDP回升到长期平均水平，呈现阶段性“滞胀”局面。如果CPI持续数月越过3%的警戒线，而GDP增速仍在9%以下徘徊，经济出现“滞胀”苗头时，货币政策应提前行动，从偏积极转向相对中性。

　　3、如果经济稳定复苏而通胀压力上升，宽松货币政策应提前考虑退出机制。

　　如果未来经济已经可以依靠自身力量实现接近或超过9%的高增长，而通胀形势日趋严峻，则宽松货币政策应提前考虑退出机制。判断经济是否进入稳定的上升通道，关键看三个指标：一是出口市场恢复到危机前几年的平均水平，外需拉动开始发挥作用;二是居民消费持续扩张，增速稳定在16%以上;三是民间投资有实质性启动的迹象。在通货膨胀苗头初显，如CPI连续两个月接近或者超过3%，货币政策就应该开始适度紧缩，可以考虑先行收紧信贷，在公开市场上进行正回购操作，并加大定向央票的发行量和发行频率。如果出现“高增长，高通胀”的局面，可以通过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控制信贷规模等手段收紧银根，来抑制货币信贷向通货膨胀的传递，同时缓解公众的通胀预期，为过热的经济降温。

　　4、如果经济稳定复苏、物价平稳，货币政策应重点关注资产价格泡沫。

　　目前中国实体经济表现不错，物价平稳，最大问题在于充裕流动性刺激下的资产价格泡沫急剧膨胀。国际经验表明，资产价格高涨而一般物价稳定，是决策层最难应对的局面之一，央行通常的选择是以宽松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坐视资产价格走高。上世纪90年代美国股市持续走牛而物价水平保持低位，因此美联储迟迟没有找到启动紧缩周期的依据。直到2000年高科技泡沫破灭的初期，经济仍在高速增长，失业率走低，通胀压力高企，这些关键变量为紧缩政策提供了切实依据。可是这些指标对于货币政策来说具有明显的滞后性，最新公布的指标反映的是若干个月之前的经济状况，这使得紧盯实体经济周期的货币政策极容易产生超调。日本也犯了类似错误，资产价格泡沫在1990年破灭之前，一般物价平稳，日本央行因此将利率保持低位，以刺激出口增加和经济增长，最终尝到的是泡沫崩溃的苦果，经历了长达18年的通货紧缩，至今还没有走出来。

　　目前，我国的货币政策也将面临类似的挑战，在经济复苏的关键期物价仍在负增长，货币政策只能继续保持宽松，但这将刺激资产价格进一步走高。事实上，从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的相关性来看，资产价格是经济运行的信号甄别系统，由于资产价格的敏感性，因此往往作为经济周期的晴雨表。等到CPI明显全面上涨时，往往已处在经济金融泡沫最后破灭的前夜。回顾美国次贷危机和日本泡沫经济的破裂，正是物价的持续走低掩盖了房地产、股市和信贷泡沫积聚的巨大风险，让经济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让人们饱尝了盛宴后的切肤之痛。我国储蓄大于投资、贸易顺差居高不下且处在人口红利期，这些因素在较长时期内难以改变;短期看，经济强劲复苏、信贷天量增长、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的双顺差、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也会导致全球资金回流我国。所有这些因素，有可能使流动性过剩成为我国宏观经济的常态，持续推高资产价格。因此，我国应吸取美国、日本的教训，货币政策不能光盯住CPI、GDP等传统调控目标，而应将资产价格纳入关注，见微知著，提前行动，将资产价格泡沫控制在经济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中国经济尚未“见底”

　　如果说在1月、2月份的时候，大部分的数据都可以朝着一个方向解读，那就是中国经济还在下滑，而从3月份开始，出现了两个方向的信息都有的情况：有表明经济回暖的信息，也有表明经济还在下滑的信息。

　　从我们观察的中国宏观经济先行合成指数来看，到今年2月份为止，经济还是在下滑过程中。我们采用的7个指标主要是这么构成的：一是生铁和钢材的产量;二是房地产新开工面积;三是沿海港口吞吐量;四是企业产成品资金占用;五是财政支出;六是信贷规模;七是OECD国家领先指数。现在这7个指标当中，只有财政支出和信贷规模2个指标是明显好转的，在上升。剩下的5个指标，有的还在继续下滑，比如像房地产新开工面积到2月份下滑得更严重了，负增长14.9%，幅度非常大。所以把这7个指标综合在一起的中国经济先行合成指数肯定是下滑的。而先行合成指数领先于实体经济的表现大概是6个月。也就是说，它表明未来6个月中，中国经济难以出现稳定回升的态势。可能会有一些指标上升，但这种上升会不稳定，一个月、两个月上去，过两个月又掉下来;而且它反映的是局部回升的信号，但不是全局性的。

　　从以上分析来看，国家统计部门现在调查的PMI指数已经越过50，并且据此得出中国经济又重新回到扩张期的判断，可能还需要观察。

　　此外，我们最近对货币政策的滞后期做了一个测算：货币政策的滞后期大概是10个月。如果货币发行量M2和信贷规模连续3个月增长速度加快，而且以后一直能够保持增幅高于去年同期水平的话，根据最新的数据重新计算，我们判断，大体上应该在今年11月、12月的时候，有希望出现工业和社会投资开始回升的趋势。在此之前，政府投资肯定会很热，但是从政府投资下去到带动社会投资重新热起来，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

　　有必要出台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

　　我们判断，至少今年一季度、二季度，中国经济仍会处于下滑的过程中，但是下滑的速度和去年四季度相比，可能会明显减缓。所以，现在还不敢说中国经济已经见底了，但是离底部可能已经不远了。

　　但是，说这话的前提是，世界经济不再继续恶化。最近，我们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新公布了对2009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根据这个预测，我们原来有一些判断可能需要进行调整。比如说，原来我们认为在国家搞了4万亿刺激计划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后，在世界经济还可以正增长0.5%的情况下，我们国家应该是有希望实现GDP增长速度达到8%左右的目标。而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2009年世界经济增长只有负的0.5%或负1%，也就是比原来的水平低了1或1.5个百分点。在这样的世界经济环境下，重新测算我国的外贸及顺差，假如不出台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的话，保8的难度就非常大。

　　这里说明一点，过去60年，因为世界经济从来没有负增长过，所以在预测中国的外贸出口和世界经济增长之间的弹性关系时，都是计算它上升1个百分点，我们中国能增长多少个点。现在世界经济出现了60年以来第一次负增长，世界经济下滑1个百分点和外贸出口的弹性关系与上升1个百分点的弹性关系，按道理应该是不一样的。但是没有办法，历史上就没有负增长的数据供我们去回归有关的系数。所以，我们只能拿增长时候的弹性关系来等量计算。这样算下来的话，今年中国外贸顺差会减到不足2000亿元，去年是2900亿元，如果考虑到我们国家还要扩大战略性资源进口，可能我们外贸顺差会下降到1500亿元左右，也就是比去年的顺差要减一半。由于顺差减了一半，这个因素要下拉GDP2个百分点，要保住这一块就要设法弥补2个百分点的缺口。这就使得我们在对未来经济增长的估计中，不仅要看扩大内需政策对经济增长正刺激这一面，还要看到世界经济可能进一步恶化给中国带来的新挑战。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宁可把困难估计得充分一点，把我们的措施准备得更扎实一点，这样将来在应对这场危机中，我们可以更主动一点。

　　从这些数据表现来看，我们觉得要保证今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有必要再出台新一轮的经济刺激的政策。

　　新一轮救市应着力“放松管制”

　　假如中国需要出台新一轮的经济刺激政策，我们认为其重点应该跟第一轮有明显的区别。第一轮的经济刺激方案确实非常好，特别是当时面临全球金融危机突然来袭，我们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所以，在扩大投资上的力度更大一点。虽然我们也在扩大消费方面出台了很多政策，也在减税方面出台了很多政策，但总体来讲，第一轮经济刺激计划的政策着力点基本上还是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主的。

　　总体来讲，第一轮经济刺激计划体现的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把更多的资源集中在政府手中，集中在国有企业手中的倾向，要大于放松政府管制，把资源更多交给市场来配置，交给更多的民营企业，交给更多的中小企业来配置的倾向。

　　从中国的长远发展来看，这样的短期措施最有效，操作起来最快。但是到第二轮的时候，我们要更多考虑怎样能够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同时，培育中国经济的内在增长动力。因为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来看，可以说古今中外所有的宏观调控案例证明，作为一种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宏观调控从它诞生之日起，其功能也只是熨平周期、削峰填谷。在经济危机的时候，政府的力量只是让经济止跌，一定要靠市场的力量，靠社会投资，形成新的增长点，才有可能使经济真正走上复苏之路。

　　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们国家搞积极财政政策、扩大内需，当时不能说不用力，集中力量办大事，启动了很多国债项目。但是它就是让中国经济在1998年到2001年这四年中间七上八下，止跌，没有跌破7，但是要突破8也很难。回头来看，当时中国经济真正走出亚洲金融危机，跟我们政府加快改革和开放，培育了两个新的增长点有很大关系。当时我们在改革开放方面有两个大的举措，一是我们把非公有制经济从原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补充变成了重要组成部分，对民营企业的发展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同时对国有经济进行布局调整，收缩到垄断行业，国有经济更有优势的行业，当时是“国退民进”的格局，这对调动市场活力起到了很大作用。

　　另外，我们取消了福利分房，实行了住房制度改革，相当于中国诞生了真正市场意义上的房地产行业，在此之前中国有建筑业，没有真正的房地产业。从那个时候，房地产业作为国家一个新兴产业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动力，住房、汽车作为新的消费增长点带动整个产业结构升级，使中国进入重化工业时代。2002年，中国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这相当于给中国装上了一个内需的发动机，包括工业化、城市化双加速，都是和房地产的发展分不开的。

　　另外一个大的举措是中国加入WTO，使我们的对外开放有了一个制度性的安排。从加入WTO开始整整七年，中国外贸出口均超过了20%。这相当于给中国装上一个外需的发动机。于是，中国经济在2002年以后，在两个发动机的带动下，走出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局面。从中可以看到，我们当时经济真正起来并不是靠宏观调控政策。美国也是这样。1929年-1939年的经济大萧条，虽然世界上诞生了凯恩斯这样伟大的经济学家、罗斯福这样伟大的实践家，但是美国经济真正走出萧条并不是靠罗斯福兴政，罗斯福新政就是让经济止跌。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才把美国从泥潭经济中救出来。

　　再看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美国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实行政府干预，结果弄出了通胀，后来又弄出了滞胀，那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世界经济危机，最后走出危机也不是靠宏观调控政策。

　　当时大家抛弃了凯恩斯主义，开始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主张政府放松管制，少管闲事。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历史上有非常大的贡献，就是因为放松了政府管制，对美国生产力的解放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大量军用技术转化为民用，后来互联网的普及、移动通信的普及，美国信息产业的诞生，使美国的生产力实现了重大突破，把美国经济从滞胀的泥潭中拉出来。放松管制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推动经济全球化，因为政府不多管闲事了，各个公司按照市场配置资源，怎样的配置最有效，在全世界就怎么配置，甚至美国、欧洲大量的制造业生产能力可以转移到社会主义的中国，这在冷战之前是不可想像的。冷战以后放松政府管制，信息化和全球化带来了生产力布局的大调整，带来了一个高增长、低通胀的时代。凯恩斯主义时期老是通货膨胀，自从放松政府管制以后，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本身就可以降低成本，传统产业用信息技术改造又可以降低成本。所以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一直到2006年，整个世界表现出来的是将近20年的高增长、低通胀。后来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主导下，政府放松管制又搞过头了，连金融衍生产品都不监管，结果弄出现在的金融危机，大家于是把新自由主义臭骂了一顿，又把凯恩斯主义请回来了。

　　从历史上来看，这两种经济学理论都有它的正面作用，也有它的负面作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总体来讲是主张更多的让市场来配置资源，政府是必须管的领域才管，这种指导思想对全球来讲，还是最重要的。

　　在当今世界各国的救市政策中间，主要体现为凯恩斯主义色彩的救市，可能这对未来整个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科技进步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并不是很有利。但是慢慢今后的救市方案会更多变为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者的“混合物”，因为有了以前通货膨胀的教训。像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救市计划中就包括大量结构性减税这部分内容，他也特别注意对新能源和生物技术新增长点的培育。相比之下，我们国家现在实际上搞的方案也是减税和政府扩大支出并用。前一段时间，凯恩斯主义这种治标的药用得比较多，今后还要继续用。因为我们国家货币政策工具还没有用到头，扩张型财政政策还有空间。但是，在新的经济刺激方案里面，我们应该更多地采用放松政府管制、推动改革开放这样一些政策。如果不用这样一些政策来制衡凯恩斯主义使得资源配置权利更向政府集中的话，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保住了，但是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益未来会成为一个大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新一轮经济刺激政策要考虑治本，在增加民间投资，增加中小企业、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活力方面更多地出台一些政策，为我们真正走出这场金融危机创造体制性的活力，这才是根本。

今年以来，政府对居民消费物价过快上涨的调控取得一定成效。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7.9%，比一季度涨幅回落0.1个百分点，其中5、6月份CPI同比涨幅连续回落到8%以下，环比涨幅分别为-0.4%和-0.2%。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回落主要由于粮食、肉禽、鲜菜和鸡蛋等农副产品价格涨幅减缓，夏粮丰收使我国粮食供需关系得以改善，生猪存、出栏量稳步增长促使近两个月猪肉价格较大幅度回落，6月份食品价格上涨17.1%，大大低于一季度21%的涨幅。

与居民消费价格走势不同，今年以来生产性物价呈现逐月走高的态势。今年上半年工业品出厂价（PPI）上涨7.6%，同比提高5.1个百分点，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11.1%，同比提高7.7个百分点。特别是最近两个月在CPI涨幅回落的情况下，生产者价格继续快速上涨，6月份工业品出厂价和原材料购进价格分别上涨8.8%和13.5%，涨幅创年内新高。国际市场原油、铁矿石等初级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国内煤炭、电力供应趋紧价格连续上涨，是生产性物价大幅上涨的主要原因。

 三季度居民消费物价的走势较为乐观。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受农产品价格继续回落、上年翘尾因素减小的影响，价格水平将平稳回落。但是，由于国内资源价格改革对居民消费价格有一定影响，因而新涨价因素可能会大于上半年，成为推动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综合判断，预计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上涨6.6%，比上半年回落1.3个百分点。

三季度生产者价格上涨的压力依然较大。一是调整成品油和电价形成新的涨价因素，上游产品价格涨幅将持续攀升，而国家资源价格改革的步伐加快，也将继续对物价上涨形成潜在压力；二是三季度GDP、投资和工业增速小幅加快，对能源、原材料需求增加，生产需求拉动价格；三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仍在高位波动，对国内的输入性压力较大。总体来看，三季度生产性物价将延续目前的上涨势头。预计三季度工业品出厂价上涨8.8%，1-3季度上涨8%，能源、原材料购进价格上涨13.7%，1-3季度上涨12%，生产性物价快速上涨的势头需密切关注。

2008年三季度国民经济主要经济指标预测表（略）

当前我国经济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国际经济不利因素和严重自然灾害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但体制性、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又面临通货膨胀压力较大等一些新的问题。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突出位置。建议以“稳定需求、控制物价、调整结构、防范风险”为重点，落实好控制物价各项政策措施，通过扩大债券发行规模和向灾后重建定向松动信贷额度等办法解决突发因素增加的资金需求，着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切实加强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保护，更加注重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1.以经济手段和配套政策综合治理通货膨胀，帮助企业消化成本上升压力

一要大力增加供给，治理结构性价格上涨。适当提高秋粮收购保护价，继续择机提高能源资源类产品价格，主要以经济手段加强粮油肉类基本生活必需品、煤电油气等其他紧缺商品和灾后重建物资的生产，确保重要产品和物资的有效供给。二要通过降低税费和引导企业技术进步帮助企业消化成本上升压力。下半年，随着经济降温，需求拉动型价格上涨压力将有所减缓，但成本推动型价格上涨压力仍然较大，能源价格的必要调整也构成新的压力。建议各级政府要通过清理行政性收费与增加补贴的办法，减缓企业成本上升对价格上涨的推动力量。降低收费公路通行费收费标准，减轻运输企业成本压力。对通过技术创新、设备更新降低成本的企业可考虑加大税收减免或抵扣的政策支持力度。尽快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企业增值税改革。

2.稳定三大需求，防止经济过快下滑

鉴于下半年经济已经回落到适度增长区间，并呈现趋势性自发回落态势，为下一阶段物价回落提供了较好的社会总供求环境，宏观调控需求管理政策基本取向应当从前期控制出口和投资过快增长调整为稳定三大需求，防止经济进一步惯性回落甚至过快下滑。

稳定消费需求，要着力提高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建议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降低储蓄存款利息税率为零；以降低房地产市场虚高价格、降低部分交易环节税收等措施促进住宅市场成交量回升，保持房地产市场基本稳定；鼓励经济型、小排量汽车消费，进一步降低电讯资费；积极倡导服务性消费，加强旅游、文化、体育等服务消费基础设施建设，健全服务性产品标准体系。

稳定投资需求，要把投资调控政策重点放在优化投资结构上。做好一批有利于经济长远发展、有利于节能减排、有利于改善民生的重大项目前期准备工作。加强对铁路、城市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新能源、节能环保、主干电网建设、输油输煤管道工程建设、运煤运粮及运油主要交通干线、煤炭接续生产能力基地等国家战略性主导产业的投资力度，完善重点产业以先进产能替换落后产能的投资指导目录。

稳定出口需求，可细化劳动密集型产业内部产品的不同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含量，对纺织轻工行业的鼓励类产品提高出口退税率。重点要支持自主品牌产品与高技术附加值产品出口，加快建立和完善自主性国际营销网络和售后服务体系；要对中小型外贸企业在资金、技术上予以一定支持，帮助企业通过技术升级渡过难关。积极有序组织劳动密集型等外向型产业在国内梯度转移。根据外向型产业从沿海向内陆转移的新情况，要加快中部地区外贸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内地贸易便利化物质基础“硬件”条件和监管服务水平“软件”条件。

3. 稳健的财政政策加大对灾后重建、保障民生、结构调整等的支持力度

扩大对农业、农资生产和其他紧缺商品生产环节的补贴额度，增加低收入群体的补贴。通过增加教育、医疗和住房保障等社会性支出，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稳定通胀预期和消费意愿。加大用于灾后重建的财政支出，根据规划进展及时拔付资金。对灾区生产单位的增值税、消费税以及相应的城市建设税费，实行减征，帮助灾区恢复生产、进行自救。通过税收优惠安排吸引社会资金参与灾后重建工作。考虑到灾后重建可能影响正常的市场化回报，应对捐助和援建企业实行相应的减税政策或提供一定的财政贴息。地方政府也应制定相关政策，鼓励企业家到灾区投资建厂，扩大就业。对前来投资的企业应给予优惠政策扶植，如减免所得税、简化手续等。同时，吸收灾民参加灾后重建，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缓解灾区的就业压力，尽快恢复灾区生产和生活秩序。

4．货币政策要对灾后重建、结构调整加大资金支持力度

面临新增的不确定性，货币政策在具体操作时，应根据实际需要适时、适度灵活调整，公开市场操作应灵活掌握资金回笼力度，积极配合存款准备金率上调操作来达到调控流动性目的。信贷政策方面，在坚持严格额度管理的同时，应适当增加定向信贷规模，专用于灾后重建和支持企业技术升级。为避免吸引更多的热钱流入，引发资产价格的大幅波动，要慎用利率工具。为支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部分大企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的资金需求，应当通过扩大公司债券、企业债券发行规模来满足大企业、上市公司资金需求。商业银行则可腾出信贷额度多支持中小企业的流动资金需求。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课题组

课题负责人　范剑平　

参加研究测算　张永军　牛犁　祁京梅　周景彤　闫敏

执笔　范剑平　祁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