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波动轨迹看，目前中国正处于第五个宏观调控周期，这个周期起始于2003年9月，目前货币政策的基调已从“稳健”逐步转向“适度从紧”，财政政策从“积极”逐步转向“中性”，在今年上半年的宏观经济走势尘埃落定之后，下一步宏观调控应回到市场化改革上来。

　　今年7月16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经济金融界一直十分关注的上半年宏观经济运行数据：GDP增长9.7%，消费价格上涨3.6%，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9%，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8.6%，这些数据让人们对调控的明显效果松一口气。这轮宏观调控自始至终充满着曲折，从调控强调的手段看，是综合运用市场、行政和法律手段，尤其是“管住土地、管紧信贷”两种手段；从调控的技巧看，是既要严格控制部分行业过度投资盲目发展，又要切实加强和支持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既要坚决控制投资需求膨胀，又要努力扩大消费需求；既要着力解决当前的突出问题，又要着眼长远发展；既要从宏观上把该管的管住管好，又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市场化调控的效果较为间接，存在一定的时滞，但是对于市场主体往往不形成直接的管制和行政冲击；行政型调控收效快捷，但是可能会对不同类型的经济主体形成人为的差异化对待。今年上半年的宏观调控效果明显，如果说短期内主要是行政型手段导致5月至6月份经济增长、投资大幅下滑的话，是不全面的。如果我们把分析的视野延长到2003年9月份以来，从中期的发展趋势看，市场化的调控手段正在发挥积极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其在特定领域的效果可能还会超过行政型调控措施。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把握这种中期趋势、把握市场化调控措施与行政型调控的差异，不了解现有的调控效果是市场化调控与行政型调控综合作用的结果，就可能形成一种片面认为是行政型调控的政策倾向，也可能在市场化宏观调控的紧缩效果逐步显现的过程中迅速加大行政型调控的力度，形成过于严厉的紧缩效果的叠加，那样就可能导致宏观经济过于显著的下滑。显然，这不是以“防止经济大起大落”为基调的此次宏观调控的初衷。

　　为了避免和防范经济大起大落，从当前的经济走势看，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趋势值得关注：一是固定资产投资大落的危险性在上升之中，二是信贷波动情况也隐含着令人忧虑之处，三是目前宏观经济的回落应视为一年来综合调控的结果。宏观经济遭遇“大落”隐忧，是一年来的政策效应，而非数月来调控手段的立竿见影。既然此轮宏观调控是避免“一刀切”的综合调控，那么对调控政策本身就应视政策效果进行适当微调。毕竟调控的目的是平抑经济波动而不是加剧波动，考虑到上半年GDP增速已经回落到9.7%，以CPI表示的通货膨胀仅仅为3.6%，因此，目前主要依靠市场化的调控措施来发挥效果，同时适当减轻对于行政型调控措施的依赖，已经具备一定的条件了。

　　下一步宏观调控的重点，应是在现有的宏观调控措施已经取得显著成效的背景下，重点进行市场化的体制改革，特别是针对导致此次宏观经济过热的体制性缺陷进行重点改革，从而巩固现有的宏观调控成果，为新一轮经济增长奠定基础。

　　首先，鉴于调控的主线就是“管住土地、管紧信贷”，因此研究综合调控平稳退出的关键，就在于启动市场化的土地制度改革和信贷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商业银行进行行业研究、风险管理的水平和能力，积极推动融资结构的调整，提高直接融资的比率。

　　其次，推动投融资体制的改革。目前被列入投资热的行业同时也是回报最高的行业。投资必然注入到短缺的、利润回报较高的行业中去，使得这些行业出现过度投资，并在一轮相对残酷的兼并和竞争中，最终行业内的幸存者仅能享受到平均利润率，这是市场机制的成本。仔细观察这些过热行业，不难发现两个典型特征，要么在这些行业中，国有企业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要么这些行业，在中国是严重资源短缺的。对于国有垄断造成的投资热，抑制过热的治本之策，是对各种所有制的资本打开准入的大门，摊薄垄断利润、打破行业垄断。遗憾的是，至今对某些行业投资热进行调控时，很少将抑制短期投资高企和打开行业准入结合起来。相反，一些政府职能部门热衷于强化审批、限制供给、提高价格，这种措施只能治标，并使得这些行业在调控稍微放松时，投资热有再度复燃的威胁。如果抑制投资热和强化国有垄断不幸结合，偏离了市场化的基本方向，那么在今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中，这些目前被掩盖的弊病会更充分地暴露出来。

　　再次，对资源短缺问题应当有市场化的战略眼光，不能主要依赖行政管制。如果目前10%的经济增长使这些瓶颈行业难以支撑的话，那么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大，今后5年，可能6%的经济增长就足以使得这些行业不能承受。

　　第四，避免激烈的行政措施，警惕经济“大落”和随之而来的滞胀威胁。后续调控措施是否具有深化市场和开放经济的视野，调控措施的节奏和力度是否把握得当至关重要，应以密切关注6月至10月份的宏观经济运行为前提灵活抉择。

　　第五，从财税体制、行政管理体制着手，探索理顺中央不同部门之间、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事权财权关系的可能途径。从这一轮综合调控的复杂性、争议性来看，中国经济运行的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如何既保护地方的经济建设热情又兼顾全局的统筹，是需要积极探索新的可能途径的。当前，财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事权向下放，财权向上收，地方政府在现有的财税体制激励下，往往只能通过不断上新的项目来获得进行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資源。

　　一年来的综合调控绝非一帆风顺，相反，其中充满了各职能部门之间的不够协调乃至相互摩擦，影响了综合调控的政策合力。有的职能部门间出台的政策相互抵销，有的职能部门公布的宏观数据南辕北辙，有的职能部门内部意见纷呈，这种情况说明科学的发展观和政绩观尚未充分确立，执政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时间：2004-9-23  来源：《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