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改革在2004年以来所取得的进展是引人注目的，在银行领域，主要是国有银行的改革；在证券领域，则主要是以“国九条”为主要制度框架的制度创新；在保险领域，表现为开放力度的空前加大和保险公司的股份制改革和上市促进了整个保险市场活力的极大提高。

    但是，在评估目前金融改革的进展时，有几个方面的进展是明显滞后的，值得深入分析。一 中长期贷款居高不下和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凸现了金融体系改革滞后的一系列缺陷

    从整个金融体系的角度看，目前有两个问题是十分值得关注的，一个是中长期贷款占比居高不下，一个就是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在宏观紧缩的背景下有所加剧。这两个问题实际上并不能仅仅停留在银行贷款行为的这个微观角度来考察，而需要从整个金融体制、金融结构的角度来考察，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前金融体制改革滞后的许多方面。

    2003年以来的宏观紧缩，贷款增幅有明显的下滑，但是中长期贷款却依然保持十分稳定的上升，压缩的贷款大多是短期贷款，使得部分企业的流动资金显著短缺，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有所加剧。尽管宏观当局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试图引导商业银行降低中长期贷款的比重，但是实际上的效果是有限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困境呢？

　　首先，这种状况表明中国的商业银行还缺乏有效的风险控制、特别是风险定价的能力。

　　风险管理的周期包括风险识别、风险衡量、风险定价和风险控制等相互联系的几个环节。在中国的利率走势已经开始比较明显地进入利率上升的趋势中时，目前商业银行总体上大规模继续扩张长期贷款，实际上加大了资产负债的错配风险，首先就体现出对于利率风险管理能力的缺乏。可以说，目前商业银行在资产负债的配置结构上，客观上还是延续了原来利率下降趋势的行为。

　　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表现在银行贷款方面，就是银行对于中小企业的风险状况缺乏有效的识别手段。在2004年10月29日中央银行取消贷款浮动的上限之后，商业银行完全可以充分运用利率浮动手段对不同风险状况的中小企业进行贷款定价，开拓中小企业贷款市场。目前中小企业贷款难，显示出商业银行总体上缺乏独立的风险定价能力，因此在中小企业贷款方面选择的策略是简单地退出市场。

　　其次，中长期贷款居高不下以及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显示出中国的金融市场发展失衡、资本市场发展滞后使得整个融资结构的调整难以顺利推进。

    从目前中国的融资结构看，目前严重依赖银行贷款的融资格局，使得中国的M2/GDP持续上升，居高不下，提高了金融结构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因为长期融资不发达，使得银行体系不仅承担了通常意义上的商业银行承担的短期融资的功能，还不得不承担长期融资的功能，在有的领域实际上类似股本融资的功能，例如在转轨时期银行对于一些无资本金企业的贷款、以及期望银行对本来希望进行股本融资的中小企业进行债务融资等等。。

　　因此，从融资结构角度考察的话，无论是压缩中长期贷款，还是发展中小企业融资，可能更多的需要从银行系统之外找解决的办法，特别是要发展中介融资市场、股权融资市场。如果这些市场不发达，大量的银行贷款新增的部分用在长期性的基础设施建设，可能使中长期贷款可能压缩的余地十分有限。

    第三，中长期贷款居高不下和中小企业融资难体现了当前商业银行绩效考核中存在的缺陷

　　中长期贷款的期限通常是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一些商业银行的负责人，无论是总行还是分行，通常也就是几年的时间。在严格要求降低不良资产比率的考核约束下，这些商业银行的负责人是有动机发放长期贷款的，因为长期贷款的转却分类难度更大，在出现偿还困难之前，通常容易被视为是正常的贷款。在一任领导人担任银行的负责人时，就可能倾向于多发放中长期贷款来降低不良资产比率，即使出现问题往往也是领导人更替之后了。因此，我曾经向有关部门建议，为了抑制中长期贷款居高不下的问题，考虑到中长期贷款风险相对较高，可以对一定期限以上的贷款强制性地要求将贷款划分为次级贷款等，要求银行足额提取准备金，将其潜在的风险反映到当前的银行经营中。

　　中小企业贷款难实际上也反映了目前国有银行贷款考核上的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是否一视同仁的问题。中小企业通常是民营企业，现在尽管在正式的法律法规中并没有对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歧视，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如果信贷人员对国有企业的贷款出现问题，可能会被视为“肉烂在锅里”；如果信贷人员对民营企业的贷款出现问题，往往可能会被视为有私下的内幕交易和利益输送。这种观念往往使得部分信贷人员对拓展中小企业贷款市场持犹豫态度。

    第四，中长期贷款居高不下和中小企业融资难，还反映了金融创新体制和监管体制存在的缺陷。

　　从资产负债管理的角度看，中长期贷款居高不下导致的资产负债错配，相应的解决办法，或者是提高资产的流动性，例如资产的证券化；或者是允许商业银行进行主动的负债，例如允许商业银行根据资产运用的期限发行大额长期存单等主动的负债工具，使得商业银行可以自主管理资产负债的匹配，降低资产负债错配带来的风险。目前对于这些金融创新，存在一系列的管制，这凸现出目前中国金融创新的审批机制效率较低，制约了金融机构的创新空间。从目前的程序看，连上海证券交易所推出ETF这样已经在资本市场十分成熟的金融工具都需要上交国务院批准，可见目前金融创新审批的管制之严。

　　另外，针对中长期贷款的居高不下，为什么中国的贷款转卖市场、以及资产证券化一直不十分活跃，实际上也反映了监管体制上的缺陷市场。从国际经验看，资产证券化和贷款转卖市场的活跃，有待于资本充足监管约束的硬化。国际上资产证券化的真正活跃，实际上发端于1988年在国际金融界开始全面推行的巴塞尔资本协议，要求维持8%的资本充足率。目前中国的银行界在资产证券化方面积极性不高，很大程度上显示资本充足约束并不强烈。仅仅以目前已经达到1万8千亿规模的住房抵押贷款为例，这本来是发展资产证券化的重要基础，但是因为资本充足监管未必严厉，住房抵押贷款从资产质量上对商业银行来说还可能属于质量比较好的资产，因此商业银行往往没有足够的动力来推进资产证券化或者贷款转让，尽管资产证券化和贷款转让可以提高资本充足率并降低资产负债的错配。

　　在资产证券化推出过程中，不同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也开始成为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例如，从资产证券化的不同环节看，中央银行强调的是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以及整个融资结构的相对稳定，所以强调推进资产证券化；但是推动资产证券化的重要动力之一来自于资本充足监管，这个监管是由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的；公开的证券发行涉及到中国证券业监管管理委员会，而如果保险机构作为机构投资者要投资这些证券，要接受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监管。显然，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并不顺畅，是导致资产证券化一直没有推出的重要原因之一。二金融统计与信息体制滞后也是金融体制改革滞后的重要内容之一

　　金融决策，无论是宏观决策还是微观决策，都是建立在大量金融信息的采集与分析的基础之上的。目前，我们把很多的注意力放在微观市场主体、宏观调控政策等的改革方面，实际上，金融统计与信息体制发展滞后，也是金融体制改革滞后的重要内容。如果没有一个真实、全面、灵敏、超前的金融统计信息系统，有效的金融决策就无从谈起。

　　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金融决策日益强调超前性和预警性。从宏观经济决策角度看，以货币政策为例，究竟应当如何衡量通涨压力？显然CPI是不够的，对于货币政策决策的参考意义不大，但是目前我国没有公布核心CPI。通过简单的测算可以看出，2004年的核心通涨水平并不高，2005年的物价走势，在宏观决策方面，还是应当看核心CPI，否则可能会导致方向性的失误。但是，目前我们的宏观金融决策，主要依赖的指标基本上都是滞后的指标，例如M0、M1、M2、GDP增长率、外汇储备规模、CPI。我们如何能够期望仅仅依靠这些滞后的指标来进行超前性、预警性的宏观金融决策呢？

　　从微观市场决策看，许多金融决策依赖的市场信息我们没有统计。最近中国的大豆期货投资者遭遇了一次因为统计信息缺乏导致的“大豆危机”，中国目前的期货投资者进行大豆期货的投资决策，依靠的是美国有关机构对于中国大豆的统计，美国的期货投资者就可能会利用这个缺陷，在对美国的期货投资者有利的时候调整自己对于中国大豆的统计数据，使得中国的大豆投资者遭受损失。类似的惨痛教训显示出，金融统计信息体系的改革和完善也应当是整个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哪怕是目前的一些滞后的、有限的经济指标，例如CPI，其透明度也十分有限。在CPI的统计中，整个商品篮子的构成如何？这个商品篮子如何调整？调整的规则是什么？都是不透明的。同样，目前我们公布的CPI指标，过于笼统，对于不同地区、不同收入阶层，应当有分别的CPI的统计信息。例如，2004年以粮价推动为主要推动力的通货膨胀对于不同收入阶层所感受的物价压力是不一样的。同时，对于宏观金融决策来说，必须要公布核心物价指数。

　　在宏观金融决策中，有许多指标实际上是具有超前性和预警性的。例如，在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库存波动是衡量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指标，需要区分的是，库存究竟是如何波动的？库存究竟是生产还是销售环节？生产环节究竟是在原材料还是产成品？对于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由此得到的金融政策结论是不一样的。再比如，对于整个经济增长活力的判断，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一个比较有独特视角的指标，考察的是新开工的企业和倒闭企业之间的比率。如果在紧缩时期，关门的企业在上升，但是新开工的企业还是更多，这说明经过紧缩，经济增长的动力依然强劲，企业家对于未来形势的判断还是比较乐观的。国际上通常还运用经理人采购指数、消费者信息指数等等。对于微观金融运行的统计，同样也十分重要。例如，对于资产质量的统计数据是否可靠，往往涉及到整个国有银行改革成效的判断。但是，目前的问题是，现有的资产分类体系和信息采集体系是否可信、是否独立有效、是否及时灵敏？

　　对于资产质量指标的质疑，近年来在一些国际知名的评级机构的年度报告中都一直存在。有的评级机构发布的年度中国银行业分析报告，预期中国的银行业的不良资产比例低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评级体系的滞后，以及中国银行业太多的层级和单项的不良资产考核机制。在国有银行的改革重组过程中，有的银行提出了“哪个分行的不良资产率提高哪个分行的行长就下台”的口号，这种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可能会激励一些分行在强大的压力下，利用现有的资产分类中存在的一定的主观判断，低估不良资产比率。如果银行内部又没有独立的资产分类的检验、评估、采集和发布的系统，那么，资产质量数据的误差可能就会比较大。但是，不良资产比率这个基本的数据，是衡量国有银行改革成效的重要指标之一，如果这个指标失真，可能就使得我们对银行改革成效的判断失真。三国有银行改革在公司治理方面的改革还显著滞后

　　通过大规模的财务重组和全面的改革，目前以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为代表的国有银行改革取得了明显的进展，许多方面的突破，例如人事和薪酬制度等的改革，其力度之大，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银行改革中所没有的。

　　目前大家都赞同的一点是，国有银行改革的关键，是建立一个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但是，究竟公司治理方面的进展如何？

　　关于公司治理，国际上有不同的分析框架，OECD发布了国际范围内有影响的公司治理指引，最近又发布了特别针对国有企业的治理指引；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发布过关于银行治理的指引。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监管部门对于中国的国有银行改革发布了10个方面的内部治理方面的要求，被称为“治理10条”，这个治理10条可以说是集中体现对于国有银行公司治理的一些基本要求。通过对照中国的银行治理10条、以及OECD关于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原则、巴塞尔委员会的银行治理指引，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监管机构对于公司治理的理解、以及中国的国有银行在公司治理方面的有效程度与国际标准比较，还又相当大的差距。

　　在现代公司治理理论中，董事会是整个公司治理的核心。所有的国际公司治理原则，都从不同的角度强调，有效的公司治理首先要求公司的董事会必须是有足够的执行能力和专业素质履行董事会职责的。我们需要提出的问题是，国有银行的董事会是如何形成的？这些董事有足够的动力来代表国有资产吗？如何防范他们的道德风险？整个董事的挑选是否足够透明？是否有足够的银行专业知识？是否有能力管理这样大的银行？出了问题是否能够承担最终的后果？

    在目前国有银行的治理体制中，依然坚持的是党管干部的原则，董事长一般兼任党委书记，这样党委书记兼董事长要管理人事工作。在现代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中，人力资源管理权力是作为一个管理层的主要经营权之一，现在董事长通过管人事，就直接切入到了银行日常的经营。类似的问题都不同程度存在。因此，如果未来党委会、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在同一问题上出现显著分歧，如何协调？

　　目前国有银行改革中存在的另外一个隐忧，就是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一些纪委监察等的控制力在下降，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的风险监控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案件频发的时期。特别是此次国有银行的人事改革，强调的是部门负责人的人事挑选权，这就可能使得一个部门、一个分支机构的几乎所有干部、特别是主要业务岗位的干部，都是这个机构的负责人自行挑选的，而且目前看来这个挑选过程未必透明、公正，例如有的国有银行在人事选聘中尽管也进行公开考试、面试等，但是考试成绩、面试成绩等并不公布，基本上是黑箱操作，有的机构的人员选聘往往不是根据考核成绩。这样就在事实上进一步强化了国有银行的“内部人控制”，使得一个单位缺乏必要的内部监控，很可能出现一个机构的“一把手”在缺乏制约的情况下为所欲为、甚至铤而走险以身试法的案例，中国银行黑龙江分行高山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值得深入反思。（时间：2005-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