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经常反映中国的商业环境缺乏清晰的规则，让人难以捉摸：首先国人好讲“关系”，凡事只要沾亲带故就有商量的余地，许多事情只有通过“关系”才能顺利地解决，其次是“面子”，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会对某些事物产生不同理解，从而而引发纠纷。一面是理性规则的日益完善，一面是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我们距离一个真正理性的商业环境的差距还有多远？

　　按照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任意两人之间的契约包括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所谓正式的规则，“度量了两人在分工中的责任、选择空间的边界、惩罚和度量衡的规则”，而这些规定更多的时候并非处处都是清晰或“有定义”的。弥补这一不足的就是非正式关系，后者更恰当地可以指代“习惯”。习惯又被理解成文化这一可以通过学习和模仿代代相传的过程和个人在某时刻以前所积累的经验所决定的标准行为。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都是通过对知识和信息的共享降低企业契约成本。从微观角度出发，非正式规则营造了一种利于企业成员协作的氛围，就像一个年轻人在走进微软的大门后，他所要遵守的不仅是微软的各种规章条例，还要努力适应微软的风格和理念，培养一种习惯以跟得上微软的生产节奏。这种建立一套习惯而共享知识的非正式规则就是时下流行的“企业文化”。那么推而广之，从宏观角度解释，一个国家、民族中广大人民普遍具有的比较突出的人格和习惯，相似于鲁迅先生笔下的国民性，即是一个国家在建立制度时产生的非正式规则。理性的商业环境冲突中，碰撞的不仅是不同文化下的正式规则，更是不同背景下的非正式规则。

　　传统的中华文化属伦理本位，这必然带来与西方理性本位或宗教本位不同的价值理念。商场上，除了在商言利，国人更讲究的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被奉为“红顶商人”的胡雪岩即把这种非正式规则发挥到了极致，其为人处事“圆而神”，广结势力，密植网络，一度达到事业顶峰，无怪国人“言商必言胡雪岩”。这是一种在封闭的经济体系中得以成功的商业环境，因为文化观念的相通并没有阻碍通过形成共享的非正式规则来降低成本。正如日本在德川幕府时期享受了近三个世纪的“太平之世”，其原因或许就在于它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由严格的士农工商这一身份等级制度所支撑的国家。

　　历史的前行、变革的结果是颠覆了封闭的经济体系，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思想观念在冲击中相遇。付出一定的合约成本得以使我们达成修改正式规则的共识，以迎接融入世界的迫切需求。但非正式规则的改变面临的却是文化观念的桎梏。就像上面提到的那个微软的年轻人，一旦走进联想的大门，他所需要适应的不仅是与微软规则大致相似的联想规则，更需要适应与微软文化大不相似的联想文化。当我们在已经融入世界的正式规则中参与竞争的时候，还怀着尚未改变的非正式规则下的心态，于是我们看到，不仅是走进国门的外商有诸多的“疑惑”，走出国门的企业同样面临种种困惑：网易在纳市因为会计违规而屡遭调查，中芯公司由于财务总监有悖于材料的言论影响投资者的判断，中国人寿的审计风波使“中国概念”一度降温。在国内公司治理不完善和企业文化不健全的商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这些企业骄子走出国门即受重挫。“企业”被推向了市场，却仍按照习惯行事，“市场”与“传统”相互补充，不管是面对外商的国人，还是面对国人的外商，都表现出科尔奈的“双重依赖”，即不得不同时考虑这两种交易成本。外部制度的安排（正式规则）正在不断受着既定制度（非正式规则）的“过滤”，才会使每天都在更新的条例法规在实施中屡现尴尬。

　　制度经济学家诺思注意到，正式规则的改变总是从非正式约束的“边际的”演变开始，正是制度在边际上的连续的演变造成了制度中正式的也是可见的规则的变迁。中华民族的文化影响了中国人的知识、价值和其他行为因素，通过教育和模仿代代相传了五千年，在现代商业环境中也必有体现。报载，为振兴东北，辽宁组织过6800人的大招商团包专机包专列去外国招商引资。国人这种好大喜功的作风到了国外也许对方连接待也会措手不及的。巨大而深厚的文明积淀，使得过去几十年在这块土地上发生的规则演进和社会变革是如此之渺小。我们缺少的是对“边际演变”的正确理解和积极态度。从量变到质变的途径需要更持续的积累和更强劲的变革，这样，才能使边际性的演变真正产生制度上的飞跃，非正式规则才能真正适应正式规则。

　　从系统演变的角度看，系统在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虽然可能出现不稳定或动荡，因为该系统在与其他系统的交往中必然要接受一些陌生的规则、习惯和观念，但当其开放程度和时间达到了一定的量值之后，该系统则会进入一种崭新的、层次更高的相对稳定状态。我们所期待的是，这种蜕变后的“崭新的、层次更高的相对稳定的”理性环境能尽早地出现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时间：2004-5-24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作者：巴曙松　陈华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