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经历从规模赶超向以财富创造、财富积累和财富传承为核心的关键转型阶段，这一转型不仅意味着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性变革，更代表着国家发展战略的深刻调整。从过去注重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转向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和效益，注重人民群众财富的持续增长和代际传承，这是中国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由之路。

　　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核心结构性矛盾体现在美国的过度消费与中国的过度储蓄(或者说消费不足)之间的显著差异。中国从改革开放前的短缺经济，到如今各个产业都出现过剩，这固然是发展的成就，但也带来了一些困惑。这一矛盾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回顾二战后的世界经济格局：当时全球主要工业国的生产能力都遭到严重破坏，唯独美国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完整的工业体系，不仅未受战争破坏，反而通过战争需求进一步壮大了制造业实力。这一时期，美国的情况与当今中国颇为相似：都是全球制造业中心，都拥有强大的生产能力和巨大的贸易顺差，都是贸易盈余国家。

　　当时的美国积极倡导自由贸易理念，致力于将自己的产品销往世界各地，同时也欢迎其他国家产品卖到美国。这种开放包容的态度，推动了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建立和发展。然而，在1970年代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国的经济政策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美元与黄金脱钩意味着美国获得了一张"无额度限制的信用卡"，可以通过增发货币来满足其消费需求。这种货币特权使得美国逐渐从贸易盈余国转变为长期贸易赤字国，消费水平持续超过生产能力。相比之下，中国则始终坚持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保持着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形成了与美国截然不同的高储蓄及贸易盈余发展格局。

　　美国社会逐渐形成了所谓的"富人心态"和"霸权心态"，倾向于通过印钞解决各种问题。相比之下，中国社会则传承了"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的忧患意识。中国老一辈秉持着少消费、多存钱以防万一的谨慎态度。

　　这种深层次的观念差异直接体现在两国的发展路径选择上。美国更加注重通过资产市场创造财富效应，主要依靠房地产、股票和加密资产三大渠道。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围绕着资产价格展开，通过维持低利率环境和充足的流动性，推动资产价格持续上涨，进而通过财富效应刺激消费和投资。而中国则持续追求GDP增长，采取"缺什么补什么"的策略，着力补短板。在芯片产业方面，通过大规模投资实现技术突破;在绿色能源领域，集中资源培育完整产业链。这些举措虽然短期内可能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但为长期可持续发展，特别是下一步升级到财富的创造、积累、与传承新阶段，奠定了坚实基础。

　　房地产作为最重要的财富载体，其财富存量通常达到GDP的3到5倍。这意味着房地产市场的波动会通过财富效应显著影响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具体数据显示，美国在过去十年间房产价值至少上涨了一倍，这种增长带来巨额财富效应，相当于增加了3到5个GDP的财富总量。这种财富增长不仅提升了居民消费信心，也通过抵押贷款等渠道增强了实体经济活力与企业家冒险创新的动力。

　　相比之下，中国房地产市场近期出现的调整导致财富显著收缩。根据测算，中国房地产价值可能下跌了约三分之一，这意味着相当于约一个GDP规模的财富消失。这种财富效应的差异正在改变经济发展的逻辑，现代经济竞争已从单纯的GDP供给能力竞争，转向更加复杂的财富创造能力竞争。

　　财富构成消费的基础，当前消费动力不足主要源于永久性收入预期不足。若将财富视为永久性收入的集中体现，则需要构建完整的财富创造、积累与传承体系，通过增强民众对持久收入的稳定预期来提振消费，最终实现民富国强的发展目标。

　　在财富创造过程中，实际上可能存在泡沫，但这些泡沫最终需要有人来承担风险。股东、房东以及加密资产持有者等市场参与者在创造财富时对社会做出了贡献，但在财富破灭时也要承担责任。从社会贡献的角度，需要重新认识和肯定这类市场参与者在经济演进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这种贡献体现在：当财富泡沫破灭之后，虽然金融价值消失，但实体资源并不会浪费。举例说：一个企业破产后，其培养的人才可以被其他竞争对手招募，其建设的固定资产设施可以被收购并重新利用，这些实体资源仍然能够发挥价值。这是市场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法则，我们需要改变对财富创造过程中金融价值波动有害无利错误观念，理解可控及正常的金融风险是经济规律的一部分。

　　中国人民银行过去几年一直担心资本外流，但现在需要重新思考这个问题背后的根本原因。主要问题在于宏观经济政策过于紧缩。这种"太紧"不是理论意义上按照教科书标准的太紧，而是基于全球地缘政治现实的相对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太紧。当其他主要国家都在通过增发货币来刺激经济时，中国如果坚持不增发货币，实际上会处于不利地位。形象地比喻是："别人都在印钱你不印钱，他印的钱就可以买东西，我们不印钱，他买我们东西就太便宜了，所以我们就是挣血汗钱"。这一认识促使决策层在去年9月份作出重要政策调整，背后的逻辑与这里的分析完全一致。在之前的政策环境下，资金持续外流对中国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为了控制资金外流，需要投入大量资源进行管控，这也导致金融监管部门对香港正在试点的稳定币等创新业务持非常谨慎的态度。

　　基于对当前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三个关键的创新方向：第一，宏观经济政策需要做出调整，为财富创造、积累、及传承提供充裕空间。第二，要开拓新的需求来源。由于地缘政治原因，来自美国的需求可能会减少，因此需要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开拓新的未来市场空间，深化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建立更加多元化的国际贸易格局。第三，要通过制度创新创造新的需求。要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作用，推动合作模式的升级创新。需要特别强调香港H股上市模式的价值：利用香港开放的制度与监管软件系统，结合内地企业较低的运营成本与丰富的要素资源，创造了显著的价值与成本优势，这是香港与内地合作的最佳模式。这一系列制度性开放创新举措的推进，将有助于中国更好地应对当前面临的挑战，在全球经济格局中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最终实现从规模赶超向财富创造的成功转型，达成民富国强的宏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