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放开民营投资限制的政策风向，正在被各界热议。民间资本，是否迎来了一个新的机遇期？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民资相关政策的历史，呈现出一种“奇妙”的周期性。当经济向好，局面乐观时，民资总感觉生存空间被挤压。经济形势不太理想的时候，各种政策出炉，针对民资的“利好”不断。

　　这显然不是决策部门所愿意看到的，让民间资本发展壮大，这是国家的一项长期的政策选择，但这一政策却常遭遇“玻璃门”，门的背后，是已形成的利益集团。

　  先看最近业界在热议的铁路系统。到2010年底，我国铁路私人投股企业投资仅占铁路的2.1%，这一数据增加到10%甚至20%、30%的可能性较低。当然，如果有20%~30%民营资本进入铁路部门，而铁道部则仍牢牢控制着投资的决定权和收益权，则可以解现今铁路部门资金不足、风险大的困境。

　　显然，这种可能性也很小。

　　民营资本投入铁路，可能不会产生预期效益：它不会分红（当下亏损）；如果盈利很多，也可以通过做账分给内部人，显得盈利很小；即使上市，也可以不分红。

　　我们再看中央要求破除垄断的银行部门，银行业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最终可能是无效或低效。这与铁路、卫生部门不同，经营银行利润空间可观，但准入限制比外资还严格。不准控股，即使是一家极小的地方银行也不允许被控股，而且存在极严格的核准管理。

　　也就是说，对民资来讲，仅有小的参股投资的机会，获取的收益也是不确定的，银行利润做账缩小稍难，但它可以不分红。因此，民资投资银行业“口子”开得太小，一样难有实际成效。在严格监管下，允许成立私人银行或私人投资投股银行，银行业的垄断才能被打破，民资才能找到出路。

　　在目前，值得研究的是，民资最应该进入哪些行业，才既有利于公众利益，又有利于国家产业竞争力提高。我们的观点是，民资进入自然垄断行业和公益行业不是一种好的选择，相反，也可能是一种陷阱。有关部门应把政策的重点放在打破行政垄断上，多让民间资本进入有效高利润的行政垄断行业。

　　有省长在私下场合就曾抱怨过；“不是我们不向民资开放，他们有时候只顾着赚钱，却不想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我们省就出现过民营供热厂因为煤价太高出现亏损，而把一所大学的冬季供暖停掉的事故。给我们工作带来很大的被动。”这也提醒我们，在开放民资进入某些公共领域时，首先要明确民资在法律层面上相应的权利与义务，抑制其坏的一面，发扬其好的一面。

　　我国的行政垄断分两种，一类是作为公共品的一种主要管理方式，即国有资本控制和管理公共事业。这些行业投入大、利润低或没有直接的利润，但外部性强，在社会组织不发达的情况下，政府独家经营无疑是一种较好的选择。另一类是一些利润较高的行业，包括烟草行业和一些重化工业，被当作国民经济命脉，对其采取行政垄断的方式进行经营。

　　行政垄断的特点不是资本占比的多少，而在于其背后的准入限制。像银行业、石油开采业等都是市场竞争性行业，但对非国有资本采取严格的准入限制。正是这些限制阻碍了民资的进入和发展。这其中最大的限制是不准控股，具体是有些行业不允许绝对控股，有些则不允许相对控股，或设置非常高的资本准入门槛。

　　衡量这些行业对民营资本开放的有效性，主要是看这些行业能否让民营资本独资或控股经营，且有可观利润。我们的思路是，应鼓励民企进入那些有足够利润空间的行业，即进入目前盈利水平较高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就像当年民营资本进入劳动密集型产业一样，这将大大促进市场竞争和产业升级。

　　此外，对于民资准入需要一种长期的稳定的而非波动性的利好政策，必须给予民资以稳定的生存环境，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在长周期得到民资的切实参与和投入，而非沦为一种短期的政策工具。

　　放开限制的另一个关键，是公平公正的准入规则，如果谁有权势谁优先进入，谁有权势谁当老大，放开民资会陷入另外一种混乱的局面，优质的民间资本可能很难得到优质的投资机会。从这一角度来说，制度的公开透明，比政策的放开还要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