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最主要的挑战是发展模式面临的挑战，即现有的发展模式所存在的重大缺陷将严重阻碍中国经济实现“关键一跳”。换句话说，改革开放后形成的中国发展模式如果不做重大的调整，中国经济发展很可能落入中等国家陷阱。未来30年中国经济的长期目标是由中等收入国家转变为发达国家，避免落入中等国家陷阱;“十二五”的发展目标是打破可能导致我国落入中等国家陷阱的制约因素，通过战略模式调整和完善体制，加快国内消费需求的释放、实现经济结构的全面升级，使经济继续保持又好又快的发展趋势。

　　现代化道路并不容易，上百年来，许多国家都试图采取各种方式，努力实现现代化目标，但结果是仅极个别的国家实现了现代化。就大国而言，百年仅有2个国家实现了现代化，即日本和韩国。绝对多数国家仍在进行艰苦的初期探索，而一些相对幸运的国家，通过几十年的努力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从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高收入国家)的转变仍然充满不确定性，成功者很少，许多国家步入中等国家的发展陷阱，即经济发展面临长期停滞，甚至陷入政治上的长期危机之中。早的如南美洲的阿根廷、巴西、智利，晚近的如亚洲金融危机受重创的泰国、马来西亚，从区域上讲集中在拉美地区和东南亚地区。所谓中等国家陷阱就是很多国家长期在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徘徊，长达10年甚至20年以上。汤敏概括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主要包括五个方面：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城市化以大规模的贫民窟为代价、金融体系脆弱(资本帐户开放过程中极易遭遇金融危机冲击)、产业升级缓慢、社会服务滞后。我国的高增长也伴随着这些问题的发生，而且经过最近一轮的经济高增长这些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如果不及时扭转这些陷阱因素的约束，“十二五”之后我国很可能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中国要想避免落入中等国家陷阱，必须对现有的发展模式进行重大修正。

　　中国模式面临的巨大挑战

　　一、现有发展模式产生的过度的不均衡问题将会极大地约束需求增长，最终限制经济总量继续快速扩张

　　令我们甚为不安的是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最近几年正在发生突变，已经明显偏离了原有收入差距较大的范围，向拉美化或东南亚化的方向发展。收入分配形势的长期恶化是许多国家在达到中等收入国家后落入发展陷阱的主要方面之一。从GDP收入法的构成中我们看到了这一深刻变化。2003年(也是本轮高增长周期的上升初期)以后，我国收入结构出现了惊人的突变，即劳动者报酬所占的比重由过去25年长期保持在52%左右猛然下降。经过短短的三四年时间，到2007年下降到40%。发达国家之所以居民收入差距较小，主要是因为劳动者报酬所占的份额均在55%以上，经营盈余所占比重较为适宜，在20%左右，固定资本折旧占13%左右，间接税减补贴占比为10%左右。而那些长期落入中等国家陷阱的国家却是另一番局面，劳动者报酬所占的比重不到40%，有的长期仅占20%-30%，相反企业的盈利所占的比重奇高，均占50%左右。资本所得占比严重偏高，这正是导致收入差距过大的根本原因。就东亚国家来讲，泰国、菲律宾具有典型的拉美化特征，日本与欧美发达国家相似，韩国介于中间。不过，韩国收入法构成中劳动者报酬占比偏低的问题在80年代后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可以说这是它能避免中等国家陷阱的一个重要原因。

　　收入差距过大特别是其长期得不到改善，将会在造成社会不稳定和抑制消费(扩大内需)两方面对经济的高增长形成巨大的影响，即一国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的增长将面临消费不足的巨大障碍。城市化长期滞后、地区差距过大等都会产生需求的陷阱。在这一阶段，缩小增长差距(包括三方面差距)的政策不仅会得到更多的民众支持，而且会产生较大的新发展效应，因为它们将带动需求(主要是消费需求)的扩张，从而纠正投资与消费的严重不平衡问题。

　　二、现有发展模式的继续推进将会严重阻碍产业升级和产业竞争力提高

　　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容易落入陷阱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它被主导成熟产业、低2工资的穷国竞争者和主导技术迅速变化产业、追求创新的富国挤压在中间，这实际说的是产业升级的重要性，持续的高增长如果不能带来产业竞争力(主要是制造业的竞争力)，那么发展陷阱必然会发生。我们现有的发展模式如果继续推进下去而不做一个大的战略转变，就会因对创新的激励不足而陷入两难境地，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会因国内要素成本的上升及国外竞争者的压力而挣扎;而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外资压力和有效的激励机制难以建立起来的情况下难以形成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中国的情况可能没有曾落入中等国家陷阱的那些国家那么糟糕，但资本密集型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严重不足无疑是影响未来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质量的关键因素。其中最最需要改变的是：让与国家竞争力提高关系很小却消耗很多的社会资源的房地产业暴利机制不复存在，使其他产业特别是一些战略性的重化工业和高技术产业的经营者不再受外部短期暴利机会的影响而安于创新，同时增加对自主创新的政策激励。三、现有发展模式不改变将会使资源瓶颈约束难以克服，且环境的代价太大

　　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房地产发展，就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高耗能行业，因为房地产下游全是高耗能行业，房地产行业由于其技术进步有限，对下游产业升级的要求不强。因此，房地产长期过度发展将会产生两方面不利影响，一方面使高耗能、高污染、高资源消耗现象难以抑制;另一方面，将阻碍产业的技术升级。也因此，我一直认为，把房地产业作为增长的发动机、把其列为最重要的支柱产业将是十分有害的。

　　四、现有发展模式严重扭曲了资金、资源的宏观配置，隐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或经济危机

　　现有发展模式在资源、资金及人才都倾向于房地产业，这不仅影响经济的宏观资源配置效率，而且可能引发重大的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即房地产过度泡沫化的风险。不论是从较早时期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南美国家的经验看，还是从晚些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东南亚国家的经历看，房地产泡沫均难以避免，这无疑是它们先后陷入金融或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所以，在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抵挡房地产的诱惑是避免出现金融或经济危机的关键，日本、韩国和我国的台湾省避免了，所以它们成功了。韩国做得最好，1975年韩国便开始实施重工业战略，这时房地产投机活动开始兴起，韩国政府以建立重化工业竞争力大局为重，采取抑制性的政策，避免了房地产的泡沫。现在泰国之所以陷入发展陷阱，与其90年代所发生的严重房地产泡沫有直接关联。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是不是房地产泡沫在任何时期都会产生致命性的影响?答案是否定的。主要看房地产泡沫发生的时期，即发生在经济增长的哪个阶段，日本的房地产泡沫发生在工业化及现代化完成之后，韩国基本避免了房地产过度泡沫问题，东南亚国家房地产泡沫则发生在刚刚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时，中国则更要提前，发生在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之前。我们认为，房地产泡沫发生得越早，危害越大，越迟，危害越小。日本是“结果泡沫”、东南亚与我国是“过程泡沫”，“结果泡沫”问题不大，“过程泡沫”将可能破坏整个长期高增长机制，从而落入中等国家的发展陷阱。明白这一点对克服中等国家陷阱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要避免落入中等国家陷阱就是要在发展的战略转型期避免房地产出现过度的泡沫，特别是不能出现泡沫经济。

　　总之，我们的基本结论是：现有发展模式在新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难以继续发挥作用。中国经济增长对内依赖于房地产，对外依赖于出口，在新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下，正面临巨大挑战。这次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将会改变传统的增长因素，即美国经济增长依赖于过度消费和金融市场的泡沫化将发生重大改变，即政府将加强对金融的监管，居民消费行为将主要依赖于收入增长而不是资产泡沫的膨胀，因此，可以预见危机中及危机过后的一段时间内，没有了过度消费的美国经济将会恢复常态，这将使我国的高投资形成的过剩生产能力无法消化(出口增长可能出现中长期放慢趋势，而只好转向内需，当然这是改变原有发展模式的机遇。但内需的增长将受到前期高增长相伴的一系列不合理的结果的影响，三大差距扩大或长期得不到改善、对消费激励不足、房地产过度消耗居民的购买力、产业竞争力提高缓慢等)的严重制约，而我们的各级政府对投资的冲动依然强烈(这次“保增长”的政策体现得非常明显)，这将会使我们的经济形势更加恶化。不通过启动消费、而是继续扩大投资将加剧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产能过剩危机可能全面爆发。唯一的出路就是转变发展模式，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十二五”中国发展模式调整的思路及建议

　　转变发展模式的基本思路是：由“两个过度依赖”转变为“两个依靠”，即增长动力转变，所谓两个依靠就是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扩大内需，内需的扩大和升级主要依赖于扩大消费需求，同时主要依赖自主创新能力而不是资源、资本的过度投入。这一增长动力转变，需要对原来的分配格局、激励机制进行重大调整，建立新的分配格局和新的激励机制，同时对制约产业升级、内需扩大的重要体制需要加快改革。

　　一、缩小三大增长差距，释放生产力

　　差距不是生产力，但缩小差距就是释放生产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以后)中国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但没有缩小内部城乡和区域差异，过去的高速增长好像并没有受到这些差距的扩大的约束，但未来还会如此吗?我们相信，在下一阶段(“十二五”起)这些差距将会成为是否维持高增长的一个重大障碍。我国进入新增长阶段(人均收入水平达到中等国家水平后)后的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创新和消费，在这个阶段即经济增长在需求上将改变过度依赖于投资增长的老模式，转为主要依赖消费需求的释放。而收入、城乡、地区差距的扩大及长期得不到改善将会扩大消费形成明显的约束，因此，我们认为，缩小差距在新阶段具有明显的帕累托改进效应。缩小一个点的差距比增加许多点的投资的效率可能来得大。

　　如何缩小差距呢?主要是根据公平原则缩小三大差距，建立经济增长的分享3机制，政府的发展目标由单一的追求GDP的高增长转为共享型的稳定增长。这里主要谈谈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建议(对缩小其他两大差距的建议后面有分析)：(1)要消除机会的严重不公平问题，主要是加快实现基本教育、医疗服务等的均等化，同时增加政府对国民的在岗和离岗培训投入;(2)扩大就业是缩小收入差距、建立分享型增长机制的最有效途径，要加大对企业扩大就业的刺激，同时要建立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金融服务机构和非政府的社会中介服务组织;(3)促进劳动力市场充分发育，严格执行新劳动法，提高职工工资;(4)提高垄断行业和一些非创新型暴利行业的税收，加大收入的再分配调节;(5)降低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的税率，扩大征税面(减弱逃税的动机)，最终起到扩大税源的4目的。

　　二、促进消费模式转变，挖掘内需增长潜力

　　中国居民的消费不足除了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体制不健全等约束外，还受到消费结构不合理、消费方式(或模式)落后及各种政策性限制的重大影响，在我们看来，后者更为本质。我们建议在以下方面促进消费增长：一是改变传统的消费模式，挖掘巨大的消费潜力。即改变以“吃住”为中心的封闭型消费模式，转变为以“玩”为中心的开放型消费模式。中国居民消费中最为不足是服务消费，服务消费不足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的公共服务投资不足而导致的公共服务能力不足，另一方面是由于居民的消费模式落后及在一些重要消费领域还存在较多的政策限制。我们传统的消费模式是以“吃住”为中心，在“吃”和“住”上存在过度偏好的问题，这既造成了消费结构的不合理、不经济，又使得居民在其他方面特别是服务业的消费能力不足;同时，以过度强调“吃住”的消费模式是一种封闭性、缺乏创新的消费模式，对第三产业的发展极为不利。因此，应努力改变这一传统的消费模式，转为以“玩”为中心的消费模式，促进服务消费增长，其中特别是要鼓励旅游休闲业的发展。二是尽快取消在汽车消费使用上的限制政策，扩大汽车消费。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把汽车当作奢侈品而在消费政策上加以限制，如征收较高的消费类税(车辆购置税和消费税)，在汽车的使用上也存在较多的限制措施，如限小、限制出行时间及征收高额的过路费、过桥费等(高速公路收费过高)等，对扩大汽车消费形成了较明显的制约。建议取消经济型轿车的消费类税收，大幅度降低过路费和过桥费。三是大幅度降低门票价格，打破与旅游景点相关的服务业的垄断，提高旅游休闲的服务质量，促进旅游休闲业发展。

　　三、加快农民转化市民的进程，提高城市化率

　　我国现有1.6亿至2亿的半城市化居民(农民工)，就消费来讲，这是一笔潜力极大的资源，加快农民工向完全市民的转化，将会大大地促进消费需求的增长。加快农民转化市民的进程，应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促进城市房价的合理化，高房价下无城市化，中国目前的房价水平与收入水平相比，严重偏高，降低价格将会释放出巨大的购房需求，也会相应地加快城市化进程。二是实施大规模的农民工安居工程。主要是利用政府的力量，建最低标准的农民工住房，如建20平方米以下的小套房，甚至建过去学校、工厂那样的“筒子楼”作为过渡。三是鼓励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

　　四、鼓励自主创新，提高产业竞争力

　　鼓励自主创新，主要是减少对非自主创新方面或领域的过强激励，因为只要存在比对自主创新更多的激励存在(如对外资的过度激励，如对房地产的过度激励)，那么，自主创新投入就不可能增加，相反是减少。这里也包括威廉?鲍莫尔提出的政府要严厉打击非生产性的“企业家行为”(“寻租活动”)。所以，我们的建议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改善总激励环境或方向;二是具体的自主创新刺激政策。

　　首先，要改变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作用的政策导向，减少对房地产的过多激励，消除房市暴利，阻止社会资金过度流入房市。征收房地产税，只鼓励一个家庭拥有一套住房，对一套以上的住房采取严格的抑制政策(附加征税和严重贷款条件5等)。对外资的激励要严格限定，取消一般性的优惠，对内资实行同等国民待遇。

　　其次，降低战略竞争力行业的国有资本比重，鼓励民营资本对产业升级的战略作用。促进民营资本的充分发展和国际化，在全球竞争中更为有利，战略产业的发展一定要把民营资本纳入。

　　三是利用资本市场推进自主创新。我的思路是将大量过剩的社会资金导入股市与产业升级结合，促进重化工业竞争力的提高。如制定产业差别化的上市融资和再融资政策，主要是明显放宽对升级型的重化工业企业上市融资和再融资的条件，促进重化工业的资本扩张和竞争力的提高;成立一批支持升级型重化工业发展的产业投资基金(股权型、债权型);制定针对性强的优惠政策支持升级型重化工业兼并重组。

　　四是确定激励自主创新的正确导向。主要是要鼓励企业围绕节能节资搞自主创新，产品的自主创新要坚持“紧凑化”的取向，产业政策重点是鼓励紧凑型的产品创新，如鼓励经济型汽车的消费和生产，鼓励紧凑型的住房(90平米以下)消费和生产，鼓励建设紧凑型的城市等。

　　五、大力增加非基础设施类的公共支出，改善民生

　　新的发展阶段，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和财政结构改革主要是扩大非基础设施方面的公共支出，弥补这类公共部门(涉及民生)长期以来的支出不足。大幅度增加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政策性住房及就业保障等民生方面的投入，可以减轻居民在这些领域的支出负担，置换出新的购买力，同时，能显著地改善居民的支出预期且增加对政府的信心，因此，会对扩大消费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

　　六、大力放松对服务业的管制，促进服务业的繁荣

　　重点是加快教育体制、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明显放松对文化娱乐服务、社会中介服务(非组织的公共组织)的准入限制，促进相关服务业的大发展。

　　七、把促进中部崛起作为国家的区域经济增长点

扩大内需、缩小区域差距要培育新的区域增长点，在新阶段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应将中部崛起战略上升为新时期的国家发展战略。中部地区资源丰富、交通便利、产业基础较好、市场潜力巨大，已经具有了加快发展的有利条件，中国要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家竞争力，唯一的出路就是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快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特别是向临近的中部地区转移，利用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优势和劳动力优势，让其重复沿海80-90年代沿海的发展过程，与此同时，促进沿海地区产业升级，再过20多年中国便能实现全面振兴。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崛起，不仅能显著地扩大内需，而且也是有效地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地区差异的最有效途径。为此，要尽快制定支持中部地区崛起的政策：一是制定大力促进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部地区(包括部分重点西部地区)转移的优惠政策;二是加快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其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加快推进中部地区城市化进程，加快服务业发展，增加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