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市群的发展有赖于都市圈与众多城市的相互支撑
都市圈和周边的城市圈相互耦合形成城市群。形成城市群有三个条件：一是在一个特定区域范围内有相当数量的有一定规模的城市；二是有一到几个特大城市、超大城市或辐射带动能力强的大城市；三是城市间的经济联系非常密切。符合这三个条件的区域可称为城市群。每个城市都有其对外影响的范围，谓之城市圈，都市圈是城市圈的特殊形态，是都市辐射影响的范围，都市圈与城市圈相互耦合，就形成了城市群。这里有一个逻辑判断，没有都市就没有都市圈，没有都市圈就没有城市群。因此，城市群、都市圈和都市也就是都市圈中的核心城市形成了相互支撑的结构体系。
我国人口众多，绝大多数集中在东中部地区。随着产业的发展，城市规模迅速扩大，交通条件根本改善，城市之间的联系不断增强，形成了多个城市群。在沿海沿江地区，形成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辽中南、海峡西岸、长江中游、成渝等城市群，在陇海铁路沿线，形成了中原和关中城市群。城市群数量多、范围广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并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长三角是我国最具典型意义的城市群，最初只有16个城市，面积11.39万平方公里，由上海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南京都市圈构成，有上海、南京、杭州三大城市，这是城市群的“硬核”，还有十几座大中城市和近百座中小城市，成为城市群的重要支撑。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群的范围有所扩大。
珠三角城市群现在称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包括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等城市，面积不如长三角那么大，但城市更密集，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也有深圳、广州、香港三个“硬核”城市，人口千万左右，GDP过万亿。城市群的范围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范围也会相应扩大。
京津冀城市群位于我国北部沿海，拥有北京、天津两座超大城市和石家庄一座I型大城市，还有唐山、邯郸、保定、廊坊、邢台五座II型大城市。不像前述两大城市群，城市规模落差较大，北京、天津的辐射效应尚未发挥出来。应通过协同发展，减弱超大城市的“虹吸效应”，突破行政壁垒，消除恶性竞争，推动城市之间形成合理分工，实现优势互补，变单个城市的竞争力为城市群整体竞争力。
长江中游城市群规划的范围比较大，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大。武汉都市圈、长株潭都市圈、南昌都市圈之间的联系并不太紧密，其中存在明显的“断裂带”。但武汉的城市人口近千万，又是中国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区位优势非常明显，北有孝感、南有咸宁、东有鄂州，西有荆州，还可以辐射到黄石、黄冈、九江、信阳和岳阳，发展潜力很大。
长江上游也有一个城市群就是成渝城市群，由重庆都市圈和成都都市圈所构成。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复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跻身于国家区域重大战略。虽然地处西部，但城市比较密集、产业比较密集、人口也比较密集，对西部地区乃至东南亚地区均能发挥重要影响。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具有通江达海的优势，成为我国最重要的战略腹地。
东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和农业基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东北地区的辽中南城市群非常具有典型性，有沈阳和大连两个特大城市，交通比较发达，城镇化水平较高，产业基础也比较雄厚。虽然近年来经济增长比较缓慢，产业结构不太合理，人口外流情况比较严重，但城市体系比较合理，有沈阳都市圈和大连都市圈，其他城市如鞍山、本溪、丹东的规模都比较大。
从空间布局上看，上述六个城市群有三个在东部沿海，一个在中部地区，一个在西部地区，一个在东北地区，体现了我国产业空间分布的基本格局，也符合我国人口流动的基本趋势。这六个城市群不仅是我国的重点城市群，也是各区域的中心和龙头。
城市群不是规划出来的，但城市群形成之后需要规划。因为一个城市的发展少则几十年，多则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而城市群多则十几个大中城市，少则七八个大中城市，岂能够人为规划出来。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城市规模越来越大，有的城市常住人口超过了500万，有的城市常住人口超过了1000万，城市之间产生了激烈竞争甚至是恶性竞争，行政分割也严重影响区域经济联系和经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加强区域合作，通过编制城市群规划，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提高对周边区域的带动力。
从目前看，城市群内部各城市的竞争比较激烈，城镇体系不太合理，行政壁垒不同程度存在，合作机制尚未建立起来，市场一体化、交通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道路还任重道远。城市群内部有一个以上常住人口超过300万的大城市、特大城市甚至超大城市，也有众多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我们谓之城镇体系。合理的城镇体系是城市之间规模上有落差，但不应过大，应是梯度式，而不是断崖式。在城市群里，多个城市共同辐射一个区域，由于交通的网络化，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区位劣势在弱化，成本优势在强化，有利于大城市的产业链条延伸到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通过参与产业分工，就能够找到发展机会。所以，城市群里，产业集群众多，产业链条延长，交通更加便捷，对人口的吸纳能力更强，就有可能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二、城市群的外延拓展与协调联动
城市群不是孤立和封闭的，而是一个开放系统，对内对外都保持着广泛的经济、社会、文化和信息的交流。随着生产力发展和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城市规模不断扩大，辐射半径不断向外延伸，区际联系强度越来越大，导致城市群的范围、结构、性质等发生改变，不断向其高级形态进化。城市群的形成是渐进的连续的过程，既包括区域内结构优化与协调发展，又与相邻区域互动互进，甚至发挥对更大区域范围的影响和联动效应，当其功能、结构、对外联系或其他相关要素发生变化，就会导致城市群的连锁反应乃至城市群范围的改变。
长三角城市群最初只有16个城市，由于行政区的分割，南京都市圈的范围限制在江苏省的范围，而位于北部的滁州、西部的马鞍山、南部的宣城虽然距离很近却被屏蔽在外。随着区域合作的意识增强，交通条件的改善，上述三个城市与南京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国务院批准的《南京都市圈发展规划已把滁州、宣城、马鞍山包括在内，甚至把芜湖也包括在内。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已耦合在一起，长三角城市群的外延扩展已成为必然，由三大都市圈扩展为四个都市圈。
京津冀城市群的范围现在限于三个省级行政区，山东半岛城市群10个地级市位于山东北部，由于存在“断裂带”，与京津冀城市群尚未耦合在一起。但随着河北沧州和山东德州城市规模的扩大，经济联系的加强，“断裂带”将会消失，现在两大城市群将汇合为京津冀鲁城市群，甚至太原都市圈也将与石家庄都市圈相互耦合，跻身于京津冀鲁城市群。无论是城市数量，还是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京津冀鲁城市群跻身于世界级城市群都是毫无疑问的。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经济总量是最大的，但区域范围是最小的。周边城市如汕头、汕尾、潮州、揭阳与珠三角各市的经济联系日趋紧密，城市群扩容势在必行，潮州、揭阳、汕头与海峡西岸城市群的漳州、厦门空间距离更近，联系也很紧密，因此，大湾区城市群与海峡西岸城市群也将合二为一。甚至，祖国宝岛台湾与福州、厦门不到100海里，跻身于大湾区城市群也将是时间问题。
长江中游城市群与中原城市群均位于南北大动脉京广线上，信阳与武汉的经济联系非常密切，客观上是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一部分。中原城市群最南部的城市是驻马店，这是两大城市群之间的“断裂带”，随着驻马店、信阳、漯河三市城市规模的扩大，经济联系的增强，“断裂带”将随之消失。长株潭都市圈与武汉都市圈也存在一个“断裂带”，那就是岳阳，随着岳阳的城市规模扩大，与武汉都市圈的经济联系增强，也将与长江中游城市群融合在一起。长江中游城市群与中原城市群在不久的将来势必融合在一起而成为中部城市群。
辽中南城市群的北部边界是铁岭，哈长城市群的南部边界是四平。在战争年代，四平是兵家必争之地，而和平年代，却是行政区的边缘。四平与铁岭虽距离不远，却成为两大城市群的“断裂带”。假如四平和铁岭的经济发展比较快，城市规模比较大，“断裂带”就不复存在，两大城市群就汇合成为一个城市群，城市群的名称可改为哈大城市群，因为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四个都市圈均分布在哈大铁路线上，有三大都市圈在京哈发展轴上。
在“十五五”时期乃至更长一段时间，上述五大城市群将处于外延不断扩展的过程中，尤其是处于“断裂带”上的城市，应克服边缘劣势也就是行政分割，打破市场壁垒，优化营商环境，聚集经济要素，变城市群的边缘为城市群的中心，实现空间布局上城市结构的跃升。
经济活动在城市群演进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经济发展打破了城乡空间结构的平衡，在空间上产生了适应变化的内应力，也引起其他要素（如技术、用地结构等）的变化，增强了空间结构的适应能力，促成城市群空间的外延扩展。经济运行的规模决定城市群扩展的规模，产业发展的结构决定城市群结构，经济发展的周期性规律决定城市群扩展的波动性。当经济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时，带来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建设投资的增加，促使城市群空间的加速扩展，并以外延式扩展为主：反之则导致城市群空间扩展的停滞并以内涵式扩展为主。
在城市群的扩展过程中，市场机制是城市群空间演变的动力源，政府也是城市群空间演变的推动力，通过政府和市场的共同作用产生集聚和扩散效应，从而影响和改变着城市群的发展演变。市场力决定了经济活动的发生以及其中的企业行为，由此引发人口的空间集聚，促进城市群空间格局的发展变化。
三、辐射和带动：提高城市群在更大区域的影响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的发展，城市群的外部边界不断向外扩展，这是一个历史趋势，但不可能扩展太快。虽然，规划范围可以大一些，但实际推进还是要遵循客观规律。城市群有一个外部边界，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断裂带”，也就是城市群和周边的都市圈或城市圈相距较远，短时间难以“耦合”。有时不用通过数据测算，也能明显感觉出来。陕西的汉中之于关中城市群，四川的巴中之于成渝城市群，浙江的温州、衢州之于长三角城市群，很难跻身于城市群之中。当地政府很想扩大城市群的范围，一方面，扩大范围可以在与其他城市群比较时，争取进位；另一方面，也希望得到城市群的带动，刷一点“存在感”，但不能“拉郎配”，就像未成年人参加成年人的长跑比赛，不仅很难胜出，也对身体没有好处。可行的途径是发挥城市群的辐射力，对周边地区发挥引领和带动作用。城市群之间通过加强联系，密切合作，共同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
从中国的现实来看，城市群之间已经存在人们感觉到的经济带，如沿海经济带，串联了辽中南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长江经济带串联了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陇海兰新经济带串联了中原城市群、关中城市群、兰西城市群、天山北坡城市群等。这些经济带的范围不那么大，但经济带上的城市受到城市群的辐射带动，有利于集聚经济要素，使城市规模逐步扩大。这些现象完全符合区域经济学“集聚于点、扩散于带、辐射于面”的基本原理。
谈到“辐射于面”，通常的认识是一个规模比较大的城市对周边地区有一定的辐射作用。城市群是由众多城市组成的，辐射力将更大更强，前提是不能相互抵消。因此，要对更大的范围即经济区进行规划，以城市群为依托构建经济区。如依托辽中南城市群和哈长城市群，规划东北经济区；依托京津冀城市群和山东半岛城市群，规划泛渤海经济区；依托长三角城市群，规划泛长三角经济区；依托海峡西岸城市群，规划海峡经济区；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和北部湾城市群，规划泛珠三角经济区；依托中原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规划中部经济区；依托成渝城市群，规划西南经济区；依托关中城市群和天山北坡城市群，规划西北经济区，实现经济区的一体化发展。经济区既是规划区，也是合作区，还是政策区。
四、建立城市群合作机制，促进城市群一体化发展
城市群一般跨县、跨市甚至跨省，促进城市群一体化，必须建立合作机制，加强行政区之间的合作。中国的行政区是历史形成的，垂直管理，效率很高，但横向分割，影响要素流动，不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应建立不同尺度的经济区，与行政区并行不悖，形成行政区和经济区“双轮驱动”的管理体系。
（一）探索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复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提出，探索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经济区讲横向协调，讲相互合作，讲优势互补，讲互利共赢。行政区讲令出必行，讲上下联动，讲提高效率，讲责任担当。行政区和经济区各有优势，各有短板，通过建立经济区，并与行政区适度分离，功能互补，双轮驱动，有可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城市群从性质上属于经济区，应通过体制创新，建立城市群的合作机制。很多经济区往往流于形式，合作难以深化并难以持续，关键在于没有建立行之有效的合作机制。
建立经济区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区域合作，是基于各行政区的利益诉求进行协调，而不是替代行政区。不能认为是在行政区之上再建立一套管理机构，搞叠床架屋，也不能对经济区的合作寄予很高的期望，指望其解决区域发展的所有问题。消除行政壁垒，减少恶性竞争，增强横向协调，促进城市群规划的落实，就可视为了不起的成效。
（二）建立市长联席会议制度，设立城市群管理办公室
城市群由直辖市或省会城市和相邻地级市共同组成，为了推进一体化，必须建立合作机制。建议建立市长联席会议制度，每半年召开一次会议，讨论解决区域合作中出现的问题。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负责落实联席会议做出的决策。参加会议的市领导可代表本市提出自身的诉求，并表决联席会议办公室提出的合作事项。联席会议主席可轮流担任，也可由一个经济规模最大的城市的市长担任。
（三）设立城市群发展基金
城市群合作体制建立以后，要对跨省跨市跨县的交通设施给予完善，要有一定的公共支出，必须明确资金来源，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很难持续或很难有所作为。建议设立城市群发展基金，经财政部批准，由各市按照财政收入的一定比例缴纳，用于跨省跨市跨县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必要的支出。各市缴了钱，就会关心钱的去向和效果。城市群有了钱，就要考虑干什么事，如何取得更好的效果。
（四）以交通一体化为先导，加快城市群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一体化
要构建多层次交通网络，缩短要素流动的时空距离。构建以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城际铁路为主骨架，城市轨道交通、普通公路和城市道路为补充的多层次交通网络，推进“轨道上的城市群”建设，推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消除要素流动的制度障碍。
要加快构建跨行政区产业链分工体系，破除行政区产业壁垒。中心城市聚焦科技创新、企业总部、高端服务；周边城市发展先进制造、各类产业集群等；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农产品加工、特色产业、零部件配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