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题背景和研究思路

　　一、课题的提出过程

　　早在80年代中期，当时中央和国务院的农业与农村经济政策的主管部门就讨论过，是否有必要在“大包干”全面推开之后，适时提出相应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建设”作为今后一个时期农村改革与发展的主要政策内容。

　　那时讨论这个问题的背景有两个：其一是由于1984年粮食大丰收形成“卖粮难”压力下进行的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又在1985年接踵而至的粮食产量下降压力下进退两难，由此导致对“第二步”农村改革内容产生分歧；其二，农村政策部门自身并不以大包干所创造的农产品产量增长自诩，认为“包产到户所解决的问题，远不如它引发出来的问题更多”，并且在1986年开展了在“国民经济成长新阶段”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如何进行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的讨论，亦即“后包（后包产到户的简称）”问题的讨论。

　　曾经在我国农村改革中起重大推动作用的“中共中央1 号文件”到1986年为止共发布了5 个，此后则不再发布。 1987年发布的中共中央5 号文件系统阐述了今后农业和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总体思路，并且强调了在全国有选择地建立涵概农村改革与发展的主要内容的“改革试验区”，有目的地进行分类指导、分区突破、弱化改革风险的政策性试验。

　　进入90年代以来，我们在农村改革试验区的实践中不断加深了对后包问题的理解，尤其是在1992-93 年初步总结部分试验区从单项试验逐步发展为综合性制度创新的改革经验时，结合农业与农村经济面临的不断恶化的资源紧约束和市场经济的挑战，日益感到单项改革实在已经不能解决农业和农村经济面临的复杂矛盾，确实有必要重新提出1986年曾经讨论过的以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建设为主题的综合改革，建立必要的组织制度体系来稳定大包干以后近 20年中逐渐形成的农村经济秩序，保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不过，我们当时对于到底应该提“农村基本经济制度”还是“农业基本经营制度”把握不准确。于是，经过汇报讨论和多方征求意见，在1994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文件中，“农业基本经营制度建设”被作为深化农村改革的第一项内容正式提出。

　　随后，我们进行的“中国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研究”经申报被列为1995－96年度农业部软科学重点课题。在那时的研究中课题组初步提出了一系列值得讨论或者引起了一些争论的观点，认为在人口增长压力下“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不可能缓解，迫使基层村社内部形成土地均分制，这就客观上形成了不可能完全排他的产权（我们暂时称之为“产权两级构造”），这不仅是政策概念上的“两权分离、双层经营”得以实现的内在前提，并有可能形成小农村社经济内部化的经营制度和不同形式的合作经济组织。现在我们有幸看到，当年引起争论的“小农村社制”和产权“不完全排他”等观点，正在逐渐得到认同。

　　在农业部课题取得初步成果之后，该项研究又得到中国改革研究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支持，被列为1997 年度课题。其间，课题组结合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的10年总结，对农村基层的土地、财产、农户、企业、流通、组织、税费、产业化等多种专题进行了调研，收集了大量个案和数据，并安排了对解放前、后和集体化时期农村历史资料的整理分析，终于具备了完成该课题的资料基础。

　　二、主要研究成果

　　此次形成的课题报告分3 部分：

　　第一部分是对当前农业和农村的经济制度问题的分析，指出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随人口倍增而更加严峻，资源紧约束使农村基本制度安排不可能再有条件趋向私有制，于是大包干以后在土地占有关系上出现了比解放前的两权分离更进一步的产权两级构造，农户私有财产和其他经济成份财产比例上升，使农村财产关系复杂化。在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中，地方政府开始了新的地方工业化资本积累，代表城市垄断经济的商业和金融资本仍然继续从农业提取剩余。农业的商品率和土地产出率提高，但在劳动力严重过剩的作用下劳动生产率几乎不变。农民在满足温饱目标之后在市场化压力下转向追求收入最大化，在土地要素不变而资金和劳动投入可替代的影响下，正在改变传统的“劳动替代资本”投入的内在行为机制；农业主产品需求弹性下降而使供给波动加剧；于是利用、改造传统组织制度资源形成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由于能够在资源约束不变的压力下有效地扩大农业内、外部规模，弱化市场风险，而成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制度保障。

　　第二部分是对解放前土地占有、租佃、借贷、税费等农村基层各类经济制度的历史资料的整理分析；从中提出的主要观点是：在清末以来人口超过4 亿的压力下，人地关系已经不可能改善，于是在地租率畸高的条件下，出现了我国农村特有的土地占有权与使用权的“两权分离”，在使农业资源得到相对合理配置的同时，也形成了小农村社经济内部的劳动替代资本投入的积累机制和分家析产使土地无限析分的不规模问题，因此不可能与国家追求工业化的目标相适应。在城市工商业兴起的拉动作用下农业的商品率有所提高，这就为工商业和高利贷资本超额剥夺农业和农村经济创造了机会，正是由于工业化进程中分散的小农剩余被过量剥夺，农民因此大量破产，社会矛盾因此激化。

　　第三部分是对集体化时期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有关文件整理和实证调研分析，指出了相对于所有权而言，土地使用权的变动对农村基本制度的形成有更大的影响。集体化产生于国家工业化进行资本积累和城市工业品占领农村市场的需要，而不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集体化在农业上并不成功，主要原因是在于农业生产力过低条件下，人口增长对农业剩余分配越来越形成压力，而当以村社人口为先决条件的收益分配不可能对劳动投入形成激励的时候，出现了劳动力普遍消极怠工。长期以来传统小农经济条件下，由于劳动力无限供给而形成的不计代价的“劳动替代资本”投入的内在机制，就在劳动工日和工分“虚增”而有效劳动投入下降的情况下，不可能再对稳定农业生产起主要作用。

　　三、课题思路和观点的形成

　　中国近一个世纪以来受西学影响逐渐形成的思想理论体系，一直就有一个源于西方的科学及其背后的科学哲学，如何与中国的实际和中国的传统理论相结合的问题。在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居于绝对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客观上也有同样的外来理论与中国实际相接合的问题。因为中国至今还是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对比例的农民国家；无论什么思想理论，都必须合于国情。

　　1 、中国近代农民革命的基本脉络

　　中国革命实际上是农民革命，中国的3 次国内战争又被称为3 次“土地革命战争”；而土地制度问题同时正是农业的稳定与农村基本经营制度问题研究的基础内容。

　　孙中山早在发动旧民主主义革命之初所提出的纲领中，就以平均地权为重要内容之一。但是不久之后他就认识到：中国农村社会的不平等其实只有“大贫与小贫之分”。于是，发动不起农民革命的孙中山转向联络“会党”起义，最终还是使旧民主主义革命沦为被军阀利用的割据战争。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在20年代作农村调查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充分肯定“痞子运动”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理论依据。后来他在早期的左倾路线影响下，在秋收起义、建立井岗山根据地的历程中，也一度尝试开展“打土豪分田地”来平均地权；其后不久他就因为山区小农剩余太少、不足养军而改变为“斗土豪、筹粮饷”，并因此受到左倾路线把持的中央的严厉处分。此后井岗山和其它根据地也因此虽然“扩红”30万而“苏维埃”式的革命终于未果。再后来，红军历经艰苦长征后仅以3 万军力在陕北贫瘠的乡村立足，以“延安山沟里也能出马克思主义”战胜了王明从莫斯科照搬的苏式教条主义并终成正果，究其原因（排除抗日战争这个外因），把“分田地”改革为“减租减息”，把“打土豪”改革为承认“李鼎明先生是个开明士绅”、亦即保持农村基层传统的社区精英自治；应是其中的关键。《毛泽东选集》中的“两论”和“改造我们的学习”，就是中国共产党同王明带来的苏式教条主义斗争的产物。

　　2 、对传统农业社会特殊性的认识

　　中国知识界自新文化运动到40年代曾经有过一次较深刻的反思。一批注意研究国情的学者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或称“亚细亚形态”的问题引起讨论。其意在于引证马克思晚年自省对亚洲古代社会认识不足、因而不能以自己源于摩尔根和达尔文的有关论点，来分析中国不同于西方5 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特殊性。这本来对于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化是一线希望的曙光。因为以原始灌溉农业为生存基础、以“群体（家庭）”为社会基因的东方古国，其社会发展过程的确有别于以原始狩猎、采集和畜牧为生存基础、以“个体”为社会基因的西方。通过在瑰集了人类文化遗产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和巴黎的卢弗宫，认真地对历史文物做观察对比，我们认为人类从原始氏族共有制社会向古代封建国家制的社会过渡的历程，东西方差别十分明显。因为人类在原始社会的生产方式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结构的社会；西方是以个体为基因的社会，东方尤其是中国，则是以群体为基因的社会。中国第一个国家政治形态“夏朝”，产生于“夏禹”带领农业氏族公社对黄河水害的成功治理，而非阶级压迫和战争掠夺；当然也就不会有类似西方的奴隶制国家。

　　但30-40 年代那次讨论的结果是，随着这批学者被打成“托派”，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如何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深入讨论也因之中辍；而曾经在理论界起过重大作用的《奴隶制时代》，由于明确了中国也与西方完全一样，存在包括奴隶制社会形态在内的5 段论进化模式，而倍受赞赏。同理，有些经济学家后来的执牛耳，当与他们在农村调查中提出“不足10% 的地主、富农占有80% 的土地”这样的重大判断、从而为大规模土改提供了理论依据有关。但是，本课题对19世纪初以来的实地调查按时间排序的研究已经证明：尽管土地占有绝对不平等，但在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制约之下，土地所有权又是不可能向少数人集中、而且是表现为逐渐分散的；于是出现了“两权分离”，土地的使用权在向生产能力最高的自耕农（富农和中农）集中，从而使农业资源得以相对优化配置。进一步农业的商品化和农村借贷关系的结构分析发现，实际上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主要社会矛盾，是高利贷和工商业资本与农民的矛盾；所反映的本质，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亦即城市化和工业化如何从高度分散而且剩余量太小的小农经济提取积累的问题。

　　3 、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及其从农业提取剩余的制度安排

　　在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曾经历了从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近三十年的国家工商业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其主要方式是：在国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全额占有城乡各种资源；全环节控制工业、农业和其它各产业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全部经济过程，从而由中央政府占有城乡劳动者的全部劳动剩余价值，然后通过国家财政的再分配，转化为城市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

　　近三十年的国家工商业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相对于清朝末年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工业化和民国中期以官僚资本为主的工业化而言，应该说是一次政府主导的国家工业化的成功范例。在我们这个落后农业国进入现代化的特殊历史阶段，中国农民为此付出了必要的代价，新中国政府追求工业化之初面临的基本矛盾，仍然是小农经济对于现代化的天然反动，与清末和民初并无二致，除了土改使地权在村社地域范围内完全私有而且更加分散化之外。在农业剩余过少而且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条件下，政府通过建立“统购统销”的流通体制和“集体化”的组织体制这两个相辅相成、互为依存的制度体系，直接获取除农民基本生存消费之外的全部农业剩余，以保证处于起步阶段的城市工业稳定获得低价原材料供应和工业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食品供给。而在城市，则是以非商品交换的计划体制的内部分配，通过低工资和消费品的计划配给方式，来获取城市工人劳动的剩余价值，转化为国有工业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投入。正是通过这种高度集中垄断的资源经济控制方式，保证了中央政府在不到三十年的工业化进程中，多数年份都能形成高达30-40%的积累率，使中国从五十年代初期一个工业产值和城市人口均占仅15% 的典型农业国，在既缺乏外部市场又几乎无外来投资的恶劣的国际环境中，发展成为工业产值达70% 以上、产业门类齐全、专业分工细致的初步工业化国家。

　　4 、相对于集体化的农村改革

　　我们对“集体化”时期农业生产经营和分配制度进行的研究发现，导致其解体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小农经济条件下农民可以不计代价地以“劳动替代资本”投入的内在机制，不再有条件发挥作用。因为在集体经济内部，一方面按人口平均分配生活资料的利益机制实际上鼓励增加人口、压抑劳动投入，另一方面城乡二元结构压抑城市化发展，按照当时的中央文件规定，人民公社内部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劳动力又不得超过5 %，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小队一级也没有产业结构调整的权利。于是，尽管帐面上社员的工作日和工分都不断增加，但其实际投入的有效劳动却在不断减少。集体化时期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有所下降。因此有的研究从这个现象出发进行实证分析，认为集体经济由于监督成本太高而难以维持也不无道理。但是无论怎样分析，如果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没有根本缓解，那么在其制约下，只要打破了内部化的农户家庭经营方式就必须得计算全要素生产率，土地和其他要素投入难以增加因而必然使农业劳动力投入的边际报酬递减，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也就难以提高。于是还得恢复家庭经营，只要人地关系不改善，维持传统农业还是只能靠小农以“劳动替代资本”投入的内在行为机制。

　　农村以恢复农民地权为实质内容的产权改革曾经在60年代初和80年代初两次提出。第一次只是通过“自留地”、 “拾边地”以及部分开放集市贸易，给了农民对“集体化”的有限的退出权。第二次大包干的成功在于几乎给了农民完全的退出权，在承包经济内部形成了新的财产制度，由集体直接占有并且经营的财产只占总量的4 %。于是，正如胡耀邦所形容的“一撅头刨了个大金娃娃”，中国农业在1982－84年农民重新获得土地使用权之后，突然打破粮食产量长期徘徊、农产品供给长期匮乏的局面；农民收入增加使农村消费突然上升到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64%，农村市场拉动消费品生产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国民经济危困局面得以随之解脱；由此，被称之为“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良运动随之全面开展，中国也终于出现了令全世界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

　　5 、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的稳定性只能依靠基本经营制度建设

　　农村改革20年来，对农业稳定性起主要影响的内部因素，是小农在市场经济的压力下逐渐从追求生存和温饱为目标转向追求收入最大化目标，过去农民不计算资本报酬和地租收益、以不计代价的“劳动替代资本”投入从而稳定地从事农业生产的行为机制，正在朝与过去相反、但却是适应市场经济的方向进行结构性改变。在土地要素投入不可能增加而资金和劳动投入愈益可替代的影响下，农民正在因为其劳动力价格已经事实上由市场决定而逐步改变传统的“劳动替代资本”投入的内在行为机制。80年代的乡镇企业就业和90年代的“民工潮”，都一度因就业结构调整使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但是在城市改革滞后、农业过剩人口难以转移、城市化率几乎不变的制约下，农业主产品需求弹性下降而使供给波动加剧；应该认识到：农民按照市场需求调整产业结构所形成的种植业内部不断加大的级差地租，单靠提高粮食价格是难以弥平的。

　　而外部因素，一方面仍然是城市工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继续从农业提取剩余的老问题；另一方面是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使“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更为严峻。

　　对此我们认为，中国农业和农村已经不再有“一撅头刨了个大金娃娃”式的短期高效改革了，而且任何决策选择都可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次优选择。只能一方面以农村小城镇建设打头的人口结构调整，来缓解基本国情矛盾；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加强农业内部的借助传统制度资源的基本经营制度建设，来提高小农村社经济条件下农业的内外部经营规模。这样才有可能以较低的制度成本，逐步完成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从传统向现代的制度变迁。（时间：2006-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