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客观地看我们所谓的参与国际竞争，至少得知道相对于美国和中国几乎不可同日而语的资源差别：第一，人家的劳均耕地面积是我们的828倍。第二，人家农场规模是我们的上千倍。第三，我们不仅农户规模小而且分割细碎，再加上兼业化经营。第四，我们的农业没有规模，连自食部分和商品部分算不清楚。因此，中国为什么得说是农民问题第一？就是因为小农经济条件下农民的生产、生活结为一体，无法区别。你说老太太用涮锅水煮点糠喂猪，那是生产吗？还是涮锅呢（笑声）？你怎么计算她涮锅加上煮糠和喂猪的劳动呢？怎么计算她的成本呢？她算不算劳动力呢？按照国家的统计，她属于非劳动年龄人口。小孩子放学回家，一路走一路割点儿草，回家塞进猪圈里，算不算劳动呢？
其实我们所谓的畜牧业生产还有竞争力，恰恰就是来源于这些半劳动力的投入不算劳动成本，才造成了我们畜牧产品价格低，才造成计算下来我们畜牧产品的肉料比较发达国家都要低，哪怕它有转基因。因为老百姓只把精料，即花钱买的饲料才计算成为成本。所有这些活劳动投入“不算”成本，才造成我们现在的畜牧业有竞争力，才能出口点儿猪牛羊肉。你如果按照美国式的所谓现代农业来搞规模的养殖场，根本是不可行的。你们看看北京郊区，那些上万头牛场，万头猪场，在国际竞争面前，哪个还活着呢？大部分全死了。
即使现在讲我们目前有几种产品还有所谓的国际竞争力，但回过头去瞧瞧，国际竞争力哪儿来的？根本就不是农业现代化或者叫做规模农业产生出来的。我们客观地看，无论再怎么讲，当这个国际竞争到来的时候会带动结构调整、提升产业层次，技术含量也会提高，规模可能会增加，等等，这些说法大部分似是而非，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学者们不了解中国农村的小农经济是怎么回事。
所以，我们应该客观地看这个WTO影响农民的过程。第一，我们要明白在谈判中农业是作出让步的产业，这从条款上、承诺上都已经很清楚了。第二，从国际对比来看，我们争执的原因在于我们农业人口过多，农村仍然持农业户口的人占73%，必然造成大家都来分那点儿地，于是乎土地分割细碎。政府号召农民实现专业化，规模化的生产。号召了15年，快20年了吧？可是为什么农民不听你的号召呢？是因为你不了解他们。你按照所谓现代化理论提出来的东西，不符合农民的实际。他现在唯一能挣点儿钱的畜牧生产，其实是把家里的半劳力不算帐，这才使以农户家庭经营为主的畜牧业有所发展。但这并不是在完全市场化条件下得到的真实的效益，不是按照现代方式所形成的所谓农业生产的竞争力，而是小农经济条件下以劳动力对饲料的替代而形成的畜牧业、水产业等方面的竞争力。所以我说，看中国入WTO承诺的条款，农业是让步的，看中国农业的现状，客观上也不具备所谓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力。
四、我们应该怎样应对入世挑战
我们接着讲第三部分，我们怎么办？
当然，第一还是得依靠党领导下的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这是十五届三中全会文件指出的，我们认为，中国农村的改革与发展是党领导下的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我们应该相信群众，这仍然是根本原理。至今我们还真没有别的办法。第二应该相信党，这是说党现在很重视这个问题，朱总理最近不断地讲他睡不着觉，中国加入WTO，很多人高兴，他高兴不起来。党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是重中之重，一定要加强，要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民收入。相信群众，中国老农民已经活了5000多年了，从“后稷”教人稼穑开始，农民有4000多年的种地历史了。4000多年都已经活过来了，今后也会继续活下去。这个历史还是要相信的。这是我们要相信的两条原则。
至于具体应该怎么办？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强调的实际措施主要叫做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农业产业化，加强政府对农业的投入，提高农业的科技水平和农民的素质。这些说法从目前看，每个说法都是“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都存在很多问题，落实起来都非常困难。所以从说法上看，今后解决问题的前景也不容乐观。
最近我们一再向上递建议，大体上有这么几条，当然都是个人看法。
第一条，农民纯粹在农业生产领域中，不仅无利可图，而且投入产出为负，这是客观事实。因此这么多的人，这么少的地，人地关系的高度紧张就决定了任何调整都不可能大见成效。除非实现重大战略调整，就是大幅度加快城市化，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允许他们进城，放开城市户口，在就业、劳保、社保等一系列待遇上一视同仁。这应该是第一条。但能不能做到呢？目前看政府逐步在做，比如说现在浙江省已经全省范围内实现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和城里人共同实现。这也算是一个开始吧。2001年10月1号中央放开了县以下城镇的户口，个别地方的省会城市、比如石家庄市也打开城门，你可以根据你的身份、居住地、工作来登记你的户口。因此应该说，假如中国能够在21世纪以有效的政策来推进城市化，加快城市化，那我们有可能大幅度减少农民的数量，提高平均每个小农的农业规模。
但是，尽管我们有这种梦，也仍然不可以对它抱有太大希望，为什么呢？
我们假定确实加快了城市化，而且这个城市化真的实现了我们的计划目标，那么我们从中长期看，到2020－2030年这段时间，中国人口会发展到16亿－18亿。按照这个人口规模，我们实现了50%－60%的城市化率，我们现在只有34%，能够翻一倍，到60%。且不说我们50年来城市化率只增长了15%。我们在今后20年内要比前50年快一倍，还会有多少人生活在农村呢？大约8亿。绝对量减少多少呢？仅仅几千万。我们现在的绝对量应该是8亿7千万农村人口，号称9亿，结果是什么呢？还剩8亿多。那么，劳均耕地能提高多少呢？不仅不能提高，还会下降。为什么？因为每当城市化加速的时候，都必然会带来土地的大规模征占，平均每年按照现在的速度，大约减少1200万亩。按照1993年以后城市化加速的情况看，平均每年会减少2000万亩。我们按少的算，按1200万亩算，20年后减多少？24000万亩。现在8亿7千万农村人口对应的19.2亿亩，减掉两亿多，还剩多少？16亿多亩。人没减多少，地减少了几亿亩，你想劳均耕地面积、小农户的土地规模会提高吗？
这还是在领导决策正确的假设前提之下。万一要是不正确呢？所以从中长期看，靠大规模地减少农民人口来提高农地规模，以农业规模经济来参与国际竞争这条路，中国根本走不通。现在我们的学术界浮躁得很，一有点儿问题就急着说为什么你不这样呢？确实有很多学者提出很多聪明的办法，可你算算帐就知道了，基本国情矛盾是不可能根本解决的。我们目前农业劳动力绝对过剩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同样不可能根本解决。
我举几个例子，说一点儿数字。按照去年的统计，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也就是应该劳动的这部分人是5个亿，那么农业按现在的生产力水平，需要多少劳动力呢？最多需要1.5亿。为此需要转移多少呢？3.5亿。我们现在的乡镇企业号称解决了1亿2千万劳动力的就业，但70%的企业处于停产歇业倒闭的状况，它不能破产，因为破产法不涵盖乡镇企业，它没有依法破产的资格（笑声）。乡镇企业没有国民待遇也是个老问题，咱们暂且不说。就算它仍然在解决1亿2千万，但其中有一半以上也叫做两栖就业。比如在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这一带，它没必要完全转移，在村里上班、下班，就那么点儿地，早晨晚上捞两把就可以了，不值得正儿八经地去种。就那么个意思吧。实际上乡镇企业解决的过剩农业劳动力大约也就是6－7千万。那么你把那1亿5加个6-7千万，算出2亿2，就是5亿劳动力解决2亿2，还有2亿8。那么这些年进城打工的呢，大约有8千万。那好了，再减8千万。其实这8千万和乡镇企业就业是有重复计算的，外出打工的农民中有相当多的人，据说有57%转移到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村乡镇企业就业了。客观地说不能说减了8千万，顶多说算减了4千万，但是咱们仍然按8千万算，为了好算帐，所以我们说农村绝对过剩的劳动力大数至少是2个亿，2个亿就是俄罗斯的总人口或接近美国的总人口。
农村过剩劳动力问题怎么解决，刚才说了，即使城市化加速，中长期看算下大帐来，也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不仅如此，据国务院发展中心测算，在加入WTO条件之下，会有1千2百万劳动力需要从农业离开。也就是说原来有1亿5，实际上可能最后剩下1亿3千万。这些因素我们考虑来考虑去，我觉得目前在这个大的环境、大的政策上还没有给个明显的出路。现在这种调整，无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农产品品种还是品质结构等等，相对于我们的基本国情约束来说，都还没有针对性地提出措施。
尽管我们第一条讲了相信群众，第二条要相信党，我们应该相信现在所提出来的一切政策，都将有利于三农问题的缓解，但是从中长期看思路还不是很清楚，问题还是长期客观存在的。现在我们已经有的这些政策提法，都不足以有针对性地、有效地解决问题。因此就必须得有综合性、突破性的东西。
依我看，目前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三个代表”的思想落实到农村基层和农民头上，能够真正代表大多数农民的利益。中国要真正实现三个代表的伟大思想，就应该有针对性的解决或缓解基本国情矛盾，即人口过多，资源有限，劳动力绝对过剩。因此，我们首先应强调中国对内宣传和对外宣传都应该认真学习邓小平，毫不避讳地讲清楚这种国情，谁想让我照搬你的制度，请你把我这2亿多过剩农民劳动力拿走（笑声）。当年邓小平就是这么谈的话。美国派特使斯考克劳福特来秘密谈判，邓小平就说，你们美国人讲人权好啊，我同意，可我现在没办法，他说，要不这样吧，我给你1亿人，你给他们人权吧（笑声）。当时杨尚昆插话说，别说给你1亿，给你5千万，你就不是今天这个生活水平。
所以，我们只要知道国情矛盾，就请在座的各位从你做起，从现在做起，不要寄希望照搬人家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得明白，站在这块土地上，脚下这块热土就决定了你搬不来现代化。你就得认“可持续发展”。无论我们讲科教兴国也好，赶超战略也好，今后假如你们在座的各位有一天当了领导，请你千万记住，“恰似那张破碎的脸”（笑声，鼓掌）。
因此说，中国的基本国策应该强调一条，叫“就业最大化”。无论谁作为中国的领导者，只要你心里没有那9亿农民，没有那2亿多过剩劳动力，光想着追求什么现代化的东西，解决不了他们的就业，早晚你也呆不稳。所以，我多年来一直呼吁就业最大化应成为基本国策。任何高科技，如果是节约劳动，那么对不起，你就不能算适合中国的技术。所谓发展适用技术，就应该适用于我们目前劳动力过剩这种基本国情，这是第一条，亦即要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确立之后强调以就业最大化为基本国策，否则，我们必遇到大麻烦。
竖看中国历史，所谓的天灾人祸，农民起义，改朝换代，在无论哪个重大事件发生之前，一般都出现人与资源之间关系的恶性发展。而当资源不足以支撑人口扩张的时候，肯定会出大麻烦。现在看还没到极限，中国的资源可支撑的人口约16亿左右，超过16亿这个极限，按现在这个生产力条件，支撑不住。这个极限值早在80年代就测算过，更何况我们现在还是粗放型增长。我们且不说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水荒、油荒，2000年我们进口的7千万吨石油已经超过国内总需求的30%以上，到2005年，我们的石油进口至少将超过总需求的50%，到2010年中国的石油进口将达到70%，如果国内70%的石油消费要靠进口，这么发展受得了吗？一天到晚嚷嚷汽车消费，但是客观地说，我们完全按照现在西方国家走出来的现代化道路走，那是走不下去的。我觉得在座的各位同学不妨多学点GRE、GMAT，都考出去，你就可以享受现代化了。可如果你在中国，那还得悠着点儿，也许得把追求四个现代化改成追求可持续发展，把追求高科技产业结构提升改为追求就业最大化，这是战略层面上的问题。这是第一。
第二，中国并非没有扩张土地资源的条件，我们到现在至少有5亿亩干旱荒漠土沉睡在西部。但是如果按照现在开发西部的方式，对外招标，你哪怕上了一批非常漂亮的高速公路，也会是“这条公路静悄悄”，两边没人。你就算修了复线铁路，那就是四条铁轨在月亮下闪着寒光（笑声）。就算你修了油气管线，6千公里一直从塔里木盆地到上海，但沿路如果没有人，有个把民族分裂分子放个炸药包就完了。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心里得有人，光是上项目，没有人在西部生活，将来会很多麻烦。
那我们建议的是什么呢？中国在国家的这个战略层面上我们说叫可持续发展，在具体的开发策略上我们要考虑尽可能多用人，少用机器。咱们宁可慢一点儿、质量差一点。你用了人就有收入和消费，有消费就有拉动内需的可能。所以，我们主张西部开发“以水为先”。先上西部调水工程，要实行以工代赈，除非一些特殊工程要用大机械，其他能用人的地方尽量用人，而且应该是一个劳动力上工地，给你三口人的以工代赈，鼓励劳动力带着老婆孩子去。干一年白给他三亩地，干三年给五亩地，白给，叫做“以工授地”。以工代赈可以解决生活问题，以工授地则是让去的人留在那儿。有水就有地，有水就有农业生产，然后沿水建村，沿路建镇，把5亿亩的旱地开发出来，西部就保下来了。大家知道北方河流的用水有70%是灌溉用水，这是既成事实。自从大禹治水以来，几千年人们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宏观层面上要考虑国家战略，中观层面上要考虑开发项目的实施策略，我们不能完全按照现成的这些理念来搞。西部开发搞项目也应该想着那2亿过剩劳动力。我觉得这样做的结果其实不仅仅是有利于农民，有利于调整农民和土地资源之间的不平衡关系，也有利于那些目前仍然试图维持自己垄断地位的企业的生存。你想啊，如果2亿过剩农村劳动力就了业，挣了钱，怎么不想给闺女买根红头绳（笑声）？哪怕他就是杨白劳。2亿人需要2亿根红头绳，那也够生产一阵子吧（笑声）？所以我想，即使各位将来毕业到了垄断部门，大家心目中都是银行呀，保险公司呀，但不要太短视，要想着真能把这2亿人的就业给解决了，就会有需求，有需求就会带动生产，这样国民经济会进入良性循环。就是说中观层次上考虑项目的时候也要心里有农民。
我们再进一步说，第三个层次，微观层面上考虑三农问题的时候，建议不要仅仅学习西方远的经验，我们的近邻日、韩，加上我们的宝岛台湾，乃至于欧洲，任何地方只要小农人口仍占一定规模，它都必然实行合作经济。在东亚小农社会，尽管它的农民人口已经普遍下降到10%以下，日本现在大约有5%左右的农民人口，台湾大概8%，韩国也就7%左右，但几乎都是政府以一定的政策优惠，以一定的投资来帮助农民发展合作生产、合作运输、合作销售、合作加工、合作保险、合作金融等。有人鼓吹私有化、反对合作社经济未可厚非，但如果说中国农民没有搞合作的愿望，那就大谬不然了。事实上，让农民只在负效益的农业生产中合作、联合，那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组织、任何制度都是有成本的。而当前能够产生效益的涉农领域，比如加工、流通、金融、保险全都是你垄断，农民怎么能合作得起来呢？至今没有哪一个政策试图帮助农民进入这些垄断领域。为什么科学决策行不通，还不都是垄断部门坐在那儿决策吗？一方面自己是政府来制定政策，一方面自己又是经营部门在捞钱，当然就制定出自己最能捞钱的政策来帮自己捞钱了。
比如说，我们国有商业部门的生猪加工企业，非要告农民宰的肉都是假冒伪劣产品，只有我这里屠宰的才是放心肉。最后弄得咱们中央领导都说话了，名义上为了让市民吃上放心肉，咱们就统一屠宰，实际上就给了它这么一个收费的机会。比如北京，大家只认大红门、顺义，似乎只有他们的肉是真的。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为什么农民使刀子捅出来的肉不合格，一定要你电的猪才合格？好多事情都没法说道理，其实就是因为它垄断。谁能够逼着所有的猪都必须是定点屠宰？客观上根本做不到，于是各地都报告，实行了上级下达的计划，可弄了半天，却把猪头税变成了人头税（笑声）。具体做法是：乡里根据上级税收计划计算应该有多少只猪的税，然后各村一平摊，就按人收了，农民就说，政府把猪头税变成了人头税。这种事儿往往开始是某个部门为了自己垄断利益来建立这么个名目，接着各个部门都支持，因为都可以搭车收费。
再比如金融垄断，非得说农民自己办的合作金融搞的存贷不合法，只有它搞的合法，现在所有的存款都进它那儿，结果每年至少几千亿的农民资金流出农村，农村就变成了经济上的锅底，农村没钱，接着就必然是高利贷横行。我去年调查了46个村，分布在15个省，95%存在民间借贷，85%存在高利借贷，尤其是农民一遇到教育或者看病，非借高利贷不可。在教育和医疗垄断下，据说为了让学校和医院不断地提高收入，上学和看病就越来越贵，农民借高利贷也越来越多。和知识分子相关的这些领域，教育、医疗等，农民都是越来越消费不起的。因此，号召从农村来的这些年轻学生，学成后回乡为父老效力，怎么可能呢？请问你们谁还愿意回去？于是，农村人才流失是很正常的，这是按现在政策走的结果。
因此，涉农领域的部门垄断不打破，留给农民的就只能是一个负效益的农业生产。农业属于劳动力密集的生产，劳动生产率低，近年来低到负值、零值以下，劳动生产率长期上不去，这农业还能有救吗？如果把所有能产生利润的领域都垄断着，让农民怎么办？所以我们客观地说，农村真正需要的、所谓给农民以国民待遇的政策是：请你打破自己的垄断，允许农民合作起来，进入这些领域。
我们现在说加强农业投入，请问到底加强给谁了？当你面对着2亿3千4百万小农户的时候，请问政府即使有投入，给2亿3千4百万小农户怎么分？政府投入怎么能到户？按照交易费用理论，政府怎么可能对付2亿多小农户？交易成本在这儿摆着呢！由于任何政府都根本做不到与分散农户的直接交易，那些支农政策也从根本上看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政府加强的投入，其实大都给垄断部门拿走了。这个农业投入当然就基本上是落空的了。
我们只要上网去查看就知道，其他东亚小农社会比如日韩台，尽管农民人口比我们少得多，但是政府法定投资每年投多少？政府法定的投入投给谁呢？投给那些组织起来的农民。日韩也是小规模农户经济，尽管它们的土地规模比我们大得多，但仍然抗不了美国的加利弗尼亚大米，于是就靠合作经济保护农民收益和农村发展。比如说合作社办了一个肥料厂，政府投资量为50%，但只投资，只做股，不得计息，政府除了税收之外是不许有其他收益的，因为你拿的是纳税人的钱。纳税人是为了保证国本，保证农业不可动摇，保证本国农业不垮台，所以同意政府投资。那么，政府投到什么上呢？投到农民合作起来办的企业，比如说合作社的一个设施农业，为了生态环境需要生产复合肥，那政府就投资进来，无论是买车，买设备，总之我保证你不私有化，取得收益得为社会大众服务。
政府的投入产生的收益，必须定向地用于农村公共品开支，农民可以合作起来办金融和其他产业，而且享受免税待遇。只要是农村社区成员、包括非农民，都可以实行会员制借贷，但是这个农民办的合作金融所产生的收益60%必须返回到农村公益事业，比如修路、架桥、农民培训等。农民合作起来组织的大型批发、仓储销售也一概免税，所得收益仍然是50%以上用于农村公益事业。农户几乎都是农协的会员，例如是一个种稻谷的农民，向合作社办的批发市场交了多少稻米，最后产生的利润60%返还回来。否则他如果纯粹就靠在土地上种植稻谷怎么能不亏损呢？小农经济从事的种植业当然都是亏损的，就得靠涉农领域的合作经营来补贴种植业的亏损。
再看韩国，他们搞的农协公开宣传的口号是“身土不二”。什么意思？就是我身、我土分不开，我生为韩国人，我就脚踏这块热土。所以哪怕美国农产品再便宜，韩国人也不买。韩国的农产品再贵，他就愿意买韩国农产品。农协大力宣传韩国农产品是绝对绿色，以韩国农协的名誉保证我们韩国人的健康，不吃那些转基因食品。农协给农民一个绿色食品的标志就够了，他们的宣传没有那么意识形态化，但效果好，消费者就是形成了这个选择。看看我们，有这种宣传吗？报纸上空喊着加强农业，政策呢？措施呢？不仅没有，农民头上还有那么几座大山压着，教育恰恰就是其中之一。不要以为喊加强农村教育就都对了，对于那些没有起码的国民待遇的农村人来说，没有公平，什么提法都可能造成他们的损失。
所以，说来说去，中国在入世的挑战面前，恐怕需要另外采取一套政策，完全照搬是搬不来机遇的。（时间：2005-9-15 来源：《中国改革》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