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入世对“三农”、而非单独对农业构成影响
人们既然已经比较普遍地接受了“三农”问题这个提法，就先得弄清楚中国入世到底是对农业有影响还是对三农有影响。
在这几年的讨论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无论有没有WTO的挑战，无论入不入世，中国已经面临比较严重的农民、农村、农业问题，而且现在人们已经注意到，单纯讲中国农业问题似乎不太合乎时宜。人们已经越来越多的开始把研究中国的所谓农业问题，转变为研究 “三农”问题。尽管“三农”问题的提法在中国官方的文件和报纸里排序，还是农业、农村和农民；但是对于做农村政策研究的人而言，我们从一开始就是讲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这个排序的差别是明显的。因为我们首先认为中国是一个农民人口大国，主要面临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尽管在说法上，学界还有不同意见。但新闻界的朋友问到我的时候，我说“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并不是我提出的，是20世纪两个最伟大的中国人：孙中山和毛泽东，他们都曾说过，“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所以说，是他们把农民放在三农问题之首，我只不过按他们的提法延续下来做点研究而已。
因为农民问题是第一位的，又因为农民居住在农村，而土地这个农村最大的资产，它的产权是以村社为边界的。所以如果讲农业经济研究，也需要把这种客观现实存在的产权制度作为基础，来研究农村的财产关系。如果从理论角度研究农村基本经济制度，我们也首先应该看到，中国农村实际存在的是“小农村社经济”这样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特殊制度。所以，我认为第二位的问题应该是农村问题，也不是农业问题。我在作一些非纯理论化地探讨问题的时候甚至说过，在中国，农业问题是派生的——是因为有了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才派生出农业问题的。
假定中国有9亿农民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庞大的农村人口基数，从中长期看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就是说农村的人口数量不可能在中长期大幅度下降，不可能下降到现在一般发达国家水平，即下降到10%以下，那么有限的耕地过去说14.5亿亩，现在说19.5亿亩，不管统计上说多少，相对于9亿农村人口来说，耕地的主要功能就不可能是生产资料，而是这么多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因此，这也就决定了另外一个制度基础：谁能向农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谁就是这种生活保障资料的所有权主体。比如说，国家向在座的大学生和学校的老师提供基本的保障，包括医疗、失业、养老保险等等，那国家就不仅是这种被称为公共品的社会保障的提供者，而且是税收财政资金的所有者。而在农村，因为我国是城乡二元结构，农民得不到国家提供的社会保障，所以客观上农民的社会保障、也就是它的生存基础只能是依托于土地的。那么谁来给农民土地呢？是村社，从土改以来的50年里都是村社来给农民分配土地，因此，也就形成了农户有土地的使用权，而村社有土地的所有权，这就是中国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
所以说，首先得搞清楚中国农村的问题是什么？中国农村的问题不是一般的农业问题，而首先是农民问题，然后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村社，可以归结为农村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然后才是前二者派生出来的所谓的农业问题。这个观点和教育界、学术界长期教给大家的理论有很大的差别。因为，在我国的经济科学这个领域中，农业经济学作为一个微观经济科学，已经被作为大学教育内容或者理论规范存在了很多年，我们只有农业经济系，没有农村系，也没有农民问题研究所；我们有农业大学，没有农村经济大学。研究土地，有土地经济系，也是把土地作为生产资料来研究的。经济学研究土地的要素生产率，研究土地这个要素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当它的边际报酬递减的情况下就会被其他要素替代，等等。但近年来没有人将农村、农民作为教学科研的重点来作研究。所以我们说“三农”问题是农民为首，农业是农民和农村派生出来的一个问题，对教育界、学术界恐怕是一个挑战。当然，我所说的这种学问能够成立与否尚待实践检验。
我基本上不认为WTO对农业构成单独的影响，而是对中国“三农”问题构成影响，主要对农民构成影响，其次对农村经济构成影响。这显然与其他人讨论问题的出发点不太一样。我们这些长期做农村调查的人，在讨论问题的时候首先想的是人，心里面装的是农民。因为我是长期搞农村政策的，长期下乡做调研，我认为能不能做决策，第一条取决于你心里面装的什么。如果你心里面装的是农业，对不起，你错了，你的心里面得装农民，否则就没有正确决策产生的可能。
这是进入正题之前说明的一点，即我要对演讲题目作不同于既成理论规范的解释。
二、GATT向WTO转变的背景分析
下面进入今天要讲的第一部分，先介绍一下WTO是怎么回事。
谁都知道，WTO即世界贸易组织，是1994年成立的，但很少有人搞清楚区别：在它之前的关税贸易总协定（GATT）和WTO这两者通常被认为是连续的，但如果深入分析一下它们是有本质区别的。一般地说，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入世之路，报纸上说走了15年，这个说法可能不够确切。1994年以前，我们要求的是加入关贸总协定，原来我们的公开提法叫做“恢复关税贸易总协定缔约国地位”，1994年以后才叫“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其中的问题是，很少有人对世贸组织和关税贸易总协定的区别作分析。
长期以来，学校的老师在讲授这一内容的时候，约定俗成地会讲到一个原则：世界贸易组织体现的是自由贸易原则。他们会说几百年来这个原则是颠扑不破的，只要你贯彻了就会发展。假如你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的挑战之下受到的影响会是负面大于正面的，他们就会说：没有哪个发展中国家在加入WTO之后垮台。这是大家经常听到的说法。对此，我认为有必要解释一下WTO和GATT的差别。
有些观点在我发表的相关文章中已经强调过了。GATT形成于194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确实要推动的是商品的自由贸易。而1994年之后的WTO主要推动的已经不是一般商品的自由贸易，而是推动资本的自由流动，其所隐含的原则是资本有“建制”的权力。所以，在国际上有关经济全球化与WTO的讨论的时候，人们会提到WTO与维护国家主权的矛盾如何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建立制度的权力，本来是一个国家主权的体现，WTO包括资本的自由流动，当然就要求资本有建制的权力，你要想接受外部资本，就必须按照外部资本的要求来建制，这和一般商品进入是不同的，一般商品进入以后，主要就是消费而已。比如说人们告诉你加入WTO以后你会买到便宜的化妆品，抽到便宜的香烟，你可能还会买到便宜的汽车，等等，但那是指的一般商品贸易。
有历史常识人们应该知道：GATT的背景与WTO是不同的。
1947年形成的GATT，是战后经济重建时期的产物，当时条件是特殊的。我们知道二战本身是1929-1933年大危机、全球经济衰退的必然结果，而1929-1933年大危机是传统工业化结构趋同所造成的一个必然结果。问题很清楚，比如法国生产机械，德国生产机械，英国也生产机械，大家都生产机械，于是机械就过剩了。那怎么办呢？没法办。只有你不生产，而我生产，我就胜了。
欧洲的一些早期的工业化国家，聚集在这样一个狭窄的疆域，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把殖民地瓜分完了，那些有殖民地的国家也用商品输出将世界市场覆盖掉了，没有殖民地的国家和战败以后被迫让出殖民地的国家，连这个条件都没有。因此，德国率先将制造业转向军工生产，而军工生产就是这样一种非常直接的比例关系，你投入的是100，他投入的哪怕是90，那他必败无疑。这个道理是4年前由天则研究所的青年学者盛洪提出来的，我认为很多历史事实都可以证明盛洪的观点。比如我国和日本在甲午海战之前双方军事的能力是相等的，只不过慈禧太后将应该更新炮舰的那些钱拿去盖了颐和园，没来得及更新武器。我们和日本当年是同步在进行军备建设，日本海军比我们多走了一步，甲午海战就把中国海军主力舰队打沉，然后中国政府就得赔2亿3千万两白银。日本拿到这2亿3千万两白银，就投资上了钢铁工业，一步跨过了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日本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尽管同样是残酷的，但它当年也只是完成了初步的轻工业或者一般商品制造，而发展重工业，如大机器制造、钢铁工业，要进入这些资本密集的工业化阶段还没有充分条件。
中国的2亿3千万两白银赔款对日本完成工业化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他跨越式地完成原始积累阶段的一个必要条件，日本把其中三分之一用于支持钢铁工业发展，建立了今天的新日铁的前身。1895年马关条约得到赔款，10年之后日本就用战争赔款形成的钢铁工业造出大炮和炮弹，打败了俄国，占据了旅顺口和辽东半岛，乃至于后来占据整个东北。本来一般的通过轻工业和农业这种交换逐步形成初级工业化，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逐渐为重工业提供积累。但日本是通过战争一步进入重工业，成为一个军事工业大国。用这个故事，说明在军事工业方面投资100和90的差异，就是国家之间竞争胜和负的差异。
1929－1933年传统制造业的结构性经济危机发生后，德国率先转向军事工业，就打败了欧洲所有敌手。而美国人长期奉行“孤立主义”，当时认为这是欧洲的事，跟美国没关系。而且唯独美国在1929-1933年整个西方发生大危机的情况下，原来的传统制造业可以基本不调整，尽管大家的制造业都是同样结构、同样过剩的，但因为美国是新大陆国家，有德沃夏克那辉煌的交响乐所表现的新大陆的宽阔国土，就可以通过政府搞积极财政政策来启动国债投资，大规模开发西部，修铁路，修公路，修水利，以它过剩的制造业，能够以政府投资的形式来缓解结构性过剩这样的大危机。所以，唯独美国在1929-1933大危机发生后幸免于难，但也并没有根本改变它的工业结构，并没有造成产业结构的提升。二战期间，美国利用自己没有被破坏的工业结构，向欧洲输出军火，战后则以它更趋庞大的传统制造业这样的生产能力，向欧洲、日本和其他的西方国家提供马歇尔援助计划所需要的设备，这时候它恰恰主要是搞商品和设备的输出，因此，当然就要求商品无国界的自由进入，这就是GATT产生的背景。
随着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推行，整个西方世界几乎都变成“美元区”，就好比东方的苏东国家变成“卢布区”一样。战后到50年代初，美元一度在西方货币中的总量超过76%，也就是大约有四分之三的西方货币是美元。各个国家要想还美国的钱，借的是美元，当然也要还美元了。所以“美元区”的形成使得美元成为全球第一货币，后来逐渐演变为取代黄金的“美元本位”。于是就造成了这样的经济循环：美国以设备给你，来帮助你经济复苏，你经济复苏以后，生产出美国需要的消费品，卖到美国去以后，美国再给你钱，你才能还美国的债。
不过，随着战后欧洲、日本经济的不断发展，到50年代末期基本完成了重新工业化的过程，60年代开始制造业大规模发展，各国立足于自己本国生产能力和对外贸易发行的货币，由于基本上与实质经济（实物经济）的需要高度相关，所以，西方各主要工业国所发行的货币相对来讲就开始坚挺，逐步使得美元占世界货币份额的比重开始有所下降。随后，就有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浮动汇率取代固定汇率等等，大家在各种教材上也都有所了解，不必多说了。
总之，是因为战后马歇尔计划所带来的机会，美国大规模的商品输出，所维系的传统制造业的膨胀。但是，由于客观上导致美元占世界货币总量的绝对份额，导致美国战后从50－60年代制造业膨胀达到顶峰以后，就出现了初步的经济结构调整，我把这种调整称为“金融资本异化于产业资本”。一般来说在GATT这个阶段上，实际上并没有形成对欧洲传统制造业的结构调整机会。
后来到70－80年代，欧洲和日本也开始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大规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制造业。同期，在资本输出的带动下德国马克和日元都出现过升值。这时，美国已基本上演变成了世界的中央银行，亦即，美国可以通过发行货币，向世界上所有的追求贸易赢余的发展中的工业化国家征收铸币税。这对美国来说是巨大的、空前的历史机会，这个机会导致了美国的经济结构重大调整，逐渐调整成以金融服务业为主导。它可以逐渐让传统的制造业这种实质经济移出美国，而主要发展资本经济。特别是到了80年代里根政府时代，表现得尤为突出。随着美国逐渐演变成了全球的金融中心，以资本交易，以金融为主的服务业也逐渐在美国GDP（国内生产总值）中占的份额越来越高。到了90年代后期，就已经超过了四分之三，近年来甚至达到了85%。
于是，美国的实质经济基本上衰退，大规模移出，所形成新的经济循环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组织生产，而利润回流美国，进入资本市场获取增值收益。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我去美国考察的时候，眼见着美国的夕阳产业不断调整，看着像匹兹堡这样的地方从原来的钢铁工业中心，变成以旅游、金融和计算机为主，经济结构调整很快。
正是由于80年代开始的美国大规模的结构调整，资本经济取代实质经济，它必然要求资本自由流动。于是，在1986年里根政府提出关税贸易总协定不应该再满足于一般商品的自由贸易，而强调把资本的自由流动纳入到关税贸易总协定中来。但因为各国反对的力量很大，所以才在GATT之外再搞个“乌拉圭回合”，把美国的要求列入谈判。这就是所谓乌拉圭回合的由来。同时又因为美国是新大陆国家，农场规模很大，它的主要农产品占世界农产品市场的50%以上。所以，同时列入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就是这两个主要内容：其一是金融业，以金融为主的资本自由流动，第二是农业。这两个都是战略性的或者说是基础性产业。
可见，在40年代末期确定的GATT的制度框架下，各国本来只承诺一般商品自由贸易，但如果金融业和农业也完全开放自由贸易，如果基础产业完全放开，就能够动摇人家的国本了。
金融是什么，是一种以货币为表现形式的社会信用。而到现代社会，信用是政府政治强权的产物。客观上说金融背后起支撑作用的基础，就具有政权这样的政治特性。因此就又产生矛盾了：一方面金融的无国界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必须以所谓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来保证币值稳定。也就是说储存外国的硬通货是本国货币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今天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存多少美元是决定本国货币是否稳定的重要因素，这就意味着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只能承认美国客观上承担着世界中央银行的职能。你要储备它的货币才能保证你的货币的币值。
同样道理，现在国内外很多经济学家在讨论汇率问题，各种说法都有。中国为什么不必要调整汇率？其根本的经济原因是什么呢？就在于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是世界第二的。2001年年底我们的外汇储备将超过2000亿美元，日本去年才不过2300多亿美元，中国加上香港的大约1000亿美元，我们中国人的外汇储备可能是全球第一。有这么多的外汇储备，币值当然也就非常的坚挺。为什么人民币越来越升值呢？就是因为你的外汇储备越来越增加。尽管中国的商业银行去评级，标准不高，都评不出什么好级来；因为银行的不良资产的比重相当大，但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太大，所以本币贬不了值。
综上所述，因为全球资本主义在二次大战之后美元独霸天下的条件下终于进入金融帝国主义阶段，于是西方先后放弃了金本位和固定汇率制度；在美国保证美元对黄金的比值不变的前提下，发展中国家大都以美元为本位，尤其是1991年苏东国家解体以后，再没有另外一个对立的货币集团。于是后发国家大部分“美元化”为资本自由流动奠定了基础，其间， 1994年正式建立世界贸易组织表明了这种趋势：当资本过剩和农业资源充裕的发达国家得以把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农产品的自由贸易纳入到WTO的制度框架内，就能够主宰今天的世界经济。
三、 WTO与中国“三农”问题的讨论
刚刚我在开场白解题的时候已经讲了，在中国不能单纯地讨论农业问题。我认为现在一些说法并不一定确切，需要反思。
按照国内的提法“1999年4月8号美国单方面公布了中美入世谈判的文本”，之后学术界曾经有过一些讨论，当时发表观点的经济学家们，基本上是从原则和理念上来讨论问题的，那些书斋学者中的大多数认为中国入世“利大于弊”。而当我根据那个文本，分品种给大家介绍我国的承诺，不同农产品的什么品种的不同品质价格差别会怎样的时候，有些学者显得很吃惊，甚至说，我们怎么不知道小麦还有硬麦软麦之分，还有白麦红麦花麦之分。那么，是否允许我提个问题：如果不知道这些具体品种、品质和相关价格的差别，学者们怎么能够讨论WTO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呢？可见，单纯从经济学的理念出发，对条款的利弊和约束是解释不清楚的。现在人们已经知道，目前中国小麦的产量中大约40%可以叫硬麦，相对而言面筋度含量还比较高，但完全能跟国际上高面筋度含量小麦相比的只占总产量的不到20%。大约80%左右在品质上不能与美国小麦竞争，连加拿大、巴西、墨西哥这些国家的我们也都比不上；但是在价格上我们高于国际价格30%左右。这是在1999年的时候，在基本达成了中国跟美国的入世协定当时，大米价格我们高于国际价格40%左右；大豆的价格我国高于国际市场50%－70%，而这几种重要农产品的品质，我国都比国际同类农产品的品质低，因此，要按照同类农产品质量算价格差别的话，中国的国内价格还要更高。（时间：2005-9-15 来源：《中国改革》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