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我访问美国，写下《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一文，引起轰动。此后，我一直思考市场经济变革与市场伦理乃至与信仰的关系。2008年，我将持续思考的结果写成《有十字架的变革与无十字架的变革》一文，从宗教信仰与文化的角度思考中国这一场伟大的变革及其前景。

 “有十字架的变革与无十字架的变革”这个命题或者称分析范式和我2002年的一篇文章《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有密切关系，可以说是在那篇文章思维方向上的进一步扩展，目的是要从信仰尤其是基督教信仰角度建立一个对于变革（转型）尤其是对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政治变革（转型）的一个新的一般性分析框架。

“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一文写自2002年，这篇文章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经济学界，第一次从信仰及市场伦理的角度比较了不同的市场经济，并以此框架来反思中国经济改革的缺陷，进而提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要取得完全的成效，不能单兵突进，尚需市场伦理的支撑，中国的市场经济需要建立在信仰与伦理的磐石之上。

在此以前，对于中国市场经济的转型，学界及改革界主要是从制度层面，从机制或运行层面来思考，缺乏伦理的角度，也少有提及现代经济-现代政治（法律）—现在伦理的三位一体、相辅相承的关系。因此当时我这样谈的时候，有一点石破天惊的味道，然而当今中国的一个特点就是，无论政府还是民间都具有十分宽广的胸怀和开明的态度，学习能力和吸收能力非常强。因此，几乎是一年之后，政府便在改革上作出了新的部署，将伦理（道德）纳入中国经济改革的范畴。2003年10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在历史上第一次在一个经济改革的文件中清晰地谈到要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必须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并认为此举是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的必要条件，也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2005年以后，根源于市场伦理的“企业责任”蔚然成风，中国企业界开始普遍地注重企业社会责任问题，而学界近年来也开始谈论中国的文艺复兴问题，其实也是在从挖掘并创造性地转换传统伦理资源的角度来回应中国改革之需。而中国的领导人，甚至表现出了更高的理念，例如：江泽民提出过“以德治国”，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八荣八耻”，温家宝总理则谈到要仰望星空，谈到中国人需要比黄金更宝贵的诚信，有比大海更宽广的胸怀，比高山更崇高的道德，比爱自己更多的爱别人博爱精神等等。

很清楚的一点就是，中国的经济改革或者说我们业已经历的改革虽然是从经济改革起步的，并且在经济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改革会止步于经济改革，也不意味着经济改革就等于改革全部。实际上，从经济改革开始的中国改革，需要从更加深刻、更具历史感的角度去看待，以此来回顾过去的改革，展望未来的改革，更加明角未来的道路与变化。

我们当然可以继续从经济变化上预测中国未来十五年。比如，未来十五年中国人均GDP会达到一万美元，而现在我们已经超过两千多美金了。假如人民币汇率在这期间再升值50%，我们到一万美金的时候，按变化后的汇率计算实际上就是一万五千美金，这无疑是一种最乐观的前景。我们首先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描述中国未来的变化。

我们还可以从更广阔的层面去思考未来的变革。比如，2007年的17大报告以及今年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都特别强调了社会改革与社会发展，而汶川地震让无数中国的志愿者（机构）一夜涌现，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将如同神户地震后的日本，“921”地震后的台湾地区，将步入以民间社会组织发展不为契机的新的社会发展呢？我个人持期盼态度。因为过去三十年的改革主要是通过发展民间的工商组织来实现中国经济繁荣，而未来我们的确需要通过发展民间的社会组织以及通过政府转型来实现公益、公共产品的繁荣。这就具有了与经济改革不一样的视野。过去，我们经济改革带来的是经济进步，但我们在社会方面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两块木板不一般长，所以，社会改革与政府转型应成为今后的一个重点。除此之外，毋庸讳言，未来十五年我们可能还会发生更深层次的政治体制方面变革，某些大的改革已经箭在弦上，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从四小龙的例证看，收入结构变化到一定程度上必定会引发政治结构的变革，大概在人均6000美元时要开放报禁，在12000美元时要开放党禁。所以，未来十五年，我们一定会遭遇越来越大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压力。

我们可以从前述经济、社会、政治的层面去构想和描述未来十五年的变革。我们当然还可以从其他一些专题性的层面比如生态、资源、人口、国际地位的角度进行描述。而我今天在这里想谈的角度，是平时我们很少关注的，甚至几乎是听不到的，但也许从历史、从未来的角度来看是最重要的一个角度。这个角度就是信仰的角度，或者最高端文明层面的角度，尤其是从基督信仰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对中国未来变革的影响这样一个角度，从“有十字架的变革”与“无十字架的变革”等两类变革的区分角度去重新思考我们过去的变革，也许更能够让我们看清一些问题，更能够让我们从世界变革史的角度让我们看清过去所发生的变化的本质，以及更能够去看清我们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这样一个新视角是否能够成立，请大家提出意见。

从这样的角度，我的思考是，我们今天的变革，也包括我们今天谈得很多的大国崛起话题，远远不是我们普通看到的那么简单，也不是我们经常谈论的主流性话题可以涵盖的。事实上，中国今天经历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变革，是一个新的文明的演变，中间包含了不同文明的融合，其最终指向乃是成功的文化的融合所导致的大国崛起。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中国历史上两次非常了不起的文明的融合与大国崛起。一次是汉朝，汉朝是儒道互补，也就是说，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后的各种文化，到此变成了最优秀的儒道间的相互融合，特别是形成了董仲舒新的以天人感应为特点的儒家学说，其所建构的精神资源支撑了汉朝的崛起，这也是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大国崛起，是我们之所以称“汉人”的历史大背景。第二次伟大的崛起是唐朝，唐朝是儒道文化与外来佛教文化的融合，当时的情景据说说“家家官世音，户户阿弥佗”，在儒释道融合的精神资源的基础上有了唐的大国崛起。而当前中国正在经历的伟大改革，同样出现了新的文明融合，即中华文化正在和基督信仰相结合，也许在此以前还有不少人对这样一个融合避讳三分，还有许多人对这一融合抱有担心，但其实，融合而不是对抗是文明间最值得鼓励的和谐影响的例证。如同历史上的文化融合导致了中国的兴盛，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与基督信仰的结合必定会产生出一个更加伟大、漂亮的融合，形成新的更加丰富的精神资源，来支撑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真正的大国崛起。

在这里我要先交待一下，我怎么会从这么一个古怪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变革。为此，我不得不再次回到当年对美国的考察。2002年，我去了美国，当时想研究的一个题目就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和美国的市场经济究竟有什么差异，从美国的市场经济中我们还可以学到什么？我们的市场经济改革还要注意哪些方面。结果我发现，其他的（科技、金融、城乡差别、政治制度等）都是量的差别，最大的差别或者说本质差别是美国到处是教堂，而中国没有教堂，中国到处是澡堂。教堂与澡堂的对比，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中国的市场经济主要是下半身驱动的，是人的自私，欲望，贪婪这些东西在驱使中国的市场经济前行。这些可以说是人的本能，在一定的条件下也是有好处的，所以不能全盘否定，但也不能高估，不能顶礼膜拜、不能驻足不前。相比之下，美国的市场经济尤其是当年清教徒引领的市场经济更伟大，它没有去否定人们的欲望，但也没有放纵欲望，而是用好的伦理去引导欲望。它的市场经济同时也靠上半身，即通过克制人性的很多不良欲望，努力地做商业做大，并且做得更文明。众所周知，清教伦理与人类的市场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全世界市场经济的来源，清教徒商人们无论是商业动力、商业行为还是财富支配都受到了清教伦理的影响，而美国最为典型。我谈到，在清教伦理主导下的商人做交易的过程中是不能不择手段的，而我们这边是怎么有利怎么做。同样是财富，美国的清教徒祖先们认为这个财富不是他的，而是上帝的，他唯一的本事是按照上帝的意愿把财富打理好，“尽可能的赚钱、尽可能地省钱、尽可能地捐钱”。但我们如果认为这个财富的来源是自己，那么我凭什么把财富捐给别人呢？显然，这些都是因信仰而导致的大的伦理的不同所带来的差异。

我写了“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这篇文章以及其后的一系列文章，就是想从伦理差异性比较和探讨不同市场经济。我曾经指出，市场经济最大的好处是教人不偷懒，但它并不能教人不撒谎、不害人。因此如果一缺乏政治（法律）的约束，二缺乏伦理资源的支撑，一种鼓励人们勤奋地撒谎，勤奋地害人，不择手段地去挣钱坏的市场经济便成为可能。而历史上好的市场经济的模式是在完善的政治（法律）系统之外的“教堂＋市场经济”的组合。

这样的思考主要是从市场经济需要诚信这一在2002年前全社会最为关注的主题去思考的。过去几年，中国领导人和政府的经济发展思路有了重大变化。现在强调的是科学发展观，强调经济建设要又好又快，但是我仍然发现这些新的主题与伦理和信仰相关。比如，我所看到的人类最好的建设在瑞士。瑞士的风景随便拍下来就是贺年片。你发现，在瑞士单独的一栋房子好象也不豪华，也不是很好看，但是所有的房子放在一起就特别漂亮，和周围的风景特别相配搭，就成了建筑和生活的艺术。原因是什么？我发现他们墙上有一句话，说我们要尊重旧的，在旧的基础上建设新的。显然，这是一种非常谦卑的态度，是说要尊重前人的建设成果。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瑞士人好的建设的确和他们的信仰所导出的谦卑伦理有关。他们对前辈是谦卑的，所以不会轻易把前人的好东西拆了（而我们基本上把旧城都拆完了）；他们对大自然是谦卑的，所以不会轻易去破坏自然风景（而我们的建设以破坏、掠夺自然资源为代价）；他们对后辈也是谦卑的，所以他们会留下后人发展的空间；他们对左邻右舍也是谦卑的，所以他们建房时不会只讲个性而要必定会考虑与邻居是否协调。这样一来，他们的建设就成了又好又快的建设了。

我到瑞士UBS讲课，他们请我住的是当年拿坡仑的行宫。外面和当年拿坡仑住的一模一样，里面非常现代。他们认为，大自然并不是我们从前人那里继承来的财富，而是我们从后人那里借来的财产，因此我们不能破坏，要完美地留给后人。

这样的建设自然会是最美好的建设，但前提是这些人要谦卑，如果非常“讲个性”或者放任私欲的话，不可能有这样好的建设。

除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我们现还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然而，和谐社会最主要的并非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是人自身的和谐。假如我们自己很多问题都想不明白，自己心里都不爽，不舒服，能和别人和谐吗？不可能的。

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十字架的市场经济的分析框架可以说对中国的经济变革作出了一个独特的切入分析，并启迪了伦理变革之于经济变革的重要。但面对最新的变革话题，以及通过进一步思考中国的变革以及历史上各国的变革，我发现还有必要提出一个更具一般性的分析框架，就是“有十字架变革”与“无十字架的变革”来对各种变革尤其是中国当代变革进行分析。与此相比，“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不过是“有十字架的变革”的经济特例而已。

什么是“有十字架的变革”？“有十字架的变革”指的是以基督信仰作为核心理念或者受到基督信仰的影响，特别是有博爱精神与契约精神融入传统文化，进而引发一系列重大变革的变革。“无十字架的变革”则是缺乏基督信仰影响的变革。显然，无十字架的变革比比皆是，中国几千年的变革都是无十字架的变革，世界各地所发生的大部分变革也都是无十字架的变革。所有这些“无十字架变革”的共同特点就是，普遍没有导引出现代文明，既缺乏市场经济这样的伟大经济变革，更没有现代政府治理变革所导致的长治久安。而“有十字架的变革”则带来了全新的经济与全新的社会及政治变革，带来了现代文明。

我们来看几个“有十字架变革”的例证。“有十字架的变革”历史上最早在欧洲发生。当基督教传入欧洲的时候，欧洲是罗马帝国的时代，罗马曾经是历史上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罗马有许多优秀的文明，但在两点上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一是崇尚武力，到处侵略，以此维持帝国的繁荣；搞角斗士，以此维持帝国的血性。二是罗马人缺乏道德感，普遍放纵、非常腐败，其澡堂之多、之盛只有今天的中国可以比拟。基督信仰传入罗马后，经历了一个从逼迫到承认、从边缘到主流的过程，当基督信仰融入罗马文明后，就开始对罗马帝国消毒，罗马不再是一个穷兵黩武的罗马，不再那么道德腐败，罗马后的欧洲博爱精神和敬虔意识成为主流，逐渐演变成为现代文明的核心，特别是在宗教改革后，一飞冲天。

“有十字架的变革”的第二个典范是美国。美国建国的祖先是不是一帮在欧洲活不下去的人，而是一群秉持十字架理念，充满理想的清教徒。他们远渡重洋，冒死奔赴北美的目的，就是要在新大陆建设一个“有十字架变革”的山上之城，让全世界都看到上帝的荣耀。应该说，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成功了，美国不仅成为了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也成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学习的榜样。

“有十字架变革”再一个案例是东亚。东亚的日本本来就受到了欧美的影响，后来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美国之手动了外科手术后而进一步改变。东亚四小龙是继日本之后的不是经外科手术，而是内在变革成功的例证，但同样经历了“有十字架变革”的过程。比如，韩国，其基督徒人数的比重早已超过老牌的欧洲国家，其派出的宣教士人数在全世界仅次于美国，名列第二。在首尔的夜空，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遍布的十字架。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的国家，其华人中的基督徒比重在20％左右，知识分子中则达到三分之一，如果以人口比例计算，其宣教士的比重是全世界最高的。所以，新加坡表面上是儒家文化成功的典范，其实质是“有十字架变革”成功的典范。新加坡华人的精神资源基础要远比中国大陆更为博大、雄厚，这成为其现代变革成功的基础。可惜的是，许多去新加坡学习的中国官员只看到其管制制度，失之于考察其管理文化的深刻变化。香港，基督徒人数比重并不是太高，但香港的中小学绝大多数是教会学会，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受到了基督信仰、基督品格的影响。台湾，其基督徒人数比重是最低的，但台湾的高官等精英阶层（包括目前的马英九在内）许多是基督徒，台湾的内阁中经常有四分之一的人数是基督徒，中国第一位基督徒总统孙中山所倡导的带有浓厚《圣经》色彩的“节制资本”等思想对台湾的建设产生过重大影响，使得台湾成为全世界几乎独一无二地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人均收入没有出现悬殊的典范。

所以，我们可以简单将人类的变革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十字架的变革，一种是没有十字架的变革。中国几千年的变革是没有十字架的，因此，它一直是在某种治乱循环中打转转，史家称“趋稳定结构”。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变革则不同，一方面中国的变革受到了西方有十字架变革的影响，在市场经济、公民社会以及未来的政治变革方面越来越从西方汲取营养。另一方面，中国内在的生命变革也是非常惊人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了数十倍，但中国的基督徒人数增长了一百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70多万人增长到7000多万，甚至可能超过一亿人口。目前，好多的中国人都开始成为基督徒，从农村的老太太、老大爷、打工仔打工妹到城市里年青的知识分子、商人乃至少部分官员，都在开始接受基督信仰。这一点，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今天仍然是惊人的，在未来必定是影响深刻的，它意味着中国经济变革的同时，中国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伟大的生命的变革，出现了传统中国文化与基督信仰在生命上的融合。

这样的生命的变革会给中国带来什么？这个话题可以讲很长。但我这里仅指出两点对于中国有特别有好处的地方，其对于中国的现代性转换来说可以说是至关重要，必不可少的。

第一，是契约精神。契约精神是现代规则文明的基础。无论是市场经济文明还是现代政治文明，其本质上是规则文明。比如马英九当选了，陈水扁就应该祝贺他，你必须尊重规则，而不能搞暗杀。市场经济中的赢亏也是这样，你必须承认契约最高，而不能为谋利不择手段（一个反例就是哇哈哈的宗庆后，只以利益为依归，缺乏商人信条）。对规则的尊重来自契约精神，而基督信仰的文化恰是以《圣经》旧约和新约为基础的文化，上帝和人立约进而让契约变得具有神圣性，是希伯来-基督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相比之下，中国传统文化缺乏这种契约精神。比如，几千年儒家学说讲的其实是服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更多要求是下面的服从上面的，是单方面的义务，但没有讲有什么权利，所以这不是契约，而是秩序，是礼制。

第二，是博爱精神。在基督信仰之前，人类的爱往往都是狭隘的，中国人是所谓的“等差之爱”，即视所爱对象与自身关系的远近来施爱，古希腊是“优爱”，即爱优秀者（身体健壮的人、美女以及美好的智慧），但对弱势群体则不能施之以同等的爱。现在社会所谓的宽容和谐，实际主要来自于基督信仰的影响。基督所倡导的博爱精神超越了人的差别，他让人爱所有的人，包括仇人，同时倡导无条件地爱，也就是说不是这个人对你好、可爱你才爱他，他对你不好你也要爱他。这就带来彻底的博爱精神，进而塑造宽容和谐的文化。中国要建设和谐社会，比爱自己更多的博爱精神的倡扬是关键。

以上两种精神如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会极大地改变中国的国民性，改变国人的传统人格。总结中国历史上人格类型，多的是三种。一曰“顺民”，即逆来顺从、麻木不仁；二曰“暴民”，逼急了老子跟你干，逼上梁山，滥杀无辜。三曰“逸民”，不关心世事，骑青牛出函谷关，自善其身。中国历史上所最缺者公民，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变最需要者也是公民。公民既不做“顺民”，更不做“暴民”，也不做“逸民”。他有爱心，有理性，尊重规则，以善胜恶，致力于用爱心和理性，建设性地推进社会的更新与进步。公民社会的基础就是有契约精神和博爱精神的基督徒群体或受到基督信仰影响的现代知识分子。

中国文化中有许多优秀的地方，但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信仰的融合会带来更加优秀的文化，进而奠定中国崛起的精神基础。所以，中国这一次的变革与历史上的变革有大的区别，它是一个文明的变革，包含着人的生命的更新过程，而这样一个生命的变革、“有十字架的变革”才会进一步支撑中国的变动，把中国带向真正的大国崛起。

中国现在所经历的正是一个有十字架的变革，这个变革不仅意味着变革的成果非常伟大，而且变革的方式也都是非常伟大的，创新的变革。

很显然，如果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信仰的文化融合成功，将带来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复兴。中国有远见卓识的政治领袖说得好，如果一个民族只是脚踏实地是没有希望的，一个民族还要仰望星空，只有仰望星空的民族才有未来和希望——我想，也才能有资格谈做世界的领袖，这样的世界领袖才有可能给世界带来的祝福。

的确，人类的一切行为和物质与精神文明成果不过是外在表现而已，最终却都是从心发出的。一切的变革最终取决于生命的变革，取决于决定人类行为选择的内在文化操作系统的更新。任何一场伟大的变革，如果没有生命的操作系统的变革，只停留表面的变革，那是很危险的，失败巴列维的伊朗变革就是警省。生命的变革将带来人格的改变，而人的品格是建设所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石。如果我们非常想建五十层的大楼，但是我们地基只可以建五层，这个时候我们非要建五十层的话，就会倒塌。

我们看到，几千年的中国不缺乏盛世，所缺乏的是持续的发展、和平的变革，而中国当前正在经历的“有十字架的变革”有望让中国第一次跳出历史上的周期律（复兴与震荡的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