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美关系、中美贸易战是中国崛起进程中不可逃避的一道坎，只要策略运用得当，在保持和增强内部凝聚力、动员能力的基础上，以应对挑战为切入点推动自身改革，不断提高效率，敏锐识别、抓住危中之机，中国就能经受住考验，保持、甚至增强国运上升势头。

　　[关键词]中美关系：中美贸易战：贸易逆差：中美储蓄率差额

　　毫无疑问，中美贸易战不仅是2018年中国外经贸头号大事，也是当年全球贸易头号大事。美国东部时间2018年3月22日中午、北京时间23日凌晨，特朗普以一纸总统备忘录发动这场贸易战，一举将全球贸易史上双边贸易争端涉案贸易规模历史纪录提高了数十倍，然后又在此基础上继续成倍提升;双方交锋、争论领域之广，不仅覆盖了几乎所有产业部门和绝大部分经济政策领域，而且把许多政治、军事问题也卷入进来，对方还使出了“绑票”的黑招;双方较量不仅发生在双边平台，而且蔓延到了世贸组织等多边平台;由于中美是当今世界遥遥领先的经济大国和贸易大国，这场贸易战的结果将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未来全球经济政治格局，不仅是“史诗级贸易战”，也是中国“国运之战”。关于中美贸易战及影响问题笔者也进行了一系列探讨。2018年12月份和全年贸易数据已经出炉，盘点、展望中美贸易战，正当其时。

　　一、中美贸易战：大国竞争的必然阶段

　　中美贸易战不是中国挑起的，也不是中国所乐见的;相反，为了维护和改善中美关系，中方做出了巨大努力。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之后，微信和网上流行的一些文章声称，中美贸易战根源在于我方放弃韬光养晦策略，把美国从朋友逼成了敌人，云云;但这种说法只不过是暴露了其作者们对中美关系发展历史和现状的基本知识一无所知。

　　中国不称霸，不追求当头，但任何事物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三四十年前韬光养晦策略之所以可行，关键原因是当时美国名义GDP体量是中国10倍以上，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存在感也非常微弱。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在1977年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l 978年，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总额比重分别仅有0.67%和0.76%，美国这项指标分别为10.89%、11.13%，日本这项指标分别为7.17%和7.50%。到2017年，中国这项指标已经达到12.77%，比美国和德国高50%左右，是日本的近3倍。双方实力对比发生了这样的革命性变化，要想指望在今天还继续原样照搬三四十年前的对外战略，这种想法几乎是把美国等西方国家当作瞎子和聋子，注定要落空。

　　至少十几年前，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就开始把中国定性为“战略竞争对手”，并非始于这一届美国政府。而且，自从特朗普胜选以来，从习主席到访海湖庄园，到特朗普访华时签署2500亿美元协议，再到刘鹤副总理在2018年“两会”前夕访美，……我方为稳定、发展中美关系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世人有目共睹;但中美矛盾本质上是守成霸权美国与新兴大国中国之间的矛盾，是守成霸权的美国企图遏制新兴大国中国而引发的矛盾冲突，中美史诗级贸易战是美国遏制中国战略发展的必经阶段，这不是中国一厢情愿继续“韬光养晦”就能避免的。

　　守成大国遏制新兴大国策略，首选制造内乱，其次离岸制衡，最终选择才是自己亲自赤膊上阵硬实力对抗。其中，制造内乱策略包括内战与各类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离岸制衡策略包括政治军事冷战，如当年组织“亚洲共产主义防波堤”围堵中苏，以及从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扶植日本、韩国、台湾，也包括今日的经济制衡，最突出者为唱多印度、越南而唱空中国。硬实力对抗策略包括军事热战，也包括经济竞争，贸易战就是经济竞争最激烈的表现。

　　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遏制中国”策略的重心随形势不断转移，今日的经济竞争和贸易战是其原来策略失败的产物：

　　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就采取了硬实力对抗之热战策略，结果非但未能将新中国扼杀在襁褓之中，自己反而遭遇了朝鲜、越南两场战争失败，百年来积贫积弱的中国由此树立了新兴世界军事强国的形象，为自己赢得了国内经济建设不被外敌入侵打断的环境。

　　美国随之转向离岸制衡之政治军事冷战策略，结果是中国自主建成基本完整工业体系，而且打破了外交封锁。

　　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美国遏制中国策略重心转向制造内乱策略，最初侧重传统的民运和平演变策略，结果失败，反而成为美国拖累。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对华制造内乱策略重心向民族宗教领域倾斜，试图从此打开突破口肢解中国，虽然有所收获，但最终不可避免发展成了与美国的“自伤性竞争”，迫使美国白人群起反抗全方位逆向歧视而把特朗普这个政治素人送进了白宫。

　　由此，美国遏制中国策略的重心不可避免要转向硬实力对抗之经济竞争，数十上百倍提高全球贸易史上双边贸易争端涉案贸易额纪录的史诗级贸易战就是经济竞争的最突出表现。正因为如此，中美贸易战不是一起事件，而是一个阶段，标志着中美关系发展演变进入了新阶段。无论多么希望与人为善，都必须正视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的提法“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应对中美贸易战需要做好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的持久战思想准备。

　　同时，与美日贸易争端一样，种族因素对中美贸易战可能也发挥了比较微妙的作用。须知，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全球性贸易混战期间，欧美列强对日本贸易战频率烈度高于其相互之间，二战之后美国对日贸易战频率烈度高于对德贸易战，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日本出口规模大于德国，也不是因为日本经济贸易依存度高于德国，至少部分原因在于日本是东亚黄种人国家，而德国与英美一样都是白种人主导的国家。

　　20世纪20—30年代欧美列强和日本相互大规模实施倾销和贸易报复，日本是遭受加征关税待遇最多的列强国家，截至1934年底，共有40个国家对日货实施限制或提高关税。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日本政府支持日货对外倾销力度较大，但还有一个重要的、但却是微妙的原因，即日本是列强中唯一的非白人国家。

　　二战之后，日、德(联邦德国)两国在西方经济大国中“出口导向”倾向最为强烈，而美国对日经贸摩擦频率、烈度明显超过对德经贸摩擦。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日本出口规模长期大于德国，日本出口依存度长期高于德国吗?通过整理战后70年全球贸易统计数据进行分析，答案是否定的。就总体而言，二战后德国(联邦德国)出口占全球总出口比重总体上高于日本：

　　1948年日本出口占全球总出口的0.44%，1986年达到9.84%的战后最高峰，当年其出口额为2108亿美元，此后日本出口占全球总出口比重逐步降低，2017年已经下降到3.94%，其货物贸易出口额绝对值最高是2011年，当年出口8232亿美元，占全球总出口的4.49%。

　　联邦德国1948年出口占全球总出口的l.35%，1968年就首次突破了10%大关，1973年达到11.61%。1986年，日本这项指标达到9.84%的战后最高峰，而同年联邦德国这项指标为11.37%。1990年，德国出口占全球总出口比重达到12.05%的战后最高峰。此后虽然总体上下降，但直到2017年，德国出口占全球总出口比重仍然高达8.17%。

　　考虑到日本国民生产总值早在1968年明治维新100周年之际就超越了联邦德国，至少这50年来德国出口依存度基本上一直高于日本。即使考虑到日本出口中对美出口占比较高，而德国出口中很大一部分是欧洲区域内贸易;多年来美国对日经贸摩擦频率、烈度明显超过对德经贸摩擦，至少要部分归因于种族因素。有鉴于此，在为中美贸易战而给美方决策层、社会“把脉”时，也需要考虑到这一微妙因素。虽然“反种族歧视”貌似已经成为欧美国家的“政治正确”，但这一旗号庇护的对象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包括以勤奋、才智而闻名的东亚人，对此不必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贸易战爆发，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中国发展的成就巨大。从长期来看，这次中美贸易战是中国面临的长期性贸易争端压力的一个新案例。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贸易摩擦压力是几乎任何经济发展业绩优异经济体都不可避免的副产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是伴随着形形色色贸易争端压力而成长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和第二进口大国的，至今已经连续二三十年稳坐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最大受害国的“宝座”。遭遇外国发动的贸易战虽然不好，但根本没有被视为竞争对手而遭遇贸易战的资格，这更糟糕，因为这表明发展实绩不佳，甚至没有发展。正确的价值观应该是宁可成为贸易战对象，也不愿意因经济发展落后、倒退而沦为他人怜悯的对象。

　　二、以斗争求共处：如何衡量评判贸易战成败胜负

　　国际国内背景决定了这场中美贸易战不可避免，也决定了这场贸易战很有可能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站起来”、 “富起来”迈向“强起来”进程中的重大标志性事件，因为这实质上是中国以双边贸易争端形式狙击美国单方面重写、树立对自己片面有利的国际经济政治规则的企图。要从初步“富起来”成功迈向全面“富起来”，离不开更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规则保驾护航;而“强起来”的最突出标志，更莫过于有能力影响、甚至决定国际规则制定、确立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称这次中美贸易战为“史诗级贸易战”，并不夸张。

　　中国被迫应战，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态度坚决;坚决应战，目的并不是中美脱钩、决裂，而是以战止战，迫使美方感到足够疼痛而不得不降低姿态，寻求以合理条件与中方达成协议并切实遵守执行，并打消对方因讹诈轻易得手而得寸进尺、把经贸斗争扩展到政治乃至军事全面对抗的道德风险。中国从来就深知贸易战必然两败俱伤，从不奢望奋起应战自身不付出代价，而是着眼于给对方也造成足够杀伤，让对方的主动寻衅得不偿失，至少无利可图;更何况对中国这个被迫应战一方而言，以战止战的许多代价已经是即使不战屈膝也要付出的“沉没成本”。不能指望一两个回合就能让对方下决心彻底停战，因为必须从一开始就明白特朗普在美国国内的支持者基本盘“忍痛”能力强于其政治对手，明白美国综合国力在世界上仍然占有较大优势，而中共十九大报告定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两个基本特征就是“已经取得了伟大进步”，以及“仍然并将继续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定要做好“总体战+持久战”的准备，准备应对极端情况，立足于此去争取最好结果。在中美关系风高浪急的新阶段里，可能已经无法实现“以斗争求团结”，但应当追求而且有望实现“以斗争求共处”。

　　由于此次中美贸易战爆发于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由于美方主动寻衅挑起这场贸易战是出于这样的动机，由于中国迎战是立足于这样的指导思想;那么，不管具体周折如何，只要最终结果没有打断中国的持续发展，中国增长速度仍然超过美国等西方主要大国，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份额仍在继续上升，中国的产业继续升级，中国就实现了迎击这场贸易战的目标。评判这场贸易战的得失成败，不能纠缠过程中的细节，只能看最终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相对地位变动的结果。

　　对于一般看客而言，这场贸易战从爆发到现在，美方一直表现得咄咄逼人，貌似掌握着一步步升级的主动权：特朗普额外加征关税第一炮就打出了500亿美元贸易额，第二炮又追加了2000亿美元贸易额，而且威胁要对中国向美国出口的5000多亿美元商品(按美方统计)全部额外加征关税，还接连闹出了向中兴和晋华捅刀、“绑票”孟晚舟、 “钓鱼”抓捕王伟晶的闹剧，把战火烧到了多个第三国，问题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特朗普的“大手笔”固然先声夺人，但也无形之中把自己推向这样的窘境：中国不输就是赢，美国不赢就是输。而且，在这场贸易战中中国是自卫还击，主动升级并不合适。

　　三、以战止战初见成效

　　贸易战爆发至2019年1月已有将近9个月，中国以战止战策略效果如何?通盘审视，答案是初见成效。尽管美国挑选了本国经济处于景气峰顶而中国经济处于周期谷底的有利时间段发动贸易战，但中国稳住了阵脚，保持了出口、基本战略物资供应稳定，以及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的步伐，贸易战对美国宏观经济的颠覆性杀伤力也正在逐步浮现。如果不是这样，外加特朗普在美国国内政局中遭遇重压，美方不可能同意与中国开展务实的谈判协商。

　　通观2018全年，中国在重重压力之下经济增长率仍然超过6%，明显高于美国和其它主要西方国家;中国保障了粮食、能源等基本战略物资供应平稳充裕，没有出现价格飞涨和短缺、市场恐慌;最重要的是中国产业升级继续稳步推进，2018年1—11月移动通信基站设备产量高达38019.9万信道，同比增幅高达49.5%，[4]建成5G基站数量是美国10倍以上，2018年12月7日向三大运营商发放了5G中低频段试验频率使用许可，2019年1月10日又宣布年内将在若干城市率先发放5G临时牌照，使大规模组网能够在部分城市和热点地区率先实现，同时加快推进终端产业化进程和网络建设，中国5G建设已经扎扎实实领行世界，集成电路(芯片)进口替代型产能投资、建设得益于中兴事件等冲击而明显提速，……对于口口声声要求消除对华贸易逆差的特朗普政府而言，讽刺意味最浓的是中国对美出口不但没有被贸易战挡住，当年增幅反而达到了两位数，贸易顺差更是一举增长17%以上。在2019年1月14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最引人瞩目的就是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李魁文宣布的中美贸易数据：

　　以美元计价，2018年中美双边贸易进出口总值为6335.2亿美元，同比增长8.5%。其中，出口4784.2亿美元，增长11.3%;进口1551亿美元，增长0.7%;贸易顺差3233.2亿美元，同比扩大17.2%。

　　尽管有些舆论将2018年中国对美出口增长归结为贸易战阴影下中美企业买卖双方加快提前出货、提前囤货，但这并不能解释全部增长。特朗普政府发动的对华贸易战实际效果之所以与其期望背道而驰，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他们以贸易战消除逆差的思路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美国国民储蓄率过低，必然需要以贸易逆差形式进口别国国民储蓄供自己使用，制造业综合效率位居世界前列的中国必然在其制成品进口中占据主要份额;中国国民储蓄率高，必然以贸易顺差形式出口自己的国民储蓄供别国使用。笔者整理计算了1980—2017年间中美两国储蓄率及其差额(如表1所示)，结果如下：

　　这38年里所有年份中国储蓄率均高于美国;

　　其中除1981年一年中美储蓄率差额为8.6个百分点之外，其余所有年份中美储蓄率差额均大于10个百分点;

　　其中有15年中美储蓄率差额在10—19.9个百分点之间;

　　有14年中美储蓄率差额在20—29.9个百分点之间;

　　有8年中美储蓄率差额超过30个百分点;

　　在此期间，中美储蓄率差额最高纪录为36.9个百分点。

　　美国要想压缩自己的贸易逆差，就需要破釜沉舟全面改革社会保障体制，并显着压缩军费开支;要想重建制造业基础，还需要全面改革教育体制等，贸易战对此没有作用。即使外国也不要把中国的高储蓄和贸易顺差当作坏事，须知在过去20年里正是中国作为全球净储蓄的主要供给者而带动了全球经济体系，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没有别的国家有能力替代这一角色;一旦猝然失去这样一个主要的储蓄供给者，世界经济体系将因陡然丧失大部分动力而陷入紊乱、停滞。这一点非常重要，令人欣慰的是更多机构开始认识到了这一点，在德意志银行总结的2019年全球市场30大风险中，第25项赫然便是“中国经常账户赤字的出现早于市场预期”。[5]

　　在对美国经济的杀伤力方面，贸易战已经对美国一批相关产业的销售产生了重大损伤，但冲击美国宏观经济全局的突破口应该不是美国实体经济部门，而是它的股市。大规模贸易战必定会同时损害中美两国金融市场，由于美国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远远高于中国，也由于美股在贸易战爆发时正处于历史性高位而中国股市已经连续两三年低位运行，这一冲击对美国的杀伤必定显着重于对中国的杀伤。贸易战爆发伊始，笔者一再强调，贸易战冲击中国股市、进而冲击中国宏观经济全局的效果好比一个人从二楼会议室窗口跳下，冲击美股、进而冲击美股宏观经济全局的效果则好比从几百米楼顶跳下;这个比喻登上了《华盛顿邮报》等美国主流大媒体的版面，美股从2018年最后一个季度开始骤然大幅度下跌，中美贸易战对恶化市场参与者预期、进而引发美股下跌发挥了关键的推波助澜作用，也初步验证了上述判断：

　　2018年末与年初相比，全年道琼斯指数累计下跌5.63%，标准普尔500指数累计下跌6.24%，纳斯达克指数累计下跌3.88%，均创2008年以来年度跌幅最大纪录，道指、标普500指数结束连续两年上涨，成为过去十年中第二个下跌的年份;纳指则终结六年连涨、成为2011年来首次下跌。虽然百分之五六的跌幅貌似不算太惊人，问题是美股2018年内高峰、亦即其历史高峰出现在9、10月份，低谷出现在年末，年内高峰、低谷相比，美股跌幅已达20%。

　　不仅如此，美国股市在全面下跌的同时，其波动性也大大加剧。仅12月一个月内，标普500指数就有9次日均涨跌幅超过1%，比2017年全年多8倍;2018全年合计，标普500指数共有64次日均涨跌幅超过1%。

　　股市的骤然大幅度下跌目前貌似尚未伤及美国实体经济部门，2018年第三季度美国GDP同比增长率仍然保持在3.0%，失业率直到年底仍然处于3.7%的超低水平，低于多年来经济学界公认的美国自然失业率(即在充分就业状态下的失业率)水平——5%，可算“超充分就业”，但金融是现代经济体系的核心，随着股市下行延续，其对实体经济部门的负面影响必将逐渐显现。以“加息+缩表”为内容的货币政策正常化一方面将加剧股市下行，另一方面与股市下行结合，又将打击美国实体经济部门。

　　在次贷危机后延续近10年的超级宽松货币政策环境里，美国成长起来一大批不能产生正常可持续现金流、只是依靠源源不断廉价融资“烧钱”维持的“僵尸企业”，且其中不乏声名远扬之辈。随着美国货币政策持续收紧和股市下行，这些企业的债权融资、股权融资信道都将大幅度收窄，甚至完全堵死：

　　货币政策收紧不仅直接抬升了企业债权融资的成本，而且加大了债权融资的难度;即使“僵尸企业”们愿意承担债权融资大幅度上涨的成本，也会发现债权融资越来越欲求而不得。

　　随着货币政策收紧和股市下行，无论是上市发新股，还是寻求PE、VC之类机构投资者投资，成本、难度都将大大上升，甚至可能出现至少是局部性的断绝。

　　上述局面延续时间一长，“僵尸企业”们结局可想而知，一场规模可观的企业倒闭潮正随着货币政策与股市调整而在酝酿之中。而且，这些“僵尸企业”并不都是无名之辈，也并不都是成立没几年的新生企业，某些曾经声誉卓著的“老字号”、具备系统重要性的大公司恐怕也已经堕入了这一行列，大名鼎鼎的通用电气(GE)就完全有可能以“僵尸企业”形象终结，并载入商业史册。

　　不仅如此，随着股市持续大幅度下行，其财富效应最终还将导致居民消费发生可感受的减少。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居民消费是经济增长主动力的国家而言，其经济冲击可想而知。

　　股市下行蕴藏着如此巨大风险，但这一风险在相当程度上又是被特朗普政府一手挑起的中美贸易战而引发的，可谓“不作不死”。正因为如此，在中美贸易战发展进程中，每次升级和每个缓和迹象都会在股市上引发明显的反应，多次反应堪称强烈：

　　2018年11月1日深夜，新华社宣布中美元首就G20峰会安排等通话，中美贸易战迎来重大转机，全球各大股市顿时扭转此前连日跌势而全线飘红，A股市场、港股、美股市值一个交易日里分别暴涨1.33万亿元、l.43万亿元、4.2万亿元，合计近7万亿元，国际金融市场因此称这番电话为“史上最贵通话”。

　　2018年12月21日，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表示，除非中国同意对其经济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否则中美两国可能无法在90天谈判窗口结束时达成贸易协议。此语一出，美国三大股指顿时在交易日的最后一个小时里加速下跌。由于12月21日下跌，纳斯达克指数比8月29日触及的高位下跌了近22%，盘中跌至2017年8月以来最低;标普500指数比9月20日触及的收盘高位下降了17.5%。

　　四、坚定性与灵活性统一应对贸易战

　　中美双方目前正在进行谈判协商，尽管很多人并不看好谈判结果，但还是应当努力争取以合理条件达成双边协议，尽管要冒着对方“弃约精神”的风险。哪怕是当年抗美援朝，中国跟美国也是打打谈谈、谈谈打打，直至最终达成停战协议。

　　中国要坚定应对美方主动挑起的创纪录贸易战，也要保持足够灵活性，特别是要努力保持中美之间的经贸联系纽带。因为经贸利益在国际关系中始终发挥着压舱石的作用，坚决应对的首要目的应该是遏制美方道德风险，避免其因轻易得手而变本加厉，并进一步寻求在政治、军事领域挑起更大摩擦;但倘若断绝中美经贸联系，必然会使美方因无所顾忌而大大提升中美全面政治、军事对抗的风险概率。当初引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是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之争，而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在20世纪初贸易战接连不断，导致奥地利进口的塞尔维亚农产品锐减，奥地利在塞尔维亚进口总额中占比也从1906年之前的六成以上下降到一战爆发前夕的2404，结果是双方商界与激进好战势力关系都日益紧密，塞尔维亚尤甚，最终爆发大战。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接连不断、全面失控的贸易战也与各国之间政治关系紧张相互促进，最终推动了战争爆发。中国要准备好应对极端情况，但首先要汲取历史教训，避免中美关系走到那一步。

　　就是对一手发动对华贸易战并一再打破底线的特朗普本人，也需要冷静、客观、全面看待。他在贸易战中出手非常凶狠，某些举措堪称近乎疯狂，但他内政外交的理念并非全然没有道理，某些主张和举措甚至称得上是拨乱反正。他对外行为方式的确咄咄逼人，但仔细审视其绝大多数诉求，就不难发现其实质并非主张扩大美国的国际责任，而是主张压缩美国承担的国际责任，他是在以咄咄逼人的姿势实施战略收缩。所谓“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本身就是诞生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孤立主义运动的口号。2017年12月发布的特朗普政府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定义了以下四项至关重要的美国国家利益：

　　保护美国人民、国土安全和美国的生活方式;

　　促进美国的繁荣(这篇报告首次提出“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

　　用军事力量维护和平;

　　战略是为了推进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但首先要在国内创造财富和保障权益。

　　从上述定义来看，这四项目标都不是主张对外实施战略扩张，而是眼光向内。正因为他抱有战略收缩、眼光向内的理念，所以才不断提出压缩军费、从海外撤军之类主张。

　　在对华关系问题上，中美贸易战爆发以来，特朗普的一些政敌挑衅中国跳得比特朗普本人还要高，其中部分原因是其理念和利益所致，但还有部分原因是企图引特朗普入瓮，放大特朗普对华贸易战的负面效果，从而打击特朗普本人，反正对华贸易战负面后果的政治责任都会归结到特朗普头上，而不会归结到他们头上。即使是特朗普身边那些对华贸易战极端派，特朗普本人与他们的利益也不完全重叠，因为他们全力追求、推动自己的极端理念时无需顾忌损害自身个人利益，但特朗普必须顾忌，甚至要考虑自保。倘若通观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有可能胜出的政客，特朗普未必没有可能是对中国最有利的。也不能指望美国在可预见的未来出现“亲华”总统，须知美国是当今唯一超级大国，而中国被视为最大潜在竞争对手，能够指望的只能是“N害相权求其轻”。

　　任何谈判都需要双方妥协，不能把符合利益的妥协视为“认怂”。中美峰会之后，双方开始协商谈判，市场盛传中国恢复了购买美国大豆和能源产品。这些传言若是真的，并不表明中国撑不下去了而不得不从美国采购以保障国内供给，而是因为这样做对双方都有利。

　　以大豆贸易为例。2018年中国对美反制措施已经有效地重创了美国豆农，国际市场大豆价格显着下跌。2016、2017全年平均价格为405.4美元/吨、393.4美元/吨，2018年前两个季度平均价格依次为412.0美元/吨、421.3美元/吨，到我国开始向美豆加征关税的第三季度就下跌到了370.3美元/吨，9、10、11月平均价格依次为356.9美元/吨、368.0美元/吨、374.1美元/吨，[6]伦敦市场11月26日为352.0美元/吨，2018年1月7日为350.0美元/吨。但需要考虑，大豆易腐，在美国仓储爆满、很多大豆得不到合理储存的情况下，今年一二季度会不会有很多大豆腐烂，导致市场库存锐减，进而推动国际市场豆价反弹暴涨?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进口合理数量美豆符合中国这个世界头号大豆进口国的利益;如果能把这作为谈判中的一张牌与对方交换其它利益，那对中国就更好。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对国家利益的追求永恒不变，但具体策略必须因时而变。

　　五、结束语

　　中美关系、中美贸易战是中国崛起进程中不可逃避的一道坎，只要策略得当，在保持和增强内部凝聚力、动员能力的基础上，以应对挑战为切入点推动自身改革，不断提高效率，敏锐识别、抓住危中之机，就能经受住考验，保持、甚至增强中国国运上升势头。改革开放以来，从20世纪80年代初债务危机，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政治风波和西方制裁，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到2008年次贷危机，中国已经先后4次遭遇重大外部冲击，但每一次冲击最后都推动中国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的“江湖地位”上了一个台阶;只要努力，这第五次冲击的结果也不会两样。

　　[参考文献]

　　[1]梅新育.中美贸易战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8(3)：1-4.

　　[2]梅新育.读懂中美贸易“休战”背后的潜台词[EB/OL].(2018-12-03)[2019-02-18.]http：//finance.sina.com.cn/zl/china/2018-12-03/zl-ihprknvs8064529.shtml?source=cj&dv=1.

　　[3]梅新育.理性、平等对话方为中美谈判之道[N].国际商报，2018-12-04(4).

　　[4][6]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月报[J].2018(12)：59，274.

　　[5]全球市场面临30大风险[N].参考消息，2019-1-1(4).

　　（来源：《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