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之间这场创造全球贸易史上涉案贸易额最高纪录的史诗级贸易战已然开打。就经济逻辑而言，美方挑起这场贸易战并无经济逻辑可言，因为现在的美国不是处于经济萧条，而是处于经济景气峰顶，已经实现了充分就业，贸易保护不能哪怕是暂时增加美国就业总量，只能对美国经济施加额外的干扰，从产业界的供应链混乱到宏观经济的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不一而足。哪怕是山姆大叔一直神神叨叨的美国贸易逆差，归根结底也不是如其所描述的那样是中国和其他贸易伙伴“不公正贸易行为”所致，而是山姆大叔自己的错，继续维持天文数字军费，甚至还要进一步加码，就是其中之一。

　　美国军费与贸易逆差何干?很有关系。在宏观层次上，美国贸易逆差本质是其国民储蓄过低的表现，美国国民储蓄过低的重要根源之一是美国政府数十年如一日一直是负储蓄部门，美国政府的负储蓄主要又是来源于其军费、社会保障两大开支过度膨胀且布局不合理，军事开支膨胀失控尤其堪称恶化美国财政支出结构的头号“杀手”，进而对美国贸易收支逆差格局定型、不断强化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在产业和贸易的层次上，军费开支过度膨胀通过以下途径恶化美国国际收支。平时，过高的军费开支、过于丰厚的军事合同利润吸引美国产业界把过多的优质资源投向发展军工，民用工业因此相对衰落，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力日益减退，不仅不能继续在海外市场继续攻城略地，就是本土市场，也越来越多地被心无旁骛集中精力发展民用工业的外国企业占据。

　　一旦爆发较大规模战争，陡然涌现的大量军需订单更是要有相当一部分流向外国产业界。如果战场邻近国家和地区恰恰有潜在生产能力，也有强烈的抓住一切机遇谋求发展之心，他们就能抓住这个机遇拿下很大一部分美军“特需”订单，以及美国国民经济“军事化”而腾出来的民品生产、供应市场空间。

　　回顾历史，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到冷战后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美国在二战之后参加的历次大规模战争都对其国际收支产生了相当明显的影响，也有力地推动了后来被美国视为制造业竞争对手的经济体工业、出口增长：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953年7月，中朝方面与美方签署《朝鲜停战协定》。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的1948、1949年，美国货物贸易顺差分别为45.72亿美元和45.07亿美元;朝鲜战争爆发当年(1950年)，美国货物贸易顺差急剧萎缩至3.62亿美元，1951-1953年分别为20.45亿美元、14.96亿美元和4.16亿美元，朝鲜停战翌年便回升至17.14亿美元。正是朝鲜战争带来的“特需景气”，一举把日本拉出了战后萧条的泥坑。

　　--1964年，美国炮制“北部湾事件”，制造了全面、大规模直接参与越南战争的借口。

　　1965年3月，35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越南岘港登陆，美军直接参战的越南战争全面爆发。当年，美国货物贸易顺差从上年的53.84亿美元大幅度下降至35.11亿美元。

　　1968年1月，越南人民军发动“春节攻势”;10月，美军宣布停战，从1969年起开始撤出美军，推行战争“越南化”(包括大力武装南越军队)。1969年，美军开始轰炸柬埔寨，越南战争扩大至柬埔寨。战后美国货物贸易收支顺差的常态从1968年开始转折，1968、1969连续两年，美国货物贸易分别逆差12.87亿美元、9.80亿美元。

　　到1973年签署《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巴黎和平条约》)时，美国货物贸易收支逆差格局已经定型。从那时直至现在，仅越南人民军攻克西贡的1975年一年，美国出现过29.75亿美元顺差，其余所有年份均为逆差。相应地，在越南战争期间，实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这“东亚四小龙”实现了长足的发展，在工业化进程中彻底脱胎换骨。

　　--2001年10月，美军出兵阿富汗，打击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报复911恐怖袭击;2003年3月，以美英为主的多国部队出兵伊拉克;美国由此全面陷入旷日持久的战争。2011年12月，美军大规模成建制作战部队全部撤离伊拉克;在阿富汗战场上，美军依然保持着可观的兵力。也正是在这两场战争期间，美国货物贸易逆差规模接连上了几个台阶：

　　阿富汗战争爆发翌年(2002年)，美国年度货物贸易逆差首次突破5000亿美元大关达到5071亿美元，比上一年猛增571亿美元。

　　伊拉克战争爆发翌年(2004年)，美国年度货物贸易逆差从上年的5783亿美元猛增至7108亿美元，首次突破7000亿美元大关。

　　2005年，美国年度货物贸易逆差首次突破8000亿美元大关达到8316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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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肯定，如果美国不彻底反省过度卷入海外政治军事事务的失误，不大幅度削减已经过度膨胀的天文数字军费，要想有效压缩贸易逆差，注定是缘木求鱼。

　　美国精英阶层中不是没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其实，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或许是因为对美国损耗巨大的朝鲜战争促使他凭借“结束朝鲜战争”承诺而入主白宫的经历，昔日的二战欧洲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威尔总统就意识到当时刚刚初步成型的“军工复合体”对美国国家的潜在危害。在1961年的《告别演说》中，艾森豪威尔威尔总统满怀忧虑地告诫：

　　“我们已被迫创建一个规模宏大的永久性的军事工业，350万男女服务于国防机构，我们每年在军事安全上的开支超过了美国所有公司的纯收入。我们必须警惕‘军工复合体’有意无意所形成的不正当的影响力，而且这不当的权力配置的灾难可能会持续下去。”

　　即使特朗普本人，对此问题也是一清二楚。自从2018年竞选期间起，特朗普就高举“美国优先”这面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孤立主义运动的旗号，不断抨击其前任们轻举妄动没有必要地干预外部事务、卷入在国外的大规模军事冲突，耗竭美国资源，主张集中资源聚焦国内经济建设，固本培元。如在2016年4月27日他第一场面对共和党精英系统陈述其外交政策理念的演讲中，他一再强调：

　　“这些外交政策灾难接踵而至这一切都始于一个危险的想法：我们可以让那些没有经验或者没有兴趣成为西方民主国家的国家成为西方民主国家。”

　　“与其他总统候选人不一样的是，战争和入侵将不会是我的首个本能。没有外交手段就没有外交政策。一个超级大国明白小心谨慎和克制才是力量的真正标记。尽管从未在政府任职，我曾完全反对伊拉克战争，我对此非常自豪，我多年前就一直在讲，伊拉克战争将会使中东地区出现乱局，不幸的是，我是正确的。”

　　又如在2017年1月的就职演讲中，他声明：“我们会同世界其他国家和睦修好。但是基于以下共识：所有国家都有权以自己的利益为先。我们不寻求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人，更期望它能自己发光发亮成为榜样。所有愿意效仿我们的人都能感受到这种光亮。”

　　再如在2017年8月公布的阿富汗及南亚新战略中，特朗普一再强调在阿富汗等国行动目标是打击恐怖分子而不是建设外国国家。

　　再如2017年12月发布的特朗普政府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定义的四项至关重要的美国国家利益：保护美国人民、国土安全和美国的生活方式;促进美国的繁荣，首次提出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用军事力量维护和平;战略是为了推进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但首先要在国内创造财富和保障权益。

　　应该说，上述所有这些主张都体现了他减少在海外军事干预中耗竭美国资源的理念，倘若能够切实全面落实，必定有助于削减美国贸易逆差;问题是他同时又主张大规模更新美军装备，提高军费开支，这就不能不抵销他上述理念主张的效果了。

　　2018年，全球国防费用将增长3.3%，达到1.67万亿美元的冷战后最高峰，其中美国一家军费开支就独占40%之多，而2017年美国实际GDP仅占全球15.40%;这样的格局，无论特朗普如何逼迫盟国提高防务开支贡献，能够持久吗?有如此巨大的、消耗性的防务开支，对美国国民储蓄、进而对其贸易收支影响，可想而知。

　　不削军费，何降逆差?

　　（来源：国际商报2018年7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