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听闻一位美女老同学重返职场，笔者很高兴。所喜者，微观层次上显而易见--她本是大型金融机构的“白骨精”，为相夫教子而转型全职主妇十年，现儿子出国读研，遂重出江湖，变身医疗保健项目投资人，值得鼓励。此外，还听闻一则可喜消息:2017年我国第三产业产出427032亿元，同比增长8.0%，比GDP总体增幅(6.9%)高1.1个百分点；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8322元，比上年名义增长7.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4%。其中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1451元，增长11.0%，比总体人均消费支出增幅高3.9个百分点，占人均消费支出的7.9%。在中国，当居民的衣食住等基本实物消费需求大体满足后，服务消费需求增长注定快于实物消费需求。旅游高增长期之后，医疗保健又会是服务消费需求中快速增长的佼佼者。可想而知，这个行业无论是创业还是投资，已有的市场都很广阔，预期的市场增长率也是“杠杠的”，成功概率较高。不仅如此，我国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保持经济社会活力，保持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的“江湖地位”，迫切需要更充分地发掘利用人力资源。而如何让女同胞在整个生命周期中更好地兼顾家庭生活和工作，应是其中一大课题。

妇女就业本是工业化带来的伟大社会进步，但既要带孩子顾家，又要顾工作，压力之大，常使其顾此失彼。于是，越来越多女性选择辞职，当起全职主妇，其中不乏优秀的职业女性。为保证下一代教育和家庭生活质量，也许这是许多家庭，甚至可能是越来越多家庭的选择；在国家社会层面，这样可能也有利于稳定、提高生育率。但是，当孩子上幼儿园，上学了，特别是读大学了，在全职主妇岗位上功德圆满了，她们中许多人肯定有意重返职场，再觅一份合适工作，这样比待在家里更充实。对国家而言，这有利于充分利用人力资源；而且，若能为全职主妇再就业“趟”出路子，有助于降低、消除年轻职业女性生孩子的顾忌，于优化人口结构的好处不言而喻。

从全球背景考察，二战之后，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妇女广泛就业，生育率也明显下降，以至于欧洲、日本人口生育率已低到无法自我维持的程度。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应该是未能处理好职业女性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兼顾家庭生活和工作的问题，以至于许多职业女性，特别是优秀职业女性选择少生或不生。中国已实现工业化，如能在整个生命周期的跨度上探索出兼顾之路，其世界性、历史性价值不言而喻。笔者注意到，日本民宿等产业越来越多准许清洁工等工种妈妈带娃上班，希望我国更多产业、更多任务种岗位能探索出不损害企业微观效率的主妇再就业之路。

同时，笔者希望教育部门拨乱反正，不要再把学生自我奋斗搞成“拼爹”买学区房之类的教育改革，不要在“减负”旗号下大幅压缩学生校内学习、作业量和在校时间，逼得壮年父母不得不每个工作日提前下班去接孩子，双休日还要带孩子上辅导班，弥补校内“减负”造成的学业不足。

同时，笔者有些隐忧，现在市场化医疗机构越来越多，优秀医生出来创业的越来越多，这是好事。但公立医疗机构面临人才流失压力，若继续放纵医闹，继续在待遇等各方面对医生苛刻，以后公共医疗部门还有好医生吗？

有朋友说，中国看病难、看病贵是错误的，中国医疗是全世界最廉价、最便利的。医生通过高强度长时间劳动，为患者提供廉价便利的服务，保障贫困患者的利益，使其有机会获得高水平医疗服务。所谓“医疗资源过度集中”等问题，恰恰是中国医疗服务廉价便利的证明。朋友的这一观点，被“论敌”断章取义成“敌视穷人”。但平心静气想一想，该观点究竟有无实事求是之处？既要求高水平的医生和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又要求医生的劳动廉价，这样的体系能够持续吗？培养一个医生要多少年的教育和实践啊！所以，对公立医院技术好的医生善待一点吧！市场和投资人都等着挖人，不要逼得他们“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这对于保障普遍医疗服务是个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