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动半个布什内阁”的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华盛顿结束了。双方经过讨论和交流，取得了不少成果。虽然我方尚未就此发布系统的官方陈述，但美国财政部已经就此从扩大市场准入、开放金融部门、增进能源安全、保护环境、强化法制等五个方面总结了此次对话的成果。审视这些成果，我们能够感觉到双方寻找利益交汇的努力。双方商定，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今年12月将在北京举行。

　　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中美之间更复杂的双边经贸关系了：它让双方都从中受益匪浅并成为维系双边关系的最重要纽带之一，但双方却又摩擦频频……但作为发展最迅速的新兴大国与现任唯一超级大国，磨合中美关系、协调两国经济政策都非常重要，但这种协调又必定是艰难的，甚至不无痛苦。

　　双方都确认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着眼于长期战略目标的原则，但在任何谈判和对话机制中，当事双方就近期问题作出一定的具体安排，对于取得国内支持、保证谈判和对话机制平稳持续发展都极为重要，对于互利之中有摩擦的当事双方，取得这种具体成果尤其重要。正因如此，此次对话前夕，美国财长鲍尔森对媒体放话，强调需要取得一些“路标”（signpost）式的成果。

　　由于涉及利益重新划分，要达成这种具体成果又注定是艰难的。在中国对外经贸实践中，我们已经无数次见到这种情况：贸易伙伴内部各方在原则上一致赞同发展对华经贸，一旦涉及具体议题便意见纷繁。要突破这种局面，在最大限度降低副作用的前提下取得最大限度的实际进展，双方就应当遵循以下原则：尽可能寻找双方国内都赞成的措施；对于需要某一方国内作出较大调整努力，或是对某一方潜藏较大冲击的措施，则寻找潜在冲击风险最低的合适时机。

　　在美方所宣布的此次对话成果中，显然，中国扩大进口美国商品、计划就便利中国旅游团赴美开展谈判等成果在双方国内都没有多少异议；两国未来五年内在中国合作建立15个大型煤矿天然气开发利用项目、开发清洁煤炭技术等成果更是功德无量。而某些成果则需要中国作出较大调整努力，或是对中国存在较大潜在冲击风险，尤以扩大金融服务市场开放为最。

　　尽管金融深化、金融开放有其理论上的巨大利益，但此前我们已经多次目睹资本项目和金融服务市场开放失控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今年以来，火爆的资产市场、居高不下的本币升值压力已经使得联合国等不止一个国际机构向东亚发出了潜在危机警报，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可等闲视之。在这种情况下，此次中方决定将QFII投资额度从100亿美元提高到300亿美元，可能会引起一些疑虑，特别是在国内。

　　其实，扩大金融服务市场开放度是长期方向，提高QFII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综合各方面情况来看，目前宣布提高QFII投资额度对我国的潜在冲击并没有初看上去那么巨大。这首先是因为变相内流进入我国股市的国际游资规模已经不小，提高QFII额度在一定程度上不过是追认现状之举，也有助于推动灰色资本流动显示在阳光之下。而“2·27股市波动”之后3月份中国贸易顺差账面统计数据大幅度缩减，也未必不是跨境投资者出走A股市场、回流海外的表现。

　　所有这种现象表明，A股大幅飙升已使跨境投资者降低了对A股市场的盈利预期，不少境外QFII基金投资者选择获利了结。在这种情况下，提高QFII投资额度并不会立竿见影地导致巨额套利资本内流，更不用说额度提高的具体时间、步骤尚未宣布，其间仍然可以设置“防波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