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疏》有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中国人似乎与纺织服装业有不解之缘,以至于我们的祖先骄傲地自称为“华夏”,也就是“衣冠礼仪之国”的意思。中国曾占据世界纺织服装产品生产和贸易的制高点长达两千年之久。
而且,中国现代纺织业自从诞生之初就带有比较浓厚的外向型特征,纺织服装产品长期位居我国出口商品第一把交椅,到2005年,纺织服装产品贸易顺差额仍然高于整个外贸顺差额。早在90年代中后期,中国就已经成为全世界名列前茅的纺织品服装生产与出口大国,堪称“衣被天下”。据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统计,2004年国内纺织业出口企业3.5万家,其中就业者约630万人(占该行业全部直接就业者1900万人的33%),每1.5万美元出口额创造1个就业岗位。而且,中国纺织服装工业的优势还在不断巩固。
在入世之前的评估中,纺织服装行业被视为我国的优势产业,预计能够因入世而获得较大发展空间。鉴于关贸总协定第八轮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纺织品与服装协定》(ATC),各成员方由此明确承担了逐步减少对纺织品服装贸易限制的义务,第九条明文规定:“本协定及本协定项下的所有限制应于《WTO协定》生效后第121个月的第一天终止。届时纺织品和服装部门应全面纳入《1994年关贸总协定》。本协定不得延长”,国内外同行更是一致认为中国将是全世界纺织品贸易“后配额时代”的最大受益者。入世之后的事实证明了中国纺织工业的强大竞争力。2002-2004年,我国“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类商品出口额从578.6亿美元增长至887.7亿美元,增长53%;2005年,我国“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和“服装及衣着附件”两类商品出口额分别为411.27亿美元和738.80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2.9%和19.9%,合计1150.07亿美元;今年1-10月,我国“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类商品出口额1128.69亿美元,同比增长26.6%。而且,我国纺织服装产品出口结构也在不断提升。
也正由于竞争力强大,中国纺织服装工业深刻地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受到了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个方面的忌惮,不仅美欧这些主要纺织品进口国同行,就是其它发展中国家同行也纷纷推动限制中国纺织服装行业。2004年3月,50多个国家的90多个组织在土耳其发布《伊斯坦布尔宣言》,要求世贸组织延长纺织品配额体制,矛头直指中国和印度,最终签署《伊斯坦布尔宣言》的达到了65个国家的115个行业组织。发起《伊斯坦布尔宣言》的16个国家绝大多数都是发展中国家,其中13个来自非洲。这种忌惮最后发展成为2005年中国与美欧纺织品特保争端,虽然这场改革开放以来涉案商品金额最高、在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贸易争端已经结束,但中国与南非、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纺织品贸易争端还远远谈不上结束。
而且,中国纺织服装工业需要面临长期的贸易摩擦环境,且不提世贸组织自身存在较多缺陷,其行动能力颇受拘束,要实现我国通过多边机制而非双边谈判来解决贸易摩擦的目的并非易事;由于某些与我国存在竞争关系的国家和海外同业属于容易受伤害的弱势群体,这种摩擦更容易激化。大多数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结构比较单一,容易受到中国竞争的伤害;即使在作为净进口国的发达国家,这类商品的生产者也属于收入较低的群体,受进口竞争伤害较大。这一点在纺织服装行业表现得比较突出。一些发展中国家货物无论是制造业还是出口贸易都高度依赖纺织服装产业,担忧来自中国的竞争挤占他们的出口市场。在这种情况下,美欧某些势力乐于借口中国纺织服装产品出口高速增长损害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福利而限制中国产品,一些批评者就声称,柬埔寨服装行业2005年以来失业人数达到2.6万,占该国服装行业劳动力总人数的10%。欧盟2005年4月发布的《对华纺织品保障措施指南》(GuidelinesfortheuseofsafeguardsonChinesetextilesexportstotheEU)也提出,之所以要限制中国纺织品,重要原因是要保护孟加拉国这样的小国和突尼斯、土耳其等欧盟周边贸易伙伴。
在美欧,受到纺织服装产品进口冲击的部门和人在经济上属于弱势群体。在美国,据劳工部统计,2004年美国制造业员工平均周薪为658.8美元,纺织业员工平均周薪只有464.85美元,服装业平均周薪为351.28美元,分别比制造业平均周薪低29.4%和46.7%,服装部门工人工资尤其低下。在这种情况下,尽管限制中国产品会让广大消费者付出额外的代价,但仍然有可能在社会上赢得较广泛的同情。毕竟,在不需要打开钱包时,美欧国民能够看到本国企业在进口冲击下关闭、本国工人在进口冲击下失业,从而产生恻隐之心,但他们看不到出口市场对更多的中国工人的意义。中国纺织服装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两个问题
有鉴于此,在入世5周年之际,在全球纺织品贸易的“后配额时代”,中国纺织业必须充分认识到的一点,就是不可能指望在完全的自由贸易环境中依靠传统的数量外延增长方式高速扩大市场份额。毕竟,中国的长远利益决不在于竭泽而渔地开发国际市场,而在于可持续地扩大国际市场份额;而其它许多发展中国家几乎只有纺织服装工业一个产业能够给他们带来比较可靠的出口收入,过分依赖数量外延增长方式扩大国际市场份额,对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冲击很可能远远超出他们能够承受的程度,我国将在国际政治中为此付出近乎毁灭性的代价。转变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我国纺织服装出口贸易的当务之急,鉴于中国纺织服装产业出口比率甚高,该产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很大程度上就是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而要完成这一转变,关键在于提高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和在数量既定前提下提高销售收益两个方面。
(一)管理境外融资渠道,提高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
实现增长方式转变,首先要遏制纺织服装产业投资增长失控的势头。2004年,在对纺织品贸易“后配额时代”的预期驱动下,我国纺织服装产业出现了惊人的投资热潮。仅2004年1-7月整个纺织行业基本建设投资增幅高达132.7%,是2003年同期增幅的1.5倍之多。正是由于过度投资,出口受限对我国纺织服装产业的打击才格外沉重。其实,很多企业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过度投资、盲目扩大生产能力将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但在这种集体非理性的环境中,企业已经陷入了“不过度投资等死、过度投资找死”的怪圈不能自拔,只有来自外部的宏观调控措施才能中断这种死亡游戏。事实上,此前数年,中央政府已经一直在尽力防止出现问题,无论是外经贸主管部门为保证世贸组织主要成员方如期宣布全面取消纺织品贸易配额而付出的努力,还是宏观调控部门对国家控制范围内的国有与定点棉纺企业增加纱锭“控制总量、限制发展”,都体现了这一点。
由于我国还没有具备成熟的货币政策实施环境,不少市场主体对资金成本的变动并不敏感,且过热产业相当集中,我国还不能完全依靠无差别的利率等工具对经济的总需求实施调控,达到调控产业发展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还需要通过直接限制对某个过热产业融资的“点刹”式货币政策来达到目的。然而,宏观调控措施(主要是)同时也加大了突破、规避调控措施的诱惑力:某家企业如果能够通过某种渠道取得融资,那么政府对该行业融资的抑制反而将有助于该企业赢得、扩大行业内相对优势,因为其竞争对手受到了限制。在目前的宏观调控体系中,一个大漏洞就是外资银行和境外融资渠道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于我国中央政府的调控措施之外,因此他们也就成为企业突破、规避调控措施获取融资的主要期望之所在。在目前的招商引资热潮中,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没有国家的明确限制,地方政府必将对本地企业的境外上市计划给予大力支持,提供一切便利,从某些省级政府“大跃进”式的本地企业境外上市计划中就可见一斑。一旦这类行为普遍化,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措施也就随之落空了。相应地,在近年来的历次宏观调控中经常出现这类情况:宏观调控限制住了内资,却促进了外资;限制住了国企,却为民营企业创造了空间。在中央政府努力遏制产能增长失控势头的同时,某些境外融资或外资项目却可以不受调控措施影响。就笔者所见香港证券交易所统计,仅魏桥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一家企业就在2003年通过赴港上市筹资合计24.4亿港元。魏桥公司境外上市所筹资金未必全部用于扩大敏感产品的生产,我也并不认为今年纺织品争端激化系该公司所致,但足以显示出我国境外上市和宏观调控政策之间尚需改善协调。
无疑,通过适当方式对外资银行融资渠道和境外上市融资实施一定程度的管制必定会遭到有关利益集团相当强烈的抵制,我们也不宜直接全面禁止从事合法经营的企业境外上市,但我们要看到,且不提优质企业多数赴海外上市对我国本土资本市场成长的负面影响,也不提境外上市究竟是否有助于改善公司治理和提高效率,更不提企业对境外上市的向往是否出于对股权融资真实成本的误解,而这些误解是否系外界误导所致;境外上市的发展对我国宏观调控措施的有效性也已经构成了相当广泛的新挑战,尤其是对旨在抑制生产能力过剩行业过度投资的调控措施,这种挑战决不仅仅局限于纺织服装产业。
(二)数量既定前提下提高销售收益途径的选择
对于厂商而言,在销售数量既定的前提下,提高销售收益的途径有三条:其一是提升产品质量和档次、创立自有品牌,这条途径的结果是提高对最终消费者的售价;其二是降低生产成本,在售价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利润;其三是进入设计、销售等环节,分享设计、销售等环节的利润。
至少就对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出口而言,纺织服装业转变增长方式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提升产品质量和档次、创立自有品牌的成效。但我们同时必须考虑到,提升产品质量档次策略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市场上的适用性可能相当有限,因为这一策略的结果将是提高产品对最终消费者的售价,而这些国家消费者支付能力有限,廉价、质量尚可的中国商品是全世界亿万这类消费者唯一承受得起的消费品;获取廉价中国消费品也是他们的基本人权;进口国低效率厂商的政治影响力固然不可低估,但低收入消费者群体更为庞大,他们也未必永远是“沉默的大多数”。而欧盟、美国在我国纺织品出口市场中所占份额并不占多数,2004年,我国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出口总额888亿美元,其中对欧盟、美国出口额分别为108亿美元和91亿美元,合计199亿美元,占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出口总额的22%。今年1-10月,我国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出口总额1128.69亿美元,其中对欧盟、美国出口额分别为170.43亿美元和153.80亿美元,合计324.23亿美元,占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出口总额的28.7%。
第二条途径也存在一定限制。纺织企业要降低生产成本,除了内部挖潜之外,无非转移生产能力一途。由于贸易摩擦频仍,且国内劳动力、土地等经营成本的上涨趋势将因人民币汇率因素而进一步提速,国内不少劳动密集型敏感产品(纺织品、鞋类)厂商倾向于向海外转移生产能力以规避贸易壁垒和降低生产成本。而且,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已经达到了一定规模。根据《200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非金融部分)》,截至2005年末,中国近4000家境内投资主体在全球163个国家/地区设立了6426家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572亿美元。而根据《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2004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已达527亿美元,2005年末为645亿美元。由于许多投资者并未经过官方规定的登记程序,可以肯定,我国实际对外投资规模远远超过官方统计。例如,按照《200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非金融部分)》,广西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不过千万美元,但根据金融监管部门统计,该区仅对越南一国的人民币直接投资就有上亿元。在国内相对过剩资本、庞大且仍在快速增长的外汇储备、人民币升值压力等因素驱动下,预计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将步入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然而,我国国内有着完备的产业体系,基础设施良好,无论是熟练劳动力还是原料、辅料、设备等都容易获取,广大的国内市场也有利于企业取得规模效益,其它国家很少能够同时具备上述条件,赴海外投资的厂商总成本反而可能高于在国内经营。纺织品贸易实行配额制度时代,不少中国企业赴海外投资,希望借此利用东道国的纺织品配额;在全球纺织品贸易进入后配额时代前夕,这些企业纷纷撤回国内,就是上述原因所致。而且,对旨在规避贸易壁垒的投资,某些东道国也并不欢迎,如印度政府有关部门已经明确表示不欢迎中国纺织服装企业赴印投资。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赴海外投资设厂,未必能够达到规避贸易壁垒和降低生产成本的目的。而且,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高度不平衡,东部已经出现了丰富的相对过剩资本,但广大中西部仍然处于绝对的资本缺口之中。为了促进国内经济协调发展,在同等条件下,与赴海外投资而言,向内地转移应当更为优先;问题是在面向海外市场时,印度、越南、菲律宾沿海地区显然比我国内地占有区位优势。
有鉴于此,我们要在出口数量受限的环境中提高出口效益,就不能不对进入海外市场设计、销售等环节给予更多的注意力。毕竟,在目前纺织服装产业的全球化国际分工链条上,制造环节利润最低,绝大多数利润落入销售和设计环节。进入销售和设计环节,一方面可以通过自己铺设海外销售渠道、建立设计机构;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并购,直接收购海外(尤其是发达国家)市场上的销售商、品牌商,实现快速扩张。就已经具备了一定实力的纺织企业而言,他们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与其放在降低成本取向的生产领域,不如放到进入销售和设计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