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业和对外贸易的源头已经湮没在久远的历史中而难以确认，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传统典籍、传说乃至日常语言中辨别出许多痕迹。商朝人因善于做生意而闻名，以至于后世将从事此道者一律称为“商人”；周穆王西行直抵吉尔吉斯斯坦草原，又为华夏先民打开了通往外部世界的道路。甚至充斥奇禽异兽、传说成书于大禹时代的《山海经》，根据现代学者考证，实际上也是先民四出探险的实录。在商人们的努力下，当张骞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抵达大夏（今阿富汗）时，惊讶地在当地市场上发现了产自蜀地的布匹和邛崃竹杖，而这些中国货物又是从身毒（印度）转卖而来的。从战国直至明末，中国一直是全世界制造业最发达的国家，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令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始终占居着有利的主动地位。在此期间，中国对外贸易先后发生了三次飞跃，每次飞跃都显著深化了外贸对中国社会与经济生活的影响。

中国外贸的第一次飞跃始于汉武帝时代，那是一个全社会自信向上、奋发有为的时代，那是奠定了统一中国基本格局的时代，那是确立了凝聚中华文明基本秩序两千年的意识形态的时代，也只有这样伟大的时代才能造就张骞、唐蒙这样英勇无畏的探险家群体，他们分别从西北、西南两个方向开辟了丝绸之路和蜀身毒道两条国际商道，卫青、霍去病、陈汤等名将则以其赫赫武功保证了这两条国际商道畅通无阻。此前中国对外贸易不过是少数勇敢商人单枪匹马的个体探索，此后则成为受到强大中央政府保护与支持的国家事业；此前中国与印度和西域的贸易必须几经中转才能抵达最终消费者，此后中国与印度和西域的直接贸易蓬勃增长。通过丝绸之路和蜀身毒道，我们输入了葡萄、苜宿、黄瓜、胡罗卜、汗血马和佛教、魔术，同时源源不断输出精美的丝绸、瓷器等制成品，令远至大秦（罗马）的各国消费者目眩神迷；也令百科全书式的罗马帝国著名学者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公元23—79年）焦虑不已，他将本国经济危机归咎于对华贸易，认为罗马进口中国丝绸等制成品逆差过大，黄金持续外流造成了国内经济危机。西北丝绸之路贸易历经三国、南北朝时代的动乱考验而不绝，在唐朝迎来了它最辉煌的时代。“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王维描绘的景象在千百年后仍然令一代又一代华夏子弟心驰神往，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在国家衰亡之时奋起追求汉唐重兴。

“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柳永：《望海潮·东南形胜》）——创造了神话般物质财富的两宋时代[①]无疑是世界中古史上最富庶繁荣的国家，唐代全盛时期全国共有10余座城市居民超过10万户，两宋时期已经增加到40座，汴京和临安继长安、洛阳和南京之后成为世界上第4、第5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市列珠玑，户盈罗绮”（柳永：《望海潮·东南形胜》），以农业为主体的传统经济结构在两宋时代发生质变，国民经济货币化程度空前提高，政府财政收入70%来自工商税收，在很多方面已经相当接近近代工商社会，“贩夫走卒”之辈也能穿上丝质鞋子，以至于有现代外国学者慨叹，中世纪西欧贵族实际生活水平只不过相当于宋朝开封府守门士兵。在此基础上，以贸易路线转向海洋、贸易商品结构转向日用消费品为标志，中国外贸迎来了第二次飞跃。由于国内经济空前发达而丝绸之路又被西夏隔断，始于汉晋的海路贸易在两宋时期取得了长足发展，并很快就显示出了相对于陆路贸易的优势。在陆路贸易为主的时代，受陆路运输能力之限，中国外贸商品结构不能不以量少价高的奢侈品为主；而在两宋时期的海路贸易中，日用消费品日益崭露头角。宋朝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帆船舰队和商船队，从东亚的高丽、日本到远处西洋的印度、阿拉伯、东非，中国商人和水手在各处海岸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对外贸易的空前发达使之第一次具备了财政上的重要性，局促于东南半壁的南宋朝廷对外贸收入的需求更为强烈，宋高宗赵构以帝王之尊，也津津乐道于“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于民。”[②]南宋绍兴末年（1162年），仅广州、泉州、两浙三个市舶司关税收入即达200万贯，按南宋进口商品关税率7%～10%推算，仅上述三个市舶司年进口纳税货物即达2000万～3000万贯，加上其他口岸的贸易，当时南宋人均进出口贸易额当在1贯以上。

当军事先天不足的赵宋王朝最终沦亡在血海之中后，当瑰丽的宋代文明之花两次凋零在来自朔漠的寒风中之后，那些接收了宋朝航海技术的嗜血武夫们更感兴趣的是把这些技术应用于武力扩张而不是和平的贸易交往。直到明成祖朱棣决心在海外恢复中国的文明形象之后，中国外贸才重新走上正常发展轨道。明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派遣使臣托梅·皮雷斯（Tome Pires）抵达广州，欧洲商人随后相继扬帆东来，欧洲、美洲与中国的直接贸易从无到有迅速膨胀，里斯本—好望角—果阿（Goa）—马六甲—澳门、福建月港（今龙海海澄）／厦门／广州—马尼拉／澳门—墨西哥阿卡普尔科（Acapulco）、澳门—长崎等贸易航道相继建立，中国对外贸易迎来了它历史上的第三次飞跃，不仅对国内生产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通过贸易顺差、白银内流引起了中国财政与货币制度的革命。

直至明初，中外贸易仍以奢侈品居多，自南宋以降，中国大量购买海外珍宝、香料、药材，长期处于贸易逆差，金、银、铜钱大量外流。西人东来后，中国日用消费品获得了广阔的新市场，对外贸易商品构成发生质变，凭借千百年间发展起来的精湛工艺和低廉价格，中国商品在与欧、美和日本各地商品的竞争中一路凯歌，生丝、丝织品、天鹅绒、绫绢、绸缎、棉布、麻织品、珠宝、工艺品、钢铁锡铅制品、硝石、火药、食品、家禽、家畜等各类商品均大量输出，尤其是纺织品表现出了无与伦比的国际竞争力。从英吉利海峡到东非沿岸，从美国切萨皮克海湾（Chesapeake Bay）到墨西哥阿卡普尔科（Acapulco），出土文物和海底沉船中的中国瓷器、纺织品无声地向人们诉说着那个时代中国制造业和对外贸易的辉煌。中国出口的空前增长彻底扭转了中国的国际收支，来自美洲、日本的白银源源不断流入中国，货币金属匮乏的中国消除了自从北宋以来持续数百年的“钱荒”，白银成为全社会通行的本位货币，为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全面建立货币财政制度奠定了物质基础。

当明朝后期中国商品生产、市场交换和社会生活的正常发展全部被天翻地覆的明清鼎革打断之后，当除北京之外的中国所有大城市都被满清军队淹没在血泊之中后，为了维护八旗小集团的部族统治，满清统治者百般扼杀汉族的一切创新开拓精神，敌视中国社会的任何变革因素。在满清统治者眼里，工商实业、科学技术、对外贸易、海外移民一概属于危险因素而应当百般限制，致使中国生产技术、航海技术在很多关键方面不进反退。明代科学家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流传到欧洲之后被法国国王视为瑰宝，显著推动了日本、欧洲制造业技术的发展，在中国本土却因文字狱而失传两百多年，直到清末才从日本重新输入。为了扑灭抗清力量，满清统治者入关后实行了残酷的海禁，从辽东直到广东，用屠刀沿着漫长的海岸线制造了30里宽的无人区；康熙年间一度开放海禁而设立4处通商口岸，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就收缩到了广州一处，其功能局限为向权贵阶层提供西洋奢侈品和正常税收之外的“报效”，为中国开辟海外市场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华侨也被乾隆皇帝轻蔑地称为“天朝弃民”而听任荷兰、西班牙殖民者屠杀。正是在“康乾盛世”的赞歌声里，中国制造业丧失了维持两千多年的世界领先地位，对外贸易丧失了持续发展的基础，昔日高踞全球经济体系顶层的中国沦落到了第三世界，直到英国侵略者用鸦片、洋枪洋炮轰开大门，中国外贸在极端屈辱、极端不平等的条件下被动地走上了血泪铺砌的“发展”道路，中华民族也开始了漫长、艰辛的救亡和“赶超”进程。

[①] 北宋、南宋合称两宋。

[②] 《宋会要》职官四四之二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