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深化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需在坚持1994年分税制改革基本制度成果的基础上，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提出的理顺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改革税制、优化预算管理三大改革任务。本文结合2022年6月“国办20号”文件，研讨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的若干重点问题，在理解“分税制”体制实质内容和坚持1994年分税制改革大方向的前提下，依财政体制的“政权—事权—财权—税基—产权—债权—预算”逻辑链条，讨论了中央、地方分级事权与支出责任合理化问题，与之紧密相联的财政层级问题和向内含省、市县两级的三层级框架过渡问题，以及地方税体系建设、税基配置为主导的财力(含资产收益)划分和加强地方分级预算管理、对地方债兴利防弊等问题。
　　关键词：财政改革 省以下财政体制 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
　　中图分类号：F8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544(2022)09-0004-10
　　〔收稿日期〕2022-08-15
　　〔作者简介〕贾康，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财政学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研究方向为财政理论与政策。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路上的制度变革创新，实际上形成了自“摸着石头过河”始、以“渐进”和“局部突变”相结合，逐渐更多注重配套协同“最小一揽子多轮推进”的实施路径。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在我国几轮重大改革部署的施行中，都合乎逻辑地先行，担当了作为改革“突破口”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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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谈谈自己对于“新阶段加强基建投资的重点、难点和政策研讨”这方面的基本看法。我知道确实存在着由来已久的争议。
　　首先，在新阶段上的高质量发展，是需要有中高速区间的保障速度相伴随的，这样才能够如愿实现“新的两步走”现代化战略目标。那么有效投资对于扩大内需、构建内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形成保障速度同时优化结构提高发展质量、增强可持续发展的后劲，以及很多人关心、我认为关心得有道理的调动消费潜力，应该说具有“关键意义”。我愿意特别强调，现在政治局会议已把这个“关键”的字眼直接表述出来了。尤其是当下，我们应对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央认清的三重压力，很有必要强调适度超前地安排基建投资，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把这一点明确地作为一个工作方针了。今年3月中旬两会过后，李克强总理所说到的“超预期”问题，形成了严峻的局面和挑战，更要求我们要强调有效投资的关键作用。如果没有这个关键问题的正确处理，如果只关注刺激消费，那人们所寄予希望的消费，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那么现在就得正面讨论今天题目里说到的重点。我理解中央其实已经非常清晰地勾画，“新基建”显然是重点。新基建就是为了要紧紧跟上硅谷开创的世界范围内引领创新潮流的“新技术革命”，一定要跟上“新经济”“数字经济”发展的大潮。以数字经济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升级的发展提供硬件支撑为核心内容的这些新基建，中央层面又已给出了七大项重点，比如5G网络，工业和产业互联网，中国已经有国际前沿水平的特高压输变电系统的数字化匹配条件建设，数字化的充电桩系统的建设，数据中心，人工智能中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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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贾康先生在中金公司“中国-东南亚经济与金融论坛”上的线上发言(2022.11.21，主会场在新加坡)。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我们这个单元的主题是“二十大后的展望:中国与世界”。我以研究者定位来和各位做这一视角上的认识交流。
　　不久前中国共产党的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形成了指导全局的政治报告，3万多字篇幅里包含非常全面和丰富的内容，但如果做一个最浓缩的提炼，我认为主题可以概括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而实现新的两步走战略目标，使中国在2035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2049-2050年建成现代化强国。
　　以二十大这样一个推进中国现代化的时间表为背景，“中国式现代化”的表述，是颇有其新意的。政治报告非常明确地指出，这种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和其他经济体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但同时又有中国自己追求和实现现代化五个方面的特色与基本特征--那么讲的就是个性了。这种个性的五个基本特征分别是:第一是人口规模大、任务艰巨而复杂的现代化。第二是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现代化。第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在解放生产力的基础上厚植物质基础发展先进文化，在传承文明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第四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永续发展的现代化。第五是强调了和平发展的现代化，要在合作共赢的取向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五个基本特征后面还跟着有一系列的展开表述，比如说有一系列的关键词，还有相关五大原则，时间关系我这里就不作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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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贾康先生在2022中金投资论坛上的发言(2022.11.16)
　　我以研究者定位就2023开启新局的宏观政策谈四个层次的看法。
　　首先，要简单勾画一下中国经济运行从宏观视野来看，2010年以来的这个下行过程。这里面我觉得至少有四重因素的叠加，下行的整个阶段并没有结束，我们现在仍感觉到下行压力非常明显。四个因素首先要说到2010年中国已经坐稳了中等收入经济体这把交椅之后，合乎一般规律，要经历一个告别经济起飞高速发展阶段而转入追求高质量发展、需牺牲一些速度的这个阶段转换。在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这个指导方针之下，又对应到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出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益提高的战略方针的贯彻。在见到一些眉目、取得了在地方和企业经受阵痛过程中间的结构优化的进步之后，却又来了第二重影响因素，就是美中关系交恶，2018年初所谓的贸易战，迅速演变为科技战、外交战、金融战，甚至有擦枪走火的热战风险因素在影响市场预期。在此之后又是2020年的疫情冲击，而最新近我认为可以称为第四重的下行影响因素，是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结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的叠加，这里面除了客观因素之外，也不可忽视韩文秀副主任言简意赅指出的合成谬误和分解谬误这种主观上需要纠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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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贾康先生在2022中国资本创新(成都)峰会上的发言(2022.11.22)。
　　谢谢主持人，尊敬的到会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好!很荣幸有这个交流机会，我结合着我们这一次活动的主题，把自己的发言确定为这样一个题目，就是更好发挥资本市场作用，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我想从三个层次谈一下自己作为研究者的基本看法。
　　第一个层次要特别地谈一下怎么认识中共中央二十大的政治报告明确提出的“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个导向之下，我们亟需推动资本市场的完善，使之更好地发挥作用。资本市场是长期的资金市场，它是我们要完善和构建高水平发展状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般的学术性表述上讲，证券市场作为股票、债券、投资基金等有价证券发行和交易的场所，是我们所称的资本市场的主要的部分和典型的形态。当然，在实际生活中间，在比较规范的形式旁边，我们也要注意到还有相对来说层次丰富的规范程度不同的更多一些探索和创新发展。
　　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邓小平南方谈话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之后，资本市场在中国得到了多轮发展，公募概念之下的股市有了它的多层次的基本特征，从一开始的主板，到后面的二板-创业板，新三板，区域板块，等等，新近大家注意到了又有北交所，主要面对专精特新企业提供直接融资，丰富了我们资本市场在股市概念下的多样性。还有债券的市场也有一定的发展，私募的直接融资机制也有不少进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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