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企业层次上资产的具体经营以及资产分红、税利分流。

　　“2019中国创投高峰论坛暨金鱼嘴基金街区发展年会”于2019年9月17-18日在南京建邺国际青年文化中心(南京厅)举办。在会上，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发表了《城市经济转型与产业生态链打造》的主题演讲。

　　以下是演讲实录，编辑如下：

　　谢谢主持人，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很荣幸来参加今天峰会，谈一谈《城市经济转型与产业生态链打造》这个主题。

　　首先要说一下探讨这个话题的基本背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虽然已取得了诸多成就，但未来的增长空间还相当可观。在工业化进一步发展过程中，必然伴随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又紧密结合市场化、信息化。从城市经济概念这个视角看，可以按照全球经验总结一下我们现在的城镇化率。如果说按照过去陆续发布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来看，我们已上升到59%这个位置，居于城镇化快速发展期的后半段，然而这几年从中央到有关部门，已经把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城镇化率指标放在首位，那就是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这才是没有水份的城镇化率。如把这两个指标中和一下，我有一个粗线条的判断，中国现在实际只处于城镇化率变化曲线中间位置，充其量也就是50%的真实水平。之前几十年，城镇人口中所包含的常住人口里面，有将近3亿人仍然被称为农民工，他们早已从事城镇非农方面的有关工作，但户籍却还在农村，本人和家庭成员在一些基本公共服务待遇上是受歧视的，没有做到均等化。
……

　　1.国资管理的分类与分层

　　在改革中探讨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建设，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已为我国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我在研究中形成了关于国有资产分类与分层管理的思路，于1991年《财政研究》第5期发表的论文中，作了条理化的阐述。

　　健全与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对于深化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近年我国建立了国有资产管理局，一系列复杂的相关问题也接踵而来，需要认真研讨，以求正确解决。

　　第一，国有资产的分类管理。

　　国有资产是一个内容广泛的总体概念，有必要区分其不同组成部分，进而根据各部分的不同特点采取适当管理形式。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对国有资产作不同的分类，如动产与不动产，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实物资产与证券资产，等等。但是，我认为，从宏观的角度，首先需要把国有资产划分为最基本的三类，即自然资源型资产、公益型资产和经营型资产。

　　2.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

　　在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改革财税体制后，我在研究中形成了推进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的思路。发表于2013年第7期《红旗文稿》的文章中，我指出，上世纪80年代已反复探讨的价税财联动改革，在价格调放基本完成于“治理整顿”低通胀期之后，又乘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东风，推进到打造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体制和多税种复合税制，从源头上不再按行政隶属关系组织财政收入而是让各种类型企业依法纳税、公平竞争，从而正确处理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两大基本经济关系，构建宏观间接调控为主的框架，促成了此后延续至今的我国国民经济的活力释放和又好又快的发展过程。

　　在研究中，我高度重视系统论思维，强调合理的配套改革思路、要领与“顶层规划”和认清中国国情的“非常之局”而寻求高水平的“非常之策”等。

　　1.市场取向的改革与改革的配套

　　关于中国市场取向的改革中改革的配套，我于上世纪90年代前期作了深入思考，于1993年《财政研究》第4期发表的《市场取向的改革与改革的配套》这一研究成果中，我首先指出，改革的主题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放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从总体上说，使市场成为主要的资源配置机制，才能真正发挥企业活力和人的积极性，充分调动各种生产要素的潜力，从而实现高效益和高生产率。走向市场经济的新体制，意味着要对传统体制下的政府职能和一整套管理方式，实行整体性的转轨，由政府对企业的直接控制转向间接调节。并且，这种重大的市场取向的变革，必然牵动政治、法律、思想观念等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产生一系列深刻的连锁反应。这是一项宏大的、需要十几年、几十年甚至更长一些时间才能成功的系统工程。

　　我接着强调，配套是改革的纵深攻坚。

　　编者按：

　　为帮助地方政府和企业更好地理解财税改革精神，适应财税改革要求，由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投资与创新专委会、宾大沃顿中国中心和N+C投融资论坛联合主办，北京市西城区企业和企业家联合会、北京CBD管理委员会参与协办的第五期投融资周末大讲堂于7月20日下午在宾大沃顿中国中心成功举办。

　　本次活动主题是“十九大后的财税改革及其对地方、企业的影响”。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绍荣，毕马威(中国)合伙人邢果欣，北京世纪金工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赵钢，聚焦财税体制改革的意义和影响，分别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和见解。

　　以下为研讨嘉宾对话内容：

　　贾康：谢谢，我再说说自己的基本观点。我前面说到的正税这方面，中国现在是有18种，企业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流转税，还有企业所得税。现在大家都知道，国家在努力降低企业的税负，营改增后还在努力降税率，另外很多企业所得税实际上比美国的企业所得税还低。但是中国企业的负担仍然比较沉重，主要就是正税之外的部分。五险一金，全球比较下来，中国是最高的，此外还有几百种行政性收费。所以，中国企业现在真正减税降负要通盘考虑，要强调看清全景图，看到税外还有五险一金、几百种行政收费，以及还有一些隐性负担，要通过配套改革往下降，否则企业过高的负担很难真正降下来。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按照会议主办方给我出的这个题目，谈一些基本的看法。首先，我还是愿意先强调一下我个人发言的定位。前几天无意中因为有我在微博上转发的关于中国收入分配和财富配置的一条消息，后来就有了社会上成为热点的反响，有人评论的时候说我是财政部高官，转发这个消息有什么什么样的目的;有人加以抨击，说作为一个公知怎么“传谣”。其实这两个定位我想必须要澄清一下：我在财政部系统工作多年，但我从来不是公务员，按照严格的表述，不是官员。虽然按照人事管理，事业单位在改革没有到位的情况下，它必然要有一个行政级别，我曾经在这个行政级别上被定为司局级，但在财政部里绝对不是高官的概念，这是需要澄清的——我现所发表的看法跟我退休前过去工作过的系统的官方观点和态度，毫无关系。另外一个，说到是公知，我个人的理解，中国社会似乎对这个概念有污名化的倾向，说起来好像是一些很偏激的人发表观点。我理解的公知，应该是具有严谨的学术态度和社会责任感，能够独立思考，能够形成对社会有建设性的一些观点的学者。我是愿意以这样一种定义的公知来把自己作为学者定位来发表看法的。所以先向各位表明一下自己的立足点。个人是独立思考，对自己的观点要负责任的(前面所提到的转帖，只不过是觉得人们应该关心中国的收入分配、财产配置优化问题，任何一个帖的内容都需由作者文责自负)。

　　谢谢主持人。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企业家朋友和各位朋友，很荣幸接受邀请来参加我们这次的商会会长灵山论坛，广西是来过多次，前几年参加关于广西作为北部湾增长极的这样一个战略命题的调研到过清州，但这是第一次到咱们灵山，虽然还缺乏了解，但已经感受到了灵山在我们整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事业里它有望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去展现它的一方投资热土的风貌。灵山这么多我们现在值得看重的相对优势，怎么样把这些已经看到的相对优势的有利条件和我们现在时代提供的机遇结合在一起推动我们的超常规发展我觉得是我们这次论坛里大家一定关注的一个思维线索。
　　我也注意到主办方希望我说一下金融创新与高质量乡村振兴这个题目下的认识，我就结合着这样一个角度，结合着在全局来看要推进现代化必然追求超常规发展战略的有效设计和实施，以及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要掌握好金融和金融创新对于我们乡村振兴的重要的支持作用来谈一些基本看法。
　　首先，我先简单勾画一下我怎么看待金融。改革开放初期，那时有个印象深刻的邓小平关于金融的表述，一句话，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邓小平作为这样一个伟大的领袖人物，它的视野当然是全方位的，经济、社会、政治、军事，全球的发展都必然在他的考虑之内，但他怎么对金融给出这么一个高度的评价?让我来做个点评来说，这其实和邓小平他早年就留学欧洲，他后来在他的知识结构里他对于整个经济社会，以及全局的发展考虑有密切的关系。他说话的特点就是特别的简洁。
……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导精神非常丰富，直接呼应社会感受，鲜明地指出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又再次充分肯定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宏观政策方面，强调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而松紧适度的货币政策。

　　我理解，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当下主要是处理怎么松的问题，里面显然含有扩大内需、增加有效投资、支持消费潜力释放的政策意图。接下来，各个地方、各个行业、各个企业集团在贯彻执行中央方针意图的过程中，需要深刻领会中央指导下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牢牢抓住作为矛盾主要方面的结构问题，其实质要求，是对自己所处的特定辖区、特定行业、特定市场领域，形成尽可能高水平的定制化解决方案。需要认清相关的结构性失衡与偏差，有针对性地加以校正，促进高质量升级发展和供给体系质量与效率的提高。这必定要求实事求是地形成定制化可操作的创新发展方案，避免形式主义的、贴标签式的简单思维产生的种种偏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制定和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开始，全党上下纠正“四风”取得重大成效，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显性问题明显减少，但仍然面临反弹回潮压力;特别是形式主义问题，顽固不化，出现了新的变种。党中央、国务院密集发文，全面启动集中整治工作，其中针对的一个重点，就是要克服执行层面的形式主义问题。

　　(本文系贾康先生2018年12月6日在中国政策研究会宏观经济座谈会上的发言)

　　当下的宏观经济运行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刚刚觉得中美贸易摩擦“打打停停”中是停一下、缓和一下，今天一早却又听到了很有冲击力的消息，华为的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任正非的女儿，在加拿大被拘留，而且明确地说美国方面要求引渡过去，非常有冲击力。这种不确定性下，我们考虑下一个年度，我同意前面专家说到的，经济下行是大概率事件，在引导性的目标上，提“6%以上”，我是认同的，经过努力以后，也很有可能达到在6%以上。今年三季度落到6.5%，1-9月份总计还是6.7%，全年完成今年的“6.5%左右”目标还是大概率，明年再往下，提6%或6%以上，我觉得从现在来看比较合适。关键是在这种变化中，应对这种不确定性，我们要赶快着手组织扩大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