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尽可能条理化地围绕这个单元讨论主题作个发言，题目是“全球视野中的新质生产力与区域高质量升级发展”。

　　首先第一个层次，还是需要勾画一下对于新质生产力的认识，有两个维度要综合起来考虑。第一个是咱们已经熟知的“科技第一生产力”这个概念，即科技成果应用方面前沿创新的乘数放大效应，带动阶跃式的升级而带有质变特征的生产力的新水平、新境界、新质态，当然就是新质生产力。另外一个视角，是全要素生产率概念之下科技、制度、数据等和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这些供给侧要素组合的优化所形成的乘数放大效应带动的阶跃式的升级，带有质变特征的生产力新水平、新境界、新质态，也正是新质生产力。这两个视角应是综合的，但第一个视角主要涉及实际生活中的新兴产业、高科技产业，第二个视角就同时涉及到所有的产业了。总书记有关于新质生产力很好的定义式论述，他指出，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

　　依照这样的理解，第二个层次上我谈一下以全球视野看新质生产力。在信息革命、数字化生存和升级发展这样的时代大潮中，我们得承认，是硅谷引领了人类这个信息革命的巨变，最新最前沿的“人工智能+”也正在发力实现再升级。我听到一些权威专家这方面实事求是的分析认识，是我们得正视中国在人工智能+这一波明显是落后的，我们别无选择必须急起直追。中国实际生活中，从全球视野来看追赶这个升级发展前沿状态，有一个重要的契机是什么？是中央已明确表述了一段时间的数字经济头部平台企业“完成整改”。我是很看重这一点的。前面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中国的一些企业努力在互联网+赛道上试错创新，终于其中的少数熬过了痛苦的“烧钱”阶段，出现为数不多但是影响全局的头部企业。后面以蚂蚁金服上市被紧急叫停为标志，进入整改，这是必然会有的发展中一种波浪式从原来高潮进入低潮的变化，这个整改是为了更健康的发展，而中央两年左右之前的时间又非常明确地给出了概念--“完成整改”。头部企业的完成整改在2023年，有新任李强总理亲自主持的这个主题的座谈会。我非常看重这个契机，我们现在于全球视野之下的急起直追，一定是要把完成整改这个事情做到衔接着使头部企业带动整个的专精特新梯队和全中国的产业集群，抖擞精神打开新局面。

　　最新我们听到总书记在他主持的座谈会上专门发问：中国的独角兽新增数下降主要原因是什么？对此我试着来谈一些研究者的可能不完全、不成熟的想法（当然这是需要全面分析的，我也知道有些研究者正试图给出自己的一些分析认识）。我觉得领导人发问的，是非常明显的“问题导向”之下，我们要进一步认清成因从而有的放矢去解决的重大问题。我觉得至少有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

　　第一，我们得承认，在这个最前沿的数字化创新领域里，我们的原创和重大应用创新的支撑力不足。我得到的信息是，中国在数字经济发展这一大波里的原创是极少的，冲出来的头部企业，比如说一开始“一飞冲天”的阿里，还有后面也很有影响的腾讯，他们影响巨大的使外国人惊呼中国人轻易超越了信用卡普及阶段而推出了在商业性金融轨道上普惠金融性质的扫码支付，原创技术就是在美国。我们的国有企业中国移动，曾经注意到这个原创技术，它推出的，当时叫飞信，我的手机上曾不断接到邀约短信，但飞信没有成气候。然而腾讯的微信运用这个原创技术，它却终于熬过了瓶颈期，而在它之前先声夺人的有跟它类似做扫码支付的支付宝这边的阿里，这两个竞争者是互相成就的，逼着对方精益求精，这是中国虽然没有原创、但是有重大应用创新在那时候那个阶段上的支撑力，这是我的一个观察。我们得承认这几年这个方面的支撑力不足。

　　和以上相联系的，有第二，我认为必须指出，我们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这方面条件建设的支撑力不足。在前些年，中央就反复强调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上海自贸区开始的一套原则非常好：企业负面清单，政府正面清单加责任清单--政府这边要自我革命限定行为空间，法无授权不可为，企业那边则法无禁止即可为，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去试错创新；政府自我革命还必须有政府行为事前事中事后全套的绩效考评，那就意味着还得打分，还得有量化，还得对执行者有奖惩的问责制，但是贯彻落实可以说得直率一点儿，还没有见到像样的经验总结。而在三年大疫期间，我们也得承认，在地方、在实际运行层面上的政府行为实际的扭曲是非常明显的，甚至某些阶段上某些地方可以称得上一地鸡毛。现在这个疫情“疤痕效应”的抚平过程中间，人们已经注意到了，即使我们的经济形势总体的指标向好情况之下，税收并没有明显上升，最近几个月还是下降的，而非税收入增长相当可观。什么原因？就是刮地皮。在这样的政府行为规范性明显不足情况下，如果你要来对一个企业倒查多少年去追究它原来在税收方面的毛病，鸡蛋里挑骨头揪住不放，很可能就把这个企业搞死了。这样的营商环境方面的改进，我觉得是不容回避的一个问题。

　　跟前面两个问题相联系，还有第三，就是破解“钱学森之问”的真正前沿创新领军人才的涌现和吸引不足。我们得承认，这些年在教育科技这方面的投入是明显增加的，比如，中国不要说名校，就在地方上默默无闻的一些学校，包括职业教育学校，硬件方面我看到的一般来说，跟欧美相比一点儿也不逊色了，但是真正的、钱学森所特别强调那种领军人才迟迟不能出现这个问题，到现在中国仍然没有很好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后面就有更复杂的需要我们去探讨的非常多的因素了，但这是无可回避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至少上述这三个方面都和总书记之问有关。我们当然就必须考虑怎样在制度创新加上科技创新、加上管理创新、加上思想观念创新的结合中间，来真正有的放矢去解决这些问题。而我认为一个重要的契机是什么？就是中央说7月份要开三中全会，这样的三中全会一定会有对新的一轮中央说的谋划重大改革举措的指导文件，我们需要很好利用三中全会这样的权威指导来打开新局面。

　　第三个层次，我想简要地直接针对着地方政府辖区如成渝双城区域如何打造迈向“新的两步走”的国家战略腹地这个问题，谈一下自己的看法。最新的政治局会议给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发展新质生产力这方面要强调因地制宜。方方面面的重视程度大家都感受到了，讨论也非常多了，媒体上的文章已经汗牛充栋了，而因地制宜是什么？就是要更多考虑在具体的地方辖区，各个行业，各个领域，各个具体场景里怎么样真正贯彻总书记强调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这样一个重大指导方针。我觉得因地制宜四个字应该讲是意味深长的。以我的理解，因地制宜的精神实质是要把创新第一动力紧密结合于高水平的实事求是，在各个地方政府辖区，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各个具体的企业集团的赛道上，在各个具体场景里，要尽可能形成高水平的供给侧定制化解决方案，这是在我们当下扩大内需反周期的同时跨周期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带有挑战性的考验。不可能存在一个拿来就套用的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什么方案，必须是因地制宜做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对于双城这边，我觉得至少有三点我试图提出的参考性建议。

　　第一，在我们成渝和整个四川，还有西南，都有这样的问题：这一波的数实融合、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央早已经强调的新基建大有可为，它是以硬件支撑的不必按照过去理解的梯度推移去赶快形成支撑力的一个条件建设，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腹地，对此尤其需要注重。新基建又必然要和老基建很好结合在一起，像成都城市建设的老基建，可以讲打分应该相当高了，成都、重庆的新基建有没有可能在这上面锦上添花赶快进一步来做？条件是具备的。当然，这种物质形态的新基建老基建的结合，说全了还要加上一个人们已经强调的“制度基建”，就是在我们的成都、重庆、四川，有没有可能在三中全会指导之下我们敢为人先，于制度创新方面我们也显示自己的亮色？那么就变成了新、老基建加制度基建。这样的具体表现，应该是三中全会指导加超长期国债发行中我们的机遇。这个超长期国债它解决的问题，我理解主要就是政府并不适宜直接上阵去支持一些更适合由企业作为主体去试错创新这样的前沿创新项目，但是可以凭借政府相对而言在整个国土规划这方面有相对优势、对所谓一盘棋指导之下的顶层国土开发规划罩着的这些公共设施、基础设施这样一些国家重大战略性支撑条件建设，把这样的项目用30年到50年的可用资金一下覆盖下来以后，形成当下就可以提升经济景气、扩大内需的效应，而中长期一定是优化结构、增加发展后劲带出来的就业从短期到中长期、到长期这样一个优化状态，进而给出我们成渝、西南更好的一个发展局面。我们要乘这个东风--超长期特别国债它资金运用的空间是相当可观的，：要说50年（半个世纪）之后，它现在的一万亿到那时候的还本，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几乎没有什么压力的具体因素了。我们现在想一下，1998年那2700亿当时天文数字的特别国债，现在还算什么问题呢？它的本金到2028年才要还，现在我们整个财政支出盘子已经20多万亿了，那个还本的量到2028年不到一个百分点，小菜一碟了。50年以后，现在的一万亿到那时候绝对是更小的一碟菜。这是完全处在中国有自己的公共部门负债安全区之内、我觉得要充分肯定的一个政府可做的事情。我们西南、成渝要充分利用这个契机。

　　第二，我认为在数实融合之路上，我们首先还要更多注意大力培育地方辖区的专精特新，因为实话实说，谁也不敢说经过努力在成渝、在我们西南什么时候很快就可以冒出一个类似于在杭州、在深圳那样的头部企业--不要说咱们这边，北京的中关村，上海的张江，我早就在注意，中关村的国家级战略规划我是参加研究者，是咨询专家之一，当时我们内部讨论就是要打造中国的硅谷。直到如今有那么多的成绩，但是就是冒不出一个特别能够打开全局局面的头部企业，说明什么呢？这个方面的不确定性，表现在政府这方面是“有意栽花花不发”。我无意来说北京和上海做的有什么严重的问题，他们是非常尽心的，从中关村概念之下在北京星罗棋布的几十个点来看，发展的状态称得上蒸蒸日上，但是它就是还没有冒不出来像杭州的阿里、深圳的腾讯这样的头部企业，这可能是这一轮信息革命创新里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我们的成渝、西南可能首先要特别注意，在专精特新这样看得见摸得着的阶段上对他们的大力发展和培训，这后面跟着的有没有可能冒出来谁也想不到的“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头部企业呢？这是未知之数，但确实又是可加以期待的。政府在这方面应该做的，当然绝对不是说简单的等待，应该是说，在借鉴国际经验发展的过程中间，自己也要争取有所作为。

　　这就要说到我下面的第三点，政府的作为在欧洲和中国这边，都有一个明显跟硅谷不同的经验。硅谷主要只讲政府的开明、宽容、低税、保护产权、公平竞争，欧洲和中国都加上了政府介入的孵化器、创业园区、产业引导基金等。中国在这方面地方政府很多尽心尽力做了很多前期工作，双城在这方面，应该在已经有的基础之上继续努力。但总结这方面的孵化器、产业引导基金等等经验的基础之上，还得承认，这种风险度极高、或者说成功率极低的前沿创新、人工智能+的项目，不是政府作为主体它自己直接去试错创新可能发挥优势的对象，这种试错创新的相对优势，只能认为是归于非政府主体。那么政府应该做什么？要特别注意在我们成渝，在我们西南，要积极引入和发展非政府的创业投资和风险投资，最前沿的称作天使投。就我的了解，阿里公司一飞冲天的时候人们惊呼为风口上的猪，没有翅膀也冲上去了，而它冲过瓶颈期主要靠什么？马云曾经有几个阶段创业都不成功，到互联网+的时候，他到处去找支持的资金来源，人们都把他看成是个骗子，但是据说他只用三十多分钟说动了韩裔日本人--软银的掌门人孙正义，两千万美元天使投资帮助他冲过了那个烧钱痛苦阶段，一飞冲天之后我看到，不到两年的时间段，孙正义手上的股权爆炸式地成为接近600亿美元的财富规模，三千倍的膨胀。但是这种极高的风险只有像这种天使投、风投他们才可以去做，因为他说不定什么时候有可能一下子又跌入失败的谷底。后面听说孙正义在印度有一个大手笔，最后确认走麦城血本无归，他必须把自己手上高质量的阿里股票卖掉去填印度的窟窿。再后来听说他在美国又有一个大手笔，已经不行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又咸鱼翻身，这种过山车式的风险的考验，不要说政府不能经受，国有企业也不适合做，只能由非政府主体，风投、创投、天使投他们来发挥主要的作用。我这个观点曾经在西南的论坛上说过，据说地方政府金融办的一些领导同志听了不大高兴，但我愿意重新说这个观点，我们值得注意这样的经验。所以，我建议在成渝要积极引入和发展创业投资、风险投资。当然，政府这个方面也要继续积极探索产业引导基金，做好孵化器、产业新区等等工作。

　　这些看法尚不够成熟，供各位批评指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