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在经过6年下滑之后再返9%以上，消费物价指数从三季度开始也出现了较明显上升，这已经引起了宏观调控当局的警惕，并出台了一些反通胀与“过热”的措施。然而，对中国经济会否出现过热与通胀仍然存在着较大争论，那么，中国经济是否已经出现了过热并且已引发通胀了呢？

　　就通胀而言有三种类型，即结构型通胀、输入型通胀和由总需求扩张所引发的通胀，这三种通胀有不同的形成机制。在实际经济生活中，通胀的发生可能产生于其中的一种，也有可能是由两种乃至三种通胀共同构成的“复合型”通胀，但其中必有一种通胀居主导地位。自去年三季度以来，中国的物价水平的确出现了显著上涨，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先来看当前物价上涨的构成。从去年9月份以来的情况看，主导物价上涨的因素主要集中在食品和能源、原材料方面，例如今年1月份消费品价格比去年同月上涨3.2%，其中食品价格上涨了8%，非食品价格只上涨了0.7%，而衣着类价格、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价格和交通和通信类价格还分别下降了1.6%、1.9%和1.3%。从工业品价格指数看，今年1月份同比上升了3?5%，而原材料、燃动力价格的上涨幅度为7?2%，其中黑色金属材料价格的平均上涨幅度超过15%，生活资料的价格上涨幅度只有0?3%，而这主要是因为粮油等农副产品价格上涨了14?6%。

　　在目前我国的消费物价统计中，食品价格所占的权重仍达50%，所以食品价格的显著上涨必然会引起消费物价总水平的上升。1999以来，中国农业经历了3年减产、两年徘徊，粮食产量从1998年的建国以来最高点5?12亿吨下降到去年的4?3亿吨。由于1999年以前的连续丰收和农产品库存增加，1999～2002年我国食品价格都是走低趋势，直到去年初才开始出现了缓慢攀升，去年9月才出现了加快上涨情况。农产品价格上涨也有进口因素，由于去年和前年全球气候异常，北美和欧洲的农业生产普遍减产，导致国家农产品供应减少价格上升例如去年我国进口的粮食和大豆等农产品到岸价格都上涨了10～15%。

　　去年由于中国经济增长加速和石油、铁矿等资源类产品国内供应紧缺，引起进口量大增。中国的GDP虽然只占全球的3%，但是在去年全球GDP增量中的比重已接近20%，已经超过的美国为全球第一，去年中国进口的石油已经等于全球新增石油产量的30%，进口的铁矿也占到的全球贸易量的30%和新增贸易量的50%以上，所以中国的能源、原材料进口增长已经引起了全球资源类产品的上涨。自去年9月以来，世界钢材市场的价格水平已经上涨了一倍，基本与国内钢材价格的上涨幅度同步，所以进口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已经成为国内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

　　国内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重化工业时代，去年重工业的增长速度超出轻工业近5个百分点，重工业所占比重已接近三分之二，经济增长方式的这种变化，对石油、电力和钢铁等产业形成的巨大需求，而这些产业的发展则显得相对不足，由此因此价格上涨。

　　所以，目前中国经济中出现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由农产品和能源、原材料等供应不足所诱发的“结构型”通胀，以及由于国际市场初级产品和原材料价格上涨所引发的“输入型”通胀。

　　那么，中国经济目前是否也存在着总需求扩张型通胀呢？

　　出现总需求扩张型通胀的基础是社会总供给小于总需求，其核心是储蓄小于投资。在发达市场经济中，由于收入分配矛盾，财富不断向少数人手里集中，而财富阶层的个人消费总是有限的，即消费增长速度会小于收入增长速度，从而使储蓄的增长速度高于消费的增长速度，所以若新增投资不能吸纳新增储蓄，就会出现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就会出现生产过剩。任何价格上涨都是因为存在供求缺口，总供给小于总需求就会出现持续的物价上涨与通货膨胀，反之则会出现通缩。

　　在传统资本主义经济中，由于生产过剩是常态，所以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总是使用两类国家干预手段来实现总量平衡，一种是通过国民财富的再分配，对高收入人群征税而补贴低收入人群的消费，一种是通过发行国债来增加政府消费。上世纪60～70年代，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也曾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但是发现并不管用，因为只要有剩余产品存在，增发的货币就只会导致物价上涨而不会带来经济增长，就是导致“滞胀”，所以西方宏观经济学认为货币政策只对收缩经济有效而不是刺激增长的有效工具。

　　了解了总需求型通胀的发生机制，再来观察中国目前是否存在这种类型的通胀就容易了，即首先要看中国目前是处在生产过剩还是总供给不足的状态，或者是看投资是否已经大于储蓄。去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虽然出现了26?7%的高增长，投资率高达47?2%，比上年提高了5个百分点，但银行“存差”仍增加到5万亿元以上，仍比上年扩大了1万多亿元，而且外汇储备也比上年增加了1千亿美元，说明自90年代中期以来储蓄大于投资的格局仍然没有改变。另一个可观察的指标是去年货币M1的增长仍然慢于M2的增长，说明被使用的货币财富增长仍慢于货币财富总体的增长。这种情况恰可和中国“吉尼”系数的持续上升相印证。“吉尼”系数是衡量收入分配平均程度的标志，越高则表示分配越不平均。根据有关资料，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吉尼”系数刚过0?2，说明收入分配比较平均，直到90年代初还在0?3以下，但随着改革的深入，从90年代中期开始，在初次分配领域中的收入差距出现了加速拉开趋势，到目前中国的“吉尼”系数已经超过的0?45。日、韩等国在工业化加速期“吉尼”系数也有上升趋势，但都在0?4上下，美国在70年代中期“吉尼”系数只有0?36，90年代中期刚到0?4，上世纪末由于股市繁荣使财富的集中度比较快，到2000年才过0?45，是主要发达国家中最高的，而我国在目前阶段的收入分配差距就已超过了发达国家水平，说明我国不仅难以出现全面的供给不足，反而已经存在全面生产过剩的基础，也说明中国目前出现的物价上涨原因，不可能是来自总需求增长率大于总供给增长率。

　　中国目前的确存在货币供给速度过快的情况，但引起货币增长过快的主要原因不是内生的经济过热，而是由于外生原因，是由于国际直接投资和为炒人民币升值的国际投机资本大举流入中国，这两部分国际资本大约相当于去年全年中国新增外汇储备的80%。在现行外汇管理制度下，流入中国的外资都必须结汇为人民币，就使由外汇占款渠道投放的货币大增。在整个90年代，由外汇占款投放的货币约只占全部广义货币增长的35%，但是去年已增加到90%，可见货币增长的主要原因不是国内因素。当然，不论是什么因素引起货币供给增长超常，都会对通胀构成压力，但去年以来直到目前，央行一直在进行前所未有的正回购操作，就是为了对冲由外部因素所引起的货币增长，而且很成功，表现为在去年经济增长率显著提升的条件下，全年的货币增长并未显著高出前些年的水平。所以，中国目前的物价上涨的原因仍不能追溯到是货币供的增长。

　　由于农产品涨价，今年的春播面积已经显著增加，夏粮可望丰收。如果今年世界气候条件比较好，国际粮价上涨也会刺激国际农产品供给增加。所以，主要由国内农产品价格上涨所引发的消费物价指数上涨将难以延续。由于目前投资需求的增长速度仍比较高，而能源和钢铁等产业的瓶颈制约在短期内还难以消除，因此上游生产资料的价格在年内仍有可能出现较大幅度的上涨，但是由于存在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拉大的背景，广大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水平仍不可能显著提升，所以下游产品仍然会面临长期的需求约束，价格也难以上涨。此外，目前生产资料中涨价最大的产业也是投资增长率最高的产业，在投资高峰过去后就会出现产出高峰，所以目前的“大涨”反而预示着今后的“大降”。

　　由此可以预计，今年随着夏粮上市后农产品价格可能出现回落，整体的消费物价指数将开始出现走低趋势，秋粮上市后物价走低的趋势会则会更加明显。所以，担心中国经济会出现难以抑制的通胀前景是没有根据的，为此而要采取“刹车”措施更是没有必要的。

　　最让人担心是实际是中国可能在未来3年后出现一次严重的“生产过剩”。我在年初曾写了一篇文章《2004：中国宏观调控的困局》，就是说的这个问题。由分配差距矛盾所导致的生产过剩危机在发达市场经济中已经出现了150多年，英国1825年出现第一次生产过剩危机的时候，生铁产量不过50万吨，人均GDP不过300美元，而中国去年的钢产量已过2亿吨，人均GDP已达1千美元，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的经济运行已经转入了市场经济轨道，市场经济所特有的收入分配矛盾已经现实地摆在中国人面前，而发达市场经济从调节收入分配入手防范生产过剩的机制却远未在中国建立。如此，当危机真正到来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既没有思想准备，又缺乏化解的手段。

　　生产过剩危机于价格而言就是会出现严重的通缩，由于各类产品价格水平的普遍下跌，甚至是深幅度下跌，本次投资高峰所投入的资金就有可能难以回收，这种情况会更集中反映在目前价格涨幅高与投资增长率高的部门，例如金属材料的生产和流通部门。本次投资高峰的一个以前没有的特点，是在高投资增长率的部门是以民营企业为主，而民营企业的投资也在大量使用贷款，如果投资难以回收就会在银行体系内部形成大量坏账。过去出现的投资高峰都是以国有单位为主，投资出现坏账国有银行还会以继续增加的贷款来挽救，即传统体制因素会掩盖也是化解了投资失败所形成的银行系统性风险，但这次将会有很大不同，因为国有银行不会去挽救民营企业，投资失败就会立即转化成银行体系的现实风险，从而通过银行体系使生产过剩危机迅速传播和放大。所以，可虑的不是通胀问题，而是两、三年后就可能出现的通缩问题。（2004-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