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2005年年初以来，在中国经济的许多重要领域中相继出现产能过剩，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王建：从理论上说，生产过剩危机的发生缘于收入分配关系被扭曲，由于收入向少数人集中，导致社会储蓄和投资倾向高而消费倾向低，由此放大了生产规模却缩小了消费，这种生产与消费的不对称达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生产过剩危机。从实际情况看，2005年前9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上升到53.6%，银行存差已经达到8.9万亿元人民币，其中2005年以来新形成的存差就高达2.6万亿元，比年初增长了40%，而2003年存差的增长幅度是22%，2004年是29%，这说明收入集中与储蓄过剩的情况自2005年年初以来更加严重，如此，则未来生产与消费不对称的情况也会更加严重。如果这种现象持续下去的话，出现全面生产过剩危机的可能性就很大。
目前需求增长中仍是投资需求占大头。自2002年以来，投资在新增需求中始终占了60%，但是本轮投资周期目前已进入到中后期，当投资周期走到尽头，新增产能会大量增加，由于投资需求回落而消费又无法接替，新增需求就会出现显著萎缩。
有人说目前新上项目还很多，在建规模也很大，中国未来几年即使出现投资增长率回落也是小幅度的。果真如此当然好，但必须看到，近几年投资大幅度增加的动力，是企业对少数短缺领域产品高价格和高利润的追求，例如2003年，中国钢铁工业在工业总产出中仅占7%，可利润却占到22%，普通钢材价格在当年翻了一番，没有这么高的价格和利润增长，也就没有民营企业的“大炼钢铁”热和钢铁投资高达100%的高增长。但是2005年前9个月，钢铁需求虽然仍增长了19%，与2002～2004年的需求增长率大体持平，但钢产量却增长了27%，所以从3月份以来就出现了钢材价格暴跌，中厚板钢材跌到了线材价格，线材则跌破了成本价。前9个月钢铁投资虽然增长了28.1%，但1～ 10月增幅已下降到26.4%，其中10月份增幅已下降到14.5%，已比当月城镇投资增长低了12.7个百分点。这种产能过剩在很大程度上将导致投资的萎缩。
到2004年底，在建项目的投资规模是21万亿元，加上2005年新上的项目，到2005 年底可能会达23万亿元，按2005年8万亿元的投资规模看，够支持三年的投资。但是如果过剩情况不断严重，是否有些项目会停下来？而且即便投资人在看到过剩情况蔓延的时候仍然继续把项目干完，保住了每年8万亿元的投资规模，由于今后新上项目减少，可能还是会出现投资增长停滞的情况。
投资与消费是有直接关联的，因为建筑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过去每百元投资平均会有40元转化成消费，现在用农民工，劳动力成本便宜些，转化成消费的投资只有30元。目前全国建筑业大军至少在6000万人以上，如果投资增长停滞甚至萎缩，这部分人的收入和就业都会受到影响，也会影响到消费的增长。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分配体制的变化，中国的消费品产能开始出现全面过剩。进入21世纪，由于住宅和汽车消费带动，部分生产资料领域出现短缺，引发了本轮投资热潮。但对住宅和汽车的需求，只是一少部分人的需求，无法吸纳全社会的巨大产出，汽车消费在2004年就开始落潮，住宅消费2006年、2007年也会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由于没有充足的最终需求带动，当本轮投资周期结束，巨大产能开始集中释放的时候，如果没有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就极有可能出现全面生产过剩危机。2005 年以来出现的水泥过剩、玻璃过剩、钢材过剩、有色金属过剩和煤炭过剩等，是从天边不断飘来的一块块生产过剩的阴云，对此，我们必须积极准备应对方案。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虽然从中期看，水泥、钢铁、有色金属和煤、电等的产能会较明显地超出需求，但从长期看，还是远远低于完成工业化所需要的水平，所以在危机中显得过剩的生产能力不会被长期闲置和报废，因此有人说，中国是“短期过剩，长期不足”，如果在生产过剩期间，已经过剩产品的投资被市场机制抑制，但对这些产品的需求还会不断增长，过几年需求与供给就可以拉平，例如，直到2002年中国的电力供应还是过剩，但新的经济增长期一来电力供应马上就不足了。
同时，国内各种生产资料产品大量过剩，被挤压到海外找市场，这是导致2005年贸易顺差激增的原因。例如从2005年年初到9月末，水泥、铝、钢材和汽车的出口都比上年同期增长了2～6倍，净出口占新增需求的比重也从近两年的2.5%上升到2005 年前9个月的5%。扩大出口是缓解国内过剩矛盾的重要途径，但最怕的就是在中国出现全面过剩危机的时候，国际市场也出现问题。在美联储第11次加息后，美国房地产已经出现了破裂的征兆，主要表现在美国长期利率终于开始走高，房屋价格自2005年 9月份以来下跌了8%，带动股市中的房地产板块也开始急剧下挫。如果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了，拉动美国需求增长的最后动力就消失了，美国的进口增长就会停下来，中国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也就消失了。而若出口和投资需求同时失速，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会更低。
记者：从宏观调控看，您认为对产能过剩现象应当采取怎样的应对措施？
王建：过剩矛盾的发生机制虽然是分配关系，但是调整分配关系需要较长时间，而过剩是马上要面对的问题，所以不能靠通过调整分配关系解决过剩问题。此外，本轮经济增长是被住宅和汽车两大产品的爆发性需求拉动的，与这两大产品相关最紧密的是能源和原材料两大领域，以及相关的设备制造业领域。现在政府提出要在“十一五”期间提高消费比重，但如果是扩大普通产品的消费，对目前即将发生严重过剩的钢铁、有色金属、建筑材料和能源、运输等领域作用就不大。所以，对付生产过剩危机的办法主要是如何增加社会的“有效需求”。
一是要放宽对住宅和汽车按揭贷款的限制。自2003年以来，为了压抑房地产泡沫，对房地产按揭贷款的扩展实施了很多限制，如果发生过剩危机，这些限制就应当取消，并且应该采取更宽松的按揭贷款政策，例如更低的首付比率和更长的还款年限。目前城市使用按揭贷款方式买房的家庭仅占全部城市家庭的20%左右，使用按揭贷款方式买车的比例更低，如果通过放松按揭贷款条件，促进房屋与汽车的购置，生产过剩的矛盾就会大为缓解。
二是应增加廉价房屋的投资。保持一定的投资增长率是防止过剩的重要手段，但是由于对已经过剩的产业领域继续增加投资是不行的，而上届政府为了启动投资，主要使用了国债手段，对基础设施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目前这些领域也相对接近饱和，因此用增加基础设施领域投资来增加投资也是不合适的。中国到2030年完成工业化的时候，城市人口将达到12亿，将比目前增加8亿人，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大约有一半城市人口居住在政府提供的“廉租屋”，如果在未来中国也有一半城市人口居住政府建设的“廉租屋”，按目前的住宅建设成本，未来25年大约需要投入50万亿元，那么在“十一五”期间中国投入5万亿元、平均每年1万亿元是完全可行的。在中国目前的600多个城市中，目前只有140多个城市搞了“廉租屋”建设，而许多低收入家庭如果没有政府提供的“廉租屋”，恐怕一辈子也难以改善居住条件，所以做这个事情既有利于中短期内的经济稳定，也有利于中国居民的长远利益。（2006-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