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握乡村振兴的战略内容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共11篇，37章，82个专项，这么多内容，如何去理解?这是个难题。我觉得应该从“6+1”方面去理解乡村振兴的战略内容。

　　“6”里的“1”是一个目标，乡村振兴最终要使农业农村实现现代化，实现农业强、农民富、乡村美。“2”是两个发展途径，要通过乡村优先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3”是三个保障。土地制度改革，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投入保障机制的建立，是乡村振兴的三个保障。“4”是“四化”同步，乡村振兴规划是要让农业农村现代化同工业化、城市化同步发展，不能让它落下步。落下步，中国要想迈向现代化、实现中国梦，是不可能的。所有的现代化国家，不可能不实现农业现代化。“5”是五大振兴，乡村振兴要最终实现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各位一定要记住，五大振兴里面产业是引领性的。“6”是六位一体，乡村振兴中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党建是一个有机整体，要一体化推进。

　　“+1”的“1”很重要，乡村振兴规划部署了82项工程计划行动，重点任务是74项，人才、金融是8项，叫74+8，这是很关键的。

　　二、乡村振兴应该围绕的问题

　　乡村振兴应该围绕四短来搞振兴。

　　第一，农业现代化是短腿。我认为，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还有不小的差距。农业现代化缺乏投入主体。国家投入不足以满足农业现代化的需要，各级地方政府不愿意投，农民没有能力投，所以出现了缺位。

　　另外，农业装备水平也不高，劳动生产率低。我算过一个账，2015年，日本的农业生产率人均4万美元，美国是人均5万美元，中国到2017年是人均4600美元，是他们的1/10。劳动生产率不提高，农民的收入就低，农民收入低就不搞农业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还有一个现代化的标志，就是比较劳动生产率，中国目前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只有0.3，而发达国家很高，像美国、德国、日本，几乎向1逼近。一个国家现代化实现的最大标志是非农业、工业、服务业，劳动比较生产率是向下降，降至1，农业是向上提，接近1，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越低，表明现代化程度越低。

　　第二，产业融合难，农民收入是短线的。一直以来，城乡居民收入相对比重在缩小，从3.3比降到2.7比，不过这几年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收入差却在扩大。城市居民收入跟农村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在过去五年里，绝对额从16000元扩大到22000元。

　　现实中，有关部门看的是相对额，农民看的是绝对额。相对额很漂亮，但绝对额差距在扩大，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还有一个问题，城乡居民收入的阶层之间的差距，农村要比城市大。

　　在2000年到2017年，城市按照五等分法，20%的最低收入户和20%的最高收入户，差距在过去的17年扩大了0.9倍，而农民20%的高收入和20%的低收入，扩大了3.01倍，农村阶层之间差距扩大更大。这表明我国低收入人口的集聚在农村。2017年全国人均每天收入在1.38美元的人口是1.18亿人，由此可以推断，农村当前绝对贫困人口有3000万。但我们还必须考虑的问题是，世行认定的贫困线标准是每天收入1.9美元，相对贫困的标准是每天收入3美元。

　　第三，农村公共服务依然是短板。一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目前还比较难。二是在公共品供给上的总量不足，结构矛盾。三是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包括基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比较低，只解决了“有”的问题，没有解决“高”和“优”的问题。比如农民60岁以上，基本养老金85块钱，在当前价格下，根本不能过一个期望的养老生活。

　　第四，城乡二元体制没有得到根本破除，融合发展的机制制度更为短缺。现在中国城乡二元体制、制度隔离已出现文化歧视、生活疏远倾向。

　　前一阵苏州市一个民办小学要撤销，800个农民工的子女没地方上学，经过当地政府协调，把这800个子女安排在当地重点小学上学。这本来是个很好的事，结果苏州重点小学原来学生的家长联合反对，说不允许800个农民工子女在这儿上学。后来经过协调，800个子女专门搞个隔离区，只允许在隔离区上学，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歧视。

　　城乡二元结构这么下去，从制度引起的隔离，到文化歧视、生活疏远，将来中国群体之间的矛盾可能会从过去的远距离的隔离到近距离的对立，这对社会稳定是一个大问题。

　　我们要培养一个橄榄形社会，制度隔离不消除，歧视不解决，橄榄形社会是建立不起来的。

　　三、乡村振兴需要注意的八个倾向

　　第一，强调面子工程，忽视产业引领。好多县是优先重视村容村貌，但乡村振兴规划产业不引领，一切都无从谈起。产业能产生收入，能产生就业，要是没有产业，把村容村貌搞得再好也没用。

　　第二，皇帝不急太监急。各级地方的地方政府忽视市场作用，忽视农民的积极性，农民积极性调动不足。搞规模、搞项目，但真正的振兴主体农民不掌握主动。我前一阵去调研一个贫困县，干部替农民干活。农民说，我们不着急，反正我脱不了贫，责任在你那儿，不在我这儿。

　　第三，贪大求洋追政绩，过分追求标志性建筑。我到好多村庄看，一进村，大牌楼建得非常漂亮，花了几十万块钱，追求面子工程。

　　第四，特色村无特色。一说这个村好，大家就照个相，把规划图拿过来复制一下，所以所谓的特色村不少都是复制品， “倒个洗澡水把孩子也倒掉了”。

　　第五，破坏性开发。无视自然，填湖等，人造痕迹特别重。

　　第六，仿造城市搞农村建设。守着田园绿色仿制城市建公园、建广场。

　　第七，重物轻人。进了村，村容村貌很好，但没人。到好几个地方去看，路面很干净，房子刷新刷白很漂亮，但没人，人气不足。

　　第八，集中上楼，大拆大建，忘掉农民还是种地的人。上楼之后，农民养不了猪，养不了鸡，干不了养殖业。四、乡村振兴应该重点解决的问题。

　　我认为乡村振兴战略应该重点解决农民的三权问题——人、钱、地，也就是说要在振兴过程中，解决农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地权问题。

　　“人”的问题主要是三类人：一是回不去农村的80后、90后怎么解决;二是留下来的人怎么办;三是引人的问题。首先，要给农民更加充分的流动权。当前，80后、90后农民工占流动人口的50%，这些人有知识，有新的视角、新的手段，流动性强，如果这些人的落地问题解决不了，会是很大的社会问题。现在一些城市不给他们落户条件，现在的政策叫“特大城市严格限制，大城市合理确定，中等城市有机放开，小城镇全面放开”。特大城市的人口政策严格了，大城市合理了(按照分)，中等城市有序了(排队)，小城镇放开了(买房子)。可就业却主要在大中城市，这带来了资源配置的矛盾。如果中国再不进行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我们会错过城市化的最佳机会。等这些人到了40、50岁，再让他落户城市也落不了了，既回不去农村，也落不了城市。

　　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哪个城市也不愿意迈出第一步，说“优先放开城市让农民工进城”，因为这样会形成一个洼地，怕放开条件后，大家都来，形成拥挤现象。有测算，一个农民工进城大概需要19万元。

　　对此我的建议是，下一步在某一个时期，除了几个特大城市，所有的城市应该全部放开公共服务待遇，实行城乡一体化。这样就没有了博弈成本。同时要有中央和地方的农民工落户公共成本分担机制，以往谁都愿意享受农民工带来的红利，却不愿意承担成本。这是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留”的问题，就是要扩大现代职业农民群体，目前我们对现代职业农民工培训力度不够。

　　“引”的问题，就是引进外来人才进村。没有足够的吸引力，是很难引进人才的。为此要大力改善就业环境、发展环境、生存环境，吸引人才。

　　从“钱”的角度看，有两笔钱：一笔是政策性的钱，二是社会性的钱。这次《乡村振兴规划》82个项目，需要有7万多亿的投资需求，我有幸参加了这个《规划》的起草。但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有新项目没有新资金。这么多好的项目，公共资金竟然没有增加一分钱。我们每年土地转让资金是5万亿，这是从农民的土地转让过来的，却拿不出几千亿来作新增量，《乡村振兴规划》怎么干?

　　另外，《乡村振兴规划》里的资金是分散的，没有整合。一定要整合，集中用于乡村振兴规划。

　　在社会资金方面，我调查发现，各大银行的低息免息贷款非常好，但发到农户的只有6%，资金太少了，应该扩面。

　　金融，我认为农村的合作性金融应该发展，靠国有金融来解决乡村振兴，现在看希望不大。

　　人是流动权的问题，钱是发展权的问题，地是地权的问题。我认为农民的地应该有充分的地权。具体体现在承包权要人格化，在法律上设定它可转让、可转移、可交易、可抵押。征地一定要按照市场化原则，即使公益性占地也要市场化、第三方评估，地方政府不要再通过地增加财政收入，要断掉这个财源。建设用地、宅基地应该允许农民直接到一级市场交易。宅基地，我认为可以适当放宽，跨社区在县以内可以流转。

　　只有改革的步伐更大，才能搞好农村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