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按照季度GDP增长，呈现出的曲线是一个不规则的M型，经历了两上两下，到2012年第一季度后，经济运行连续26个季度都稳定在8%和6.7%之间，今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长又从6.7%下降到6.5%。综合国内外因素，当前和今后经济运行中存在着稳中向下的风险。

　　当前经济运行受多因素影响有稳中向下风险

　　从外需上看，外部环境变化对我国出口增长不利因素明显增加。自3月份以来，美国对中国出口加征关税强度在不断增加，不但给我国外向型经济带来了直接影响，更在信心和预期方面产生了冲击。因此，今后出口增长可能会出现减缓趋势。

　　再看投资，2000年以来经过多年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我国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进入最后阶段，路水电气网、广场、大楼、公园、码头、港口、机场、车站已经建成，再进行大规模公共投资建设，公共投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在产业投资方面，在中低端制造领域产能严重过剩，投资过度拥挤，中高端领域技术门槛高进入难度大。这种投资需求大势不可改变，不过新兴产业投资和民营投资增长开始加快，会使全社会投资增长率降幅收窄。

　　第三看消费。同投资相比，消费是个慢变量。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没有大变化、社会保障水平没有大提高、消费环境没有大改善的前提下，社会消费增长变动趋势也不会出现转折性变化。目前，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提高的，但实质上是投资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带来的，这并不表明是消费增长加快引起需求结构变化。

　　今后，影响消费的因素有以下几个，一是，前三季度购买能力较高的城镇居民群体人均可支配收入仅增长5.7%，低于GDP增长率。可以预见在此收入增长条件下，居民购买力不会有大变化。另外，央行第二季度对全国50个城市2万个城镇储蓄户调查结果显示，居民收入感受指数、收入信心指数、就业感受指数都比上一季度下降了。上半年只有24.7%的居民选择“更多消费”，而选择“更多储蓄”的人达到43.5%。二是传统产业改造，智能化、信息化的应用对农民工产生了大量替代，使农民来自打工的收入遇到困难。作者去深圳调查，发现手机面板生产用机器人替代，一个车间原来二三百人，现在淘汰只剩下十几个人。还有，一些大城市排挤外来人口，导致就业不充分也影响收入增长，进而也影响消费。三是最近作者去安徽、山西、陕西、河北几个地方调查，农产品市场价格出现了下降，明显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四是有好多人忽视一个问题，收入阶层分化、固化，从需求结构上制约了消费增长。目前，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收入阶层之间差距拉大，导致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快、水平高，中低阶层收入增长慢、水平低。2017年与2013年相比，20%的高收入家庭人口与20%的低收入家庭人口相比，绝对额、相对额都在扩大。对消费带来的影响结果是，中低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但收入低，缺乏购买能力;而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快、收入水平高，但边际消费倾向低，边际储蓄率高。这种趋势要是得不到扭转，消费就不会加快增长。

　　第四从资金供给看，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是资金M1，今年以来，M1增长连续下降，并连续多月低于M2,1月M1增长8.8%，6月份4%，已连续4个月低于M2。它表明当前市场流动性低于去年。今年1月份以来央行已经4次定向降准，释放流动性。同时，市场融资利息也在上升。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矛盾依然突出。与去年相比，今年市场资金是短缺的。作者判断是，资金供给短缺影响经济稳定增长。

　　第五从汇市、房市、股市看，在美元进入升值通道以后，6月13日第7次加息后，9月又加息一次。在此情况下，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在加大，汇率可能会很快破7。“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将是常态，房地产投资增长率下降，商品房销售面积、销售额增长率都在下滑，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都在变弱。再看股市，在暴跌之后虽有回稳，但市场预期不确定，影响人们预期。

　　第六从工业实际增长看，当前在国内需求没有大变化，国际需求受贸易保护因素影响出现了紧缩趋向，这可能会给我国本来就产能过剩的制造业带来冲击，产能过剩将加剧，制造业可能会出现收缩。根据以上分析，我认为今后经济增长走势不会向上，稳中向下风险会继续增加。

　　原有增长机制难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当前，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在新时代依靠原有增长机制和原有调控方式，很难将经济转向高质量增长周期。尽管2012年以来，我们推出一系列稳增长的措施，比如增加货币供给，M2从2012年的97.42万亿增加到2017年的167.68万亿元人民币，五年净增加70.26万亿元，期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增加到82.7万亿元，就是说2012年到2017年GDP增长了40.97%，而M2增长了72.13%。还有，国家推出了十几个工程包，有507个项目，从2014年9月份到2016年底，完成公共投资是7.92万亿。加上去年8000亿元的铁路投资和1.8万亿的水路公路及农村道路投资共2.6万亿投资，过去四年多公共投资共完成10.5万亿元，平均每年超过两万亿元。如此强大的调控力度，但经济增长率趋势却是从8%平缓迈向6.5%左右。

　　这与2008年那次调控情景完全不同。当时政府推出4万亿投资计划，经济增长很快从2009年第一季度的增长率6.2%上升到2010年第一季度的12.2%。为什么?因为，过去30多年里，中国经济增长都是一种机制，投资打头，出口导向，劳动密集型产业主导，经济增长在一种机制作用下有规律变动，下了就扩大需求，上了就需求紧缩。到了2012年以后这种机制不灵了。新时代需要新的增长机制，在原有增长机制下用传统调控办法，推动经济增长效果大幅度下降。所以结论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遇到大的结构性问题，需要动大手术，无法用简单办法来解决。

　　体制机制改革和宏观政策调控重点做大调整

　　加快培育形成新动能是当前经济运行中的重中之重。在以传统制造为主的产业结构主导下，仅靠增加投资、增发货币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必须选择和培育新的增长机制，这就是消费打头，内需导向，中高端产业带动的增长机制。如果增长机制不能及时有效转换，下一步经济增长率还会下滑。

　　经济增长动能的形成，并不是靠单一的扩大供给能力形成的，无论是传统供给还是新兴供给，没有需求侧的响应和对接，只能是形成过剩。因此，经济增长动能是供给与需求的动态均衡对接。在国际市场需求阻力加大情况下，追求供求动态均衡重点要转向国内。从目前看，经济增长新动能的成长和形成，既在供给侧，也在需求侧。从需求侧分析，从三方面可为经济运行带来新的增长，第一，挖掘和释放中低收入群体被收入政策和社保制度长期抑制的补偿性消费;第二，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由人口城镇化和中产阶层成长带来的增量消费增长;第三，由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引起社会消费结构转换，带来了新兴消费需求的增长。与需求侧相对应，供给创新也可从三方面形成新的增长，第一，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培育形成一批对经济增长能起到支撑作用的支柱产业。第二，发展一批能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起到带动作用的战略性产业。第三，发展形成一批能善于创新、对产业升级和产品质量提高有推动作用的创新型企业。这批企业应该是没有所有制歧视的多元化结构。

　　为了实现经济增长机制转换，促进新动能成长。我国的体制改革方向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重点要做大调整。

　　在对外方面，要实行新的对外开放。消费打头、内需导向、中高端产业带动并不排斥对外开放，而是要实现更高层次的开放。在新的增长机制下，作为世界主要一员，中国不可能忽视比较优势，完全生产出自己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还需要从世界进口大量消费品，也要出口我们的优势产品，引进先进关键技术。并且，随着WTO规则的可能变化，中国必须首先是改变自己，适应世界。改革自己不适应自由贸易、与世界贸易规则相抵触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比如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国企从竞争性领域和环节逐渐推出;全面取消出口退税政策。其次是，一个自由贸易的世界是对中国最有利的世界。目前，发达国家之间正在酝酿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推进自由贸易。这对我国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我们一定要抓住机遇，加快进行多边、双边自由贸易谈判，优先同世界主要经济体实现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再次，开展务实外交，少喊口号多做实事，弱化“中国模式”的输出，尽量淡化中国色彩，“闷头做生意，不当领头羊”，避免大国摩擦，避免过多外交成本支出。在新时代，只有实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主动适应世界，才能融入世界，走向世界中心，否则将被边缘化。

　　在财政政策方面，要围绕经济增长新机制形成进行大调整，要做好加减法。减法包括：第一，压缩一些不必要的财政支出，减少一些与居民消费福利关系不大的支出项目，特别是要减少甚至取消那些对居民消费福利有挤压作用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其他支出项目;第二，继续为企业创新和居民消费减税降费。建议进一步加大企业增值税的减税力度，在全面取消出口退税政策的同时，企业增值税率统一下调五个百分点。还有适当降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可考虑较大幅度提高起征点，除增加子女教育、大病医疗等专项扣除外，可考虑将居民首套购房还贷纳入税前抵扣的同时，实施由政府担保的免息贷款政策。还有，应进一步简化个税档次，建议从目前七档减为三档，并降低各个档次的所得税率。第三，凡是开展研发活动的企业、单位或个人，发生研发费都应实行研发费加计扣除所得税优惠政策，并且加计扣除所得税税前比例可适当提高;对有研发活动企业或单位，当年发生基础设施和设备投资，可实行按投资额100%抵扣所得税。

　　加法包括：第一，适当扩大国家财政债券、基金支出规模，为扩大内需和调整经济结构服务。第二，扩大与居民消费直接有关的投资规模，向卫生医疗、康养、教育、生态环境治理投资;第三，在城市公共投资空间变小的情况下，应该将公共投资重点转向农村，开展较大幅度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实施。第四，较大幅度提高城乡基本医保、基本养老的财政补助标准，并适当提高贫困人口的救助标准。第四，加强对各类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为科技创新提供一批先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平台。

　　在货币金融政策方面也要进行适当调整。当前应该在坚持稳杠杆、防风险前提下，为扩大社会消费需求提供便利条件，为实体经济特别是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提供优惠信贷支持。鉴于外需、投资下降，企业融资困难，可适度放宽金融机构的资金供给，可以再行定向降低准备金率。还可通过中期借贷便利(MLF)工具投放中长期流动性。还有，银行应放宽中小企业贷款条件，对农村中低收入人群发放优惠贷款，支持产业扶贫。 为了解决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民间企业“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可由政府发起联合金融机构设立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开展股权投资、再担保等形式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还有，金融领域要进一步降低国有垄断，有序健康发展民间金融业，为金融服务多元化创造条件。

　　深化体制改革，在政府管理方面，要进一步减少政府对市场活动的微观干预，改善企业的营商环境以增加活力，在企业注册登记、施工许可证发放、知识产权交易和保护、资金筹集、税费缴纳、跨境合作等方面，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继续减少不必要的审批事项，增加和提供永久化的便利服务。要重启国有企业改革，改革路径是政企分开、政资分开，从“管一切”转向主要管资本，从进入一切产业领域转向有进有退，在竞争性领域和竞争性环节，要退足退够;在纯公共领域要进足进够。

　　（来源：证券时报）